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指出，實行統一的市場準入制度，在制定負面清單基礎上，各類市場主體可依法平等進入清單之外領域。推行負面清單對于建設法治政府而言，有何意義？記者就此專訪了中國人民大學常務副校長王利明教授。
負面清單“規范公權、保障私權”
記者：上海自貿區率先在外商投資的準入領域實行負面清單制度，將原來的正面清單管理模式轉變成“非禁即入”的負面清單管理模式，這樣做有何意義？
王利明：負面清單是相對于正面清單而言的概念，它是指僅列舉法律法規禁止的事項，對于列舉以外的事項，法律法規不會進行干預，市場主體有行為的自由。推行負面清單制度，是政府治理模式的重大轉變。
隨著社會的發展，各種新的業態、新的領域不斷出現，市場主體能否進入這些領域，必然成為法律調整的空白地帶。在正面清單的模式下，市場主體能否進入，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政府的自由裁量，由此產生了權力尋租、暗箱操作等社會問題，市場主體的活力很難完全釋放，政府監管的效率也很難提高。例如，乘坐飛機時，安檢人員采取負面清單的做法，列出不能隨身攜帶的物品清單，既保障飛行安全，又提高安檢效率。如果采用正面清單管理模式，就必須一件件檢查乘客行李，一件件進行審批，由于行李種類多樣，這樣的安檢將難以操作。
在負面清單管理模式下，市場主體的行為，除非法律限制，都屬合法；而行政機關的行為，除非法律許可，都為非法，這也體現了“規范公權、保障私權”的法治理念。
制定負面清單必要時應開聽證會
記者：誰來決定負面清單的內容？怎樣正確適用負面清單？
王利明：負面清單的制定也應自覺遵循開門決策、科學決策、民主決策、透明決策的理念，必要時還可以召開由投資者代表、消費者代表參加的聽證會，制定科學合理的負面清單內容。負面清單的設置，必須及時更新，將不需要再進行管制的內容剔除；根據社會經濟發展，需要納入的領域及時列明。
政府的權力是有限的，它只能做法律授權的事，而不是它想做的事；政府的責任也是有限的，法治政府也只能是有限政府。負面清單管理模式必須與政府職權法定配套，強化法治，依法行政，建設法治政府。所謂職權法定，就是指政府的職權和行為方式等都必須由法律作出明確的規定，法無授權不得隨意行為。
就負面清單管理模式而言，法律還要為政府對負面清單的管理提供明確的規則。
立法要為改革預留制度空間
記者：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凡屬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據。在推行負面清單管理模式的改革中，如何做到“于法有據”？
王利明：政府職權法定與市場主體行為自由法定在實質上都是相同的，核心都是要突出“法定”二字。要求“法定”，不僅僅是強調以法律作出明文規定，而是強調要依法治理的社會發展模式。法定不只指立法，還包括背后的一整套制度體系。
改革不斷深化，法治也要與時俱進。許多改革政策是牽一發而動全身的，需要綜合配套措施的及時跟上，這就需要進行完善的頂層設計，立法不能滯后，否則就會使改革難以向前推進，而且也會加大改革所帶來的成本。改革與立法同步，也要求立法本身具有一定的前瞻性，不能僅僅只是確認改革的成果，維護改革后形成的既有秩序，而且還要為改革預留制度空間，并促進社會改革和發展。
要堅持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解決問題，嚴格按照法定的權限、程序行使權力、履行職責，不缺位、不越位、不錯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