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日前印發了《關于依法處理涉法涉訴信訪問題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意見》要求把解決涉法涉訴信訪問題納入法治軌道，受到了全社會關注。學者們對這項改革有什么看法？應該如何推進？帶著這些問題，記者采訪了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院長韓大元。
記者：對涉法涉訴信訪改革，學者們是什么意見？
韓大元：
我參與過有關部門組織的討論。過去對涉法涉訴信訪事項的化解，主要依靠行政主導，甚至要看個別地方領導的重視程度。
學者們的意見是，這種做法一是缺乏時效性，二是不利于樹立司法權威，三是造成司法資源、社會資源的過度耗費。最關鍵是對信訪人實際問題的解決并沒有產生實際作用，造成他在司法程序和行政程序中徘徊，權利得不到保障，有些信訪者甚至付出了很大的代價。基于這些因素，我們認為信訪應該回歸它本來的面目，涉法涉訴問題則應該通過法律程序來解決。
記者：《意見》的核心是實行訴訟與信訪分離制度，把涉及訴訟權利救濟的信訪從普通信訪中分離出來，由政法機關依法處理。這與專家的意見是一致的嗎？
韓大元：
法律問題通過法律解決，應該成為生活的常態。中共十八大強調，要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動發展、化解矛盾、維護穩定。就涉法涉訴信訪問題來講，也要遵循司法規律和程序，在司法框架下來解決。
我認為《意見》的亮點是讓司法和信訪回歸了各自本身的功能。如果老百姓覺得自己的權益受到了侵害，就應該通過法定程序去維權，民商事案件可以提請仲裁，行政爭議可以申請復議，這些不滿意還可以上法院打官司，法院有一審、二審、申訴再審。應該明確，司法才是老百姓尋求權利救濟的主渠道。
記者：社會上有一種議論，叫“小鬧小解決、大鬧大解決、不鬧不解決”。你怎么看？
韓大元：
這的確是信訪人群體中的典型心態，也就是“信訪不信法”，認為只要領導重視了就能解決我的問題。這里邊有三個方面的原因：一是特定的當事人窮盡了法律程序之后，覺得自己的訴求仍然沒有得到滿足，于是就想通過法律之外的途徑要一個說法。如果一個人總是把自己的訴求無限制放大，甚至擴展到法律之外，那他就有不斷上訪的內在動力。
第二，司法公信力還有待提高。個別法官不能嚴格依法行使審判權，導致了一些人對整個司法系統的不信任，這是客觀存在的。
第三，一些領導干部，在信訪問題上特別是對涉法涉訴案件輕易表態。也許這能立即解決當事人的問題，但對絕大多數人來講這是不公平的，破壞了法律規則的嚴肅性。涉法涉訴信訪改革推開以后，更要求領導干部要尊重法治權威，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解決問題，不要干預個案。
記者：中央司改辦有關負責人認為改革“十分復雜，難度很大”。你認為難在哪里？推進改革需要哪些配套措施？
韓大元：
難度大，一是比起單純的信訪，涉法涉訴信訪積累的數量多。二是涉法涉訴信訪事項形成的原因復雜。三是很多當事人對司法程序不信任，覺得司法不能給他帶來救濟和保障，還是希望按照傳統的辦法也就是行政手段去解決。四是改革以后加大了法院檢察院工作的難度。對此，應該做一個詳盡的分類，有的貼著涉法涉訴信訪的標簽，事實上并不是涉法涉訴信訪；還有的看起來是單純的信訪，但背后可能有法律問題。
總的看，不能認為有了這個《意見》，涉法涉訴信訪問題就能一步到位全部解決了。這項改革本身是司法體制改革的組成部分。十八屆三中全會還提出了推動省以下地方法院、檢察院人財物統一管理，建立符合職業特點的司法人員管理制度等改革事項。需要統籌配合，經過一個過程，才能逐步讓法律問題回歸法律。（本報記者 王逸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