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在2014年1月7日“中央政法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提出了四個“決不允許”的要求，此即：決不允許對群眾的報警求助置之不理，決不允許讓普通群眾打不起官司，決不允許濫用權力侵犯群眾合法權益，決不允許執法犯法造成冤假錯案。這四個“決不允許”，無一不折射出當前人民群眾對司法的抱怨與不滿。就民商事訴訟而言，這些抱怨與不滿的一個重要表現就是“訴訟貴”。
“訴訟貴”就是人民群眾為了訴訟而投入的費用太貴，訴訟成本過高，訴訟往往得不敷出。人民群眾打官司，不僅一審要交費，二審也要交費；不僅審判獲得裁判結果要交費，而且執行兌現裁判內容也要交費；不僅要給法院交費，而且要給律師交費。在訴訟中還有額外的其他費用需要當事人開支，例如鑒定要交鑒定費、評估要交評估費、拍賣要交拍賣費、保全要交保全費、公告要交公告費等等。尤值關注的是，由于司法環境尚不夠優化，人民群眾打官司，不僅要依法繳納各種顯性的費用，同時還要花費各種隱形的費用。這些費用加在一起，不用說對于訴訟標的額小的個人當事人來說是一種沉重的負擔，即使對訴訟標的額較大的法人當事人也是一筆昂貴的開支。許多撤訴或和解、調解的案件，與其說是當事人理智選擇或相互妥協的結果，不如說是因訴訟之貴而無奈止步的結果。其實，人民群眾為了打官司，所付出的不僅僅是金錢成本，還更有時間成本、精力成本乃至生命成本。還有許多案件，打了一年又一年，打了一輪又一輪，反復鑒定，反復再審，反復發回重審，一個案件最終當事人拿到手的有多達十多個裁判文書。當事人為此付出的訴訟成本之高、代價之大，是不難想見的。
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人民群眾到法院打官司，理應不致因經濟上的考慮而望訟卻步，更不應因為最終走上公堂而傾家蕩財。在這方面，我國的法律與司法均有較大的努力完善的空間。2013年《民事訴訟法》修改便意識到了這個問題，該法增加規定了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規定了屬于訴調對接的司法確認程序，規定了調解先行程序，增補了小額訴訟程序，擴大了簡易程序的適用范圍。這在很大程度上緩解了“訴訟貴”的難題。但僅僅在訴訟程序上改良是不夠的，我國還應當在相關制度上做出修改和完善的努力，具體建議如下：
（1）繼續完善訴訟收費制度，制定獨立的“訴訟收費法”。建議對行政案件和普通民事案件實行免費訴訟，對生效法律文書進行免費執行，大幅降低商事訴訟和經濟訴訟的收費標準；同時完善司法經費保障制度，著力消除司法審判中經濟利益驅動因素。要深刻地認識到，人民群眾打官司進行訴訟，是他們根據憲法和法律所享有的基本權利，國家應當完善各項法律和制度，降低訴訟成本，保障人民群眾能夠無障礙地行使法律所賦予的訴權，使他們在遇到糾紛和損害時，能夠便捷地“求助”于公力救濟，達到其定紛止爭、消解矛盾和實現權益的目的。
（2）司法機關應當嚴格執行法律的各項規定，使立法上的各種司法惠民、司法救助、司法援助等制度落到實處，不以訴訟標的額大小而選擇性執法。訴訟費用緩交、減交與免交制度應當得到更為廣泛的應用。我們還要大力完善包括法律援助在內的社會保障體系，盡快制定《社會救助法》，使更多的人民群眾能夠享受到法律援助的裨益。
（3）進一步完善法律服務市場，完善律師收費制度，建立健全公共法律服務制度和機構，規范和限制風險代理制度的適用，使我國的法律服務更加體現出社會主義司法制度的公益色彩。此外，還要不斷規范和完善為司法提供服務的社會中介制度，推進覆蓋城鄉的法律服務體系建設，提升鑒定、評估、拍賣、咨詢等專業技術組織和人才的層次和水平，并降低其收費標準，使他們誠信提供各類優質的司法服務。
通過上述各方面的努力，一個較為嚴密的訴權保障制度體系必將很快形成，人民群眾打官司就能擺脫經濟負擔的后顧之憂，切實使人民群眾尤其是弱勢群體能夠打得起官司，使有理的當事人能夠打得贏官司，使打贏官司的當事人能夠實現其勝訴權益，最終使人民群眾在每一個訴訟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
（本文系湯維建委員在全國政協十二屆二次會議第四次全體會議上的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