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瞬間。《刑事訴訟:控、辯、審三人談》在2001年出版時,這種形式的著述在當時系屬首創。該書以其自然融入的現場感、辯駁求真的可讀性、不同觀點交鋒碰撞的全景式呈現,讓不同的讀者能夠各自擷取有用成分,得到了法律人和廣大讀者的認可。如今我們又重聚首再談刑事訴訟法,中國的法治建設、司法環境、法律共同體的培養乃至民眾的法律素養都有了長足進步,已與十幾年前不可同日而語,這既為我們的聚談提供了“水漲”的條件,也提出了“船高”的要求。
十年前,我們三人分別作為律師(中華全國律師協會刑事專業委員會主任)、檢察官(最高人民檢察院公訴廳廳長)、法官(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庭庭長),年齡在增加,閱歷也在增長。現在只有文昌律師還在鐵肩擔道義,活躍在法律工作第一線,我和姜偉轉崗幾次,都已離開了司法工作崗位。這些年,蔣浩先生和一些學人曾多次建議對《刑事訴訟:控辯審三人談》進行及時修訂再版但是因為工作原因、個人原因,都沒能實現。是這次刑訴法修訂的契機,和蔣浩先生的熱心催促,讓我們終于有了十幾年的重聚再談。
刑事訴訟法被稱為“小憲法”,因與公民權利保護息息相關,故而2012年刑訴法修改引起了社會廣泛關注。這中間既有法律人職業性、專業性的關注,也有刑事案件當事人感同身受的體會,還有普通社會公眾對熱點聚焦的討論。我和姜偉雖都已不在司法機關任職,但職業的敏感、法治的情懷一如既往。過往的職業經歷和閱歷的積累,加之對新的工作崗位的體悟,特別是姜偉在政法崗位擔任重要領導職務,可能更有助于我們作為曾經的職業法律人、如今的黨務工作者,從不同的站位、角度,對這部不斷修訂、更加符合國情、逐步臻于完善的刑事訴訟法有更全面、更深切的認識；對體會立法精神,回應社會公眾關切之所思、所慮、所述,也許會更有獨特意義。
正是基于這些考慮,雖然姜偉當時已離開最高人民檢察院,我們仍然啟動了這項工作,仍然從控、辯、審三方的角度展開討論。哪曾想,在討論進行了一輪以后,我也離開了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崗位。
就我個人而言,與刑訴法結緣頗深。1996年、2012年兩次代表最高人民法院參與刑訴法的修改,并主持了最高人民法院有史以來條文最多、篇幅最長的司法解釋——《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制定的前半段工作。在此過程中,我與刑事審判庭和研究室的同事們,秉持忠實立法、客觀公正的立場,盡最大努力通過制定司法解釋來規范審判權的行使、促進程序公正的實現,以體現確保司法公正、推動法治進步的立法精神。在最高人民法院所承擔的工作的性質,以及對刑訴法有效懲罰犯罪和有力保障人權的作用的理解,使我對審判權的行使更加審慎,始終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不敢絲毫疏忽懈怠。
近年來,一些地方出現的趙作海、“二張案”等重大冤假錯案,引發了社會高度關注,也使一般民眾對通過刑事訴訟改革預防冤假錯案產生了相當大的期待。
我國目前的刑事訴訟結構、制度和程序及其背后承載的法律價值和社會功能,是我們在“三人談”中面對疑難和爭議問題時求取共識的最重要基礎。而針對修法后的新情況、新問題,我們力求在深度和廣度上都能在原作基礎上作出更有力度的拓展和延伸。這次聚談,我們三人既有老友重逢的默契和駕輕就熟,也有對新著付梓的盼望。談論中相合處會心微笑,相爭時面紅耳赤,屢屢擦出思想火花,我們為之陶醉,也期待能引起讀者諸君的共鳴。
法的生命在于實施。希望我們這本書能有益于新刑訴法及相關司法解釋、規范的實施,能為控、辯、審法律共同體,為實務界、理論界學人和社會大眾,提供一種探究刑訴法的三維視角。中國法治發展仍在繼續,也必將越來越好。這次“三人談”,也算是我們為中國法治發展所盡的綿薄之力。
(本文為《刑事訴訟:控、辯、審三人談》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