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4號下午2點30分，著名刑法學家張明楷教授在西政作了題為“刑法學研究中的若干關系”的精彩講座。張明楷教授從強勢理論與弱勢理論、學說之爭與學術共識、學術批判與自我反省、價值判斷與邏輯結論、直覺與理由、形式與實質等六個方面的關系展開了思想渾厚、風趣幽默的論述，贏得了在場師生的陣陣掌聲。張教授認為，我們需要重視弱勢理論，知識需要爭論，我們要有批判性思維，我們要認識到自己的結論究竟是價值判斷還是邏輯結論，直覺對刑法判斷很重要，學習法律不能僅僅看到法律的定位而是要看到法律的實質。學生們積極地就如今是否有真正的學派之爭、四要件的缺陷、死刑的正當性、具體符合說與法定符合說的區別等問題向張明楷教授請教。通過這場講座，學生們在刑法理論、如何學習刑法、如何做學術等方面有了許多有益的收獲。
刑法學研究中的若干關系——張明楷教授講座錄音稿
梅傳強：非常榮幸的請到我國當代著名的刑法學家、刑法大師，也是我們教育部長江學者，全國十大青年法學家，也是全國首屆杰出的人文社會科學家張明楷教授來我校做學術講座。對于張老師，我想不用做過多的介紹，大家跟我一樣，都非常熟悉，即使沒有見過張老師本人，但是我們經常在書上、雜志上見到張老師的學術思想，從這個角度講，張老師不僅是刑法的名家、大師，更是名師，所以，我們喜歡叫張老師。由于人比較多，在場張老師的粉絲也特別多，在講座過程中及講座結束后，請大家自覺的維護好秩序，注意安全。今天參加講座的，除了我們刑法教研室的所有教授、所有老師、我們的博士、碩士研究生，還有部分的來自實踐部門的法官、檢察官以及其他專業的研究生和部分本科生，那么我們首先用熱烈的掌聲歡迎張老師來我校做講座。為了秩序，我們選張老師的粉絲代表給張老師獻花。下面有請張老師講座。
張明楷：
女士們，先生們，下午好!
雖然平時我很不情愿到大學做講座，但是今天我真的是特別高興來到這個講臺上和大家做一個交流，你們可能會問為什么不愿意到大學去做講座，因為我的一些觀點在很多人看來屬于劍走偏鋒，或者故意標新立異，跟很多大學老師的觀點都不一樣，我一到大學講，就和一些大學的老師給同學們講的觀點很不一樣，于是就很嚴重的擾亂教學科研程序，甚至導致教學科研無法進行，幾乎都會符合刑法200條的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的構成要件。我的一個博士生，已經畢業了，他跟我也說，跟很多同學也說，他的原話是，“我所有的文章只有批判了張老師才可以發表，如果那篇文章沒有批判張老師，寄到哪個雜志社哪個雜志社都不發表。”上海有一個大學的學生在國外交換的時候遇到了清華的一個學生，那個學生剛好是我指導的，他就問我的學生導師是誰，我的學生說是張明楷，他說，“噢，我們上了一年的刑法課，我們的導師從頭到尾批判張明楷就批判了一整年，結果到頭來我什么都沒有記住，就記住了一個張明楷。”這就是我不太愿意到很多學校做講座的原因，我的確在司法機關做講座做得稍微多一點，但是一個地方的法院、檢察院讓我去做講座的時候，我幾乎從來不跟當地的大學的老師坐一室，我不是不想見這些大學老師的朋友們，我是擔心擾亂他們的教學秩序。今天真的是很高興，尤其是這么多老師和同學跟我在一起，梅老師跟我講的是要我給研究生做一個講座，所以呢，我是從研究方法、研究立場等等角度，準備了一個題目——刑法研究中的若干關系。我接下來，就開始講幾個關系。
第一，強勢理論與弱勢理論。
有的理論很強勢，比如說誰都那么說，或者說它是通說;有的理論它很弱勢，你可能在很多地方難得找到這種理論，或者你找到了，你會發現沒有多少人贊成。我在這一點里面想講的是什么呢，我想說的是，研究刑法也好，研究其他法學也好，乃至研究其他的任何學科也好，一定要從弱勢理論入手，要把弱勢理論做強做大，這樣的研究才有意義，我想說明的是這個問題。我們刑法理論有很多很強勢，比如說，社會危害性是本質特征，說一個行為構成犯罪的時候，我們就說社會危害性嚴重，說無罪的時候我們就說刑法不可以擴大打擊面，刑法要有謙抑性，不愿意仔細分析構成要件，就說無罪的時候就說對方的觀點違反罪刑法定原則，區分不了有罪無罪的時候，就來一個有利于被告，當人們介紹國外學術的時候，然后就會說國外不行，要有中國特色等等，有很多。
我們很多人習慣于認為，如果一個理論、一個觀點得到了廣泛的認同，沒有受到批判，就認為它是很權威的，就認為它是很有價值的。很多學者也希望自己的學說能變成通說，其實，我覺得，如果一個觀點、一個學說不可能受到批判，我覺得沒有任何用，它最多只是一個最常識性的一個表述，是沒有意義的。比如說，我經常舉的例子，什么叫著手，開始實施刑法分則所規定的構成要件的行為，這句話有用嗎?沒用!很多司法機關的同志經常給我打電話，問這個那個案件的著手，我就問他，什么叫著手?他說開始實施刑法分則規定的構成要件就是著手，我說這句話有用嗎，他說沒用。為什么沒用呢?它太“對”、太“正確”!于是，開始殺人是殺人罪的著手，開始放火是放火罪的著手，開始盜竊是盜竊罪的著手，它說了什么呢?它什么都沒說，所以它沒有用。再比如說，我們以前講“懲辦與寬大相結合”這個刑事政策，可是你想一想它說了什么呢?該懲辦的懲辦，該寬大的寬大。即使我們現在講的“寬嚴相濟”，它又能說出什么呢?我不明白，但是我覺得它千真萬確，可是我覺得它用處不是很大。或許有的人講，我們現在運用“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時實際上做了很多改變，我覺得真正來說，做出改變的并不是我們口頭上所說的“寬嚴相濟”，而是在“寬嚴相濟”的概念下，再強調刑罰的輕罰，強調要寬，可能是不敢這么說而已。我剛才講，凡是超出基本常識的觀點，總是會受到批判，而一個觀點有沒有價值，就是看它有沒有可能受批判，能夠證偽的學說才是有用的學說。如果我們所有的人都只站在強勢理論一邊，都只站在通說一邊，學術不可能發展。大家想一想文化大革命，只有一種學說，不可能有對這種學說的批判，大家全部站在一邊，可是到最后，大家發現，我們現在來看，盡管文革沒有什么法學，那個時候有哲學，有其他的很多的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留下來的有價值嗎?沒有價值。我們現在有多少人去引用文革時代的那些人文社會科學的成果呢?沒有。就是因為所有的人都站在了一邊，沒有人敢講弱勢理論，沒有人把弱勢理論做大做強，讓弱勢理論去和強勢理論對抗，然后再讓強勢理論再發展，不是這樣的。我打一些比喻，比如說，我覺得學術共同體的人，就像坐在一只船上一樣，如果我們都坐在船的一邊，這個船百分之百要翻的，是不可能往前行的;當船的一邊坐了很多人的時候，一個人發現了這樣的危險，然后站到另外一邊去并且帶領一部分人坐到船的另一邊，這個人一定是做出了很大貢獻的人。如果說這個比喻不恰當，我還可以舉別的比喻，當然也可能不恰當。某個領導要把上海做大做強，上海已經很大很強了，他要把上海所謂做大做強，這個貢獻的不大;如果某個領導要把廣東的湛江做得比廣州、上海還要大還要強，這個人一定很偉大。所以，總是在維護強勢理論，總是站在通說的一邊，這個貢獻微乎其微，甚至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