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幽靈，文人法學的幽靈，在中國徘徊�！�
這不完全是笑談。筆者較早之前就觀察到，在當下我國法學界，實際上已經在一定范圍內出現了一種可稱之為“文人法學”的流風。其代表性的學人，可首推朱蘇力、馮象、許章潤、舒國瀅等數位學者，還有一批年輕的學者或學子追隨其后，在“暗夜里穿越”(套用強世功評蘇力語)，以致聚成了一定的群落，形成了一定的氣候，即使還不足以構成一種流派，至少也稱得上一種品流了。
說到這“文人法學”，其標志性的傾向至少可歸納出如下幾種特色:
其一，擅長以流麗的語言、獵奇的視角，甚至精妙的隱喻，克服了法學枯燥生硬的本色。比如朱蘇力教授，本身就是寫詩出身的，自言“一度想當詩人”，從來文辭優美，音韻豐沛，近年來更干脆挺進“法學與文學”的領域，其總體的研究個性，在此方面頗有典范意義。
其二，雖然沒有排斥理性思維，甚至還暗含了“理性的陰謀”，但在一定程度上卻能巧妙地訴諸情感的運用，借以催發其文字作品的感染力，與受眾(特別是年輕學人或學子)的情感多發性傾向之間，恰好形成了某種密切的共鳴關系。
其三，偶爾也表現出對法學學科、尤其是對其中的部門法學本身的某種輕慢的、多少有點“陪你玩玩”的態度，卻在一種蕭散簡遠的風格中縱橫捭闔，暗含機鋒，明顯具有超越性或反思性的思維傾向。馮象教授或許即可謂此方面的代表。
本來，無論是在方法論方面還是在實踐功能方面，法學都擁有許多卓越的優長之處，而歷經磨礪的現代法學尤其如此。但無可否認，法學也有刻板、瑣細、甚至為當代日本比較法學家大木雅夫先生所指出的那種狹隘的特征，正因如此，法學本身也就成為一門容易逼使內部學人走向叛逆的學問。而在法學的叛逆者之中，歷史上也就不乏有人在其他領域里取得了震爍古今的成就，馬克思、歌德、卡夫卡均是這樣的人物。所不同的是，他們叛逆的程度和類型也有所不同，其中既有馬克思、歌德那樣的全面反叛，也有卡夫卡式的叛逆，即雖為稻粱謀而繼續留在法學陣營之內，但卻熱衷于其他志業。
從寬泛的意義上說，“文人法學”也是對正統法學的一種叛逆者，只不過僅屬于一種接近于卡夫卡式的叛逆，而且情節更加輕微。它在一定程度上乃生發于當代中國部分法律學人對本國傳統人文學問的那種揮之不去的鄉愁，為此在一定范圍內也可能是屬于我國法治尚未成熟時期傳統的“人文”與純正的“法學”之間的一種中間過渡形態，但無論如何，它也恰好應合了前述的法治啟蒙主義這一時代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