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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秉志:疑罪從無底線不能失守
發(fā)布日期:2013-07-19  來源:法制日報  作者:趙秉志

近期,各地一批冤假錯案被披露和平反。如何看待這一現(xiàn)象?怎樣防范冤假錯案?國外是否有相關機制可以借鑒?帶著這些問題,《法制日報》記者今天采訪了中國刑法學會會長、北京師范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院暨法學院院長趙秉志。

  糾錯重塑公眾法治信心

  “這些冤假錯案深刻暴露了既往刑事司法中存在的嚴重問題,司法機關積極糾錯,反映出我國司法環(huán)境的改善和公正司法的逐步提升。”趙秉志說。

  在他看來,糾正冤假錯案是提高司法權威、加強司法公信力的必要舉措,對于重塑公眾法治信心具有重要價值。是貫徹黨的十八大提出的法治思想的現(xiàn)實體現(xiàn),也是十八大之后我國法治改革的新氣象、新面貌。

  “冤假錯案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沒有敢于直面并切實糾正冤假錯案的決心和勇氣,掩飾錯誤而逃避責任。”趙秉志說,對于冤假錯案而言,雖然正義、公平曾經(jīng)有過缺失,但終究得到彌補,其意義絲毫不亞于本應作出的一項公正判決。

  趙秉志解釋說,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過程,必然是樹立法治權威、約束公權力,加強人權保障和實現(xiàn)司法公正的過程。而糾正冤假錯案,正是通過彌補一個個司法錯誤,糾正國家權力的不當行使,通過國家責任的承擔和對蒙冤者的救濟,彰顯法治在保障人權、約束公權力,并使之重新回到法治軌道上的重要價值。

  “如果說冤假錯案的發(fā)生是對現(xiàn)代法治理念的背離,那么糾正冤假錯案正是貫徹落實現(xiàn)代法治理念的現(xiàn)實表現(xiàn)。”趙秉志表示。

  要恪守疑罪從無不動搖

  趙秉志認為,應以制度完善為根本,努力構建全面、系統(tǒng)的冤假錯案防范機制。

  “冤假錯案中廣泛存在刑訊逼供、暴力取證等問題,主要源于公安偵查活動中權力控制的弱化甚至消失。”趙秉志建議,通過完善偵查階段律師調(diào)查取證權和確立訊問期間律師的在場權等,打破公安機關在偵查過程中監(jiān)督薄弱的環(huán)境。

  在起訴階段,趙秉志提出,可以通過證據(jù)核實等進行審查性防范。大多數(shù)冤假錯案屬于證據(jù)存在嚴重問題的案件,檢察機關通過嚴格審查案件證據(jù)材料,核實案件疑點和證據(jù)鏈條的完整性,可以確保提起公訴的案件已經(jīng)排除了重要疑點,形成了完整證據(jù)鏈條。

  此外,檢察機關應強化對偵查活動的監(jiān)督,嚴肅查處非法行為,確保證據(jù)的有效性。

  審理和裁判是刑事訴訟最為關鍵的環(huán)節(jié),也是避免形成冤假錯案的最后屏障。趙秉志認為,任何“留有余地”的判決,都是對法定定罪標準的直接違反,也是對疑罪從無原則的漠視。

  “要在審判過程中通過嚴格掌握定罪標準等防范冤假錯案。”他說,防范冤假錯案,一要確保證據(jù)鏈條不缺失,二要堅持定罪標準不放松,三要恪守疑罪從無不動搖。

  無法回避的是,貫徹疑罪從無原則往往會給司法機關帶來巨大壓力。趙秉志認為,審判機關可以通過尋求其他方式來減輕壓力,但不能以放棄疑罪從無原則為代價,不能讓疑罪從無的裁判底線失守。

  “在防范冤假錯案機制建構中,處于最基礎、最根本位置的應當是重塑現(xiàn)代法治理念。”趙秉志指出,這需要確立無罪推定原則并拋棄有罪推定觀念,堅持疑罪從無原則并摒棄疑罪從輕觀念,實現(xiàn)限制公權和保障人權的法治目標。

  考評應當尊重訴訟規(guī)律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一些發(fā)達國家是否也有冤假錯案?能否借鑒他們的防范舉措?

  “冤假錯案是司法活動運行中的固有現(xiàn)象,任何一個國家,再完美的司法制度,都難以完全避免出現(xiàn)。”趙秉志說,借鑒不同國家防范冤假錯案的制度,有助于確立更為健全的冤假錯案防范機制。

  據(jù)介紹,日本通過刑事訴訟各個階段建立完善的監(jiān)督、審查機制防范冤假錯案;美國則出現(xiàn)了以糾正和防范冤假錯案為主要任務的、具有一定獨立性的“無辜者運動”,為可能的蒙冤者提供幫助和救濟;英國高度獨立的刑事案件復審委員會制度,在糾正冤假錯案中發(fā)揮了積極作用。

  “與某些法治發(fā)達國家相比,我國不合理的刑事案件考評機制的存在,是冤假錯案形成的重要誘因之一。”趙秉志建議建立以尊重訴訟規(guī)律為基礎,長效化、客觀化、規(guī)范化的績效考核機制,使刑事案件辦理實現(xiàn)法治水準的全面提升。

  同時,建立獨立的冤假錯案糾正制度,使其能夠真正發(fā)揮應有的作用,避免受到其他單位和人員的不當影響;區(qū)分啟動再審與再審改判的標準,建議只要行為人能夠對原審判決據(jù)以認定的證據(jù)鏈提出合理懷疑,打破證據(jù)鏈條結論的唯一性,即可啟動再審。

  “DNA證據(jù)以其準確、唯一等特性被譽為證據(jù)之王。我國應在刑事訴訟過程中,提高偵查科學技術尤其是DNA技術的運用。”他認為,在趙作海案、浙江張氏叔侄等案件中,DNA技術如果能夠得到有效運用,此類案件極有可能會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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