今日談論“法律語言”，一種社會方言，倘若立足于“現代中國”這一基本語境，置身在漢語法學這一思想譜系，那么，一個不可回避的問題就是，有關于此的語義學思考與法律實踐中對于法律條文的感知之間，存在著甚大距離，而有平民主義立場與精英主義主張的沖突。
一方面，有人強調法律規范的精準與文字表述的典雅，甚至提出了“唯美”一說，顯然屬于精英主義的、“貴族式”的立場。據此立場，普羅大眾看不懂法條，例屬常態。當年法蘭西家庭主婦人手一冊《拿破侖法典》，隨手翻閱、隨時誦讀的神話，不過坊間流言，當不得真。就像吾國輿論，調侃妓女坤包里除開口紅、避孕套，還有某某某的書，一路苦旅，同樣當不得真。另一方面，有人標舉法律的平民主義路線，如果說不是民粹主義姿態的話。此一立場聲稱，法律作為人世規則，一種過日子的文法，應當讓所有人都看得懂，一目了然。在他們看來，最好的法律就是一般平民口誦心知的生活規則，而不離日常，有裨于日用。因而，其行文當力求通俗，達意即可，此外更無他求。否則，便是“法律神秘主義”，而這恰恰違背了法律的人民性。其極端者，甚至儻論無須考慮什么語法與結構，法條應當“為人民群眾所喜聞樂見”。
當今之世，崇尚法條“唯美”，概屬不明所以，同時缺少心肝。申說所謂的“人民性”，言之鑿鑿，義正詞嚴，同樣失之于天真，雖主張者寡，但未必弱。
于是，問題來了。
我們知道，上述兩種立場向我們展示并且把我們逼到了一個死角，即語言本身是意義之網，同時卻又是一切混沌的淵藪。它所承載的是人類的心靈，外化的是思維的流程。日常生活的林林總總，大千世界的紛繁復雜，使得語言對于行為主體及其內在心智的描述一定是紛繁復雜的，其陳述不可能一貧如洗。特別是，法律的根本宗旨在于標榜正義，并進求兌現正義，而正義總是情境性的，也總是一種人工正義，訴諸繁復的法律論證和法律推理。如此方能振振有辭，引人入勝，進而俘獲人心。也就因此，語言仿佛超出了我們的馭控，而另立王國，甚至于對我們指手畫腳。在語言所構筑的“意義世界”和訴諸實踐的“生活世界”之間，就此出現了我們無法抗拒而又難以填平的鴻溝。本來，“規范世界”居中，好像兩邊打個圓場，為殘破的世界遮羞，結果卻兩邊不討好，既加劇了意義世界的縹緲，又讓生活世界產生了隔離感。在此情形下，追求語言，包括法律語言的精準、一統、規范、典雅及其解釋力，強調它們秉具明晰定義等等，其實展示了我們在語言的泥坑中打滾，就是在社會與人生的泥沼中不得自拔的一種意義自救，也是規范世界努力兌現自己有關良善人世的自我期許的苦苦掙扎。
就此而言，“法律語言”，法律家們約定俗成的交際工具，非從天下，非從地出，毋寧，發乎人心，行于人世。欲求其精準、典雅并力爭通俗易懂，可以理解；其模糊、含混與非通俗、不易懂，也很正常。因為，人生和人心就是這樣子的嘛！彎彎曲曲流水，明明暗暗人心。迄其成為一種社會方言，非“專家”無解，正說明大家一起深陷泥沼，自救就是救人，救人其實也就是在自救了！
朋友，一個偉大的文明，包括輝煌的法律文明，一定有自己的規范、典雅、宏博的偉大語言，足以承載自己的浩瀚心靈，講述自家的紛紜生活。因而，若無精準、宏博、雅馴而具有高度承載力的漢語，如何可能會有偉大、精深、典雅而精準的中國式法典文本。輝煌的文明必有輝煌的語言，輝煌的語言才能造就輝煌的法典。所以，法律家們，什么這個那個“初步建成”，小樣兒，時候還早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