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制定司法解釋的方式是出臺一部法律后面跟一部司法解釋，這種現象已變成了‘二次立法’。這次清理對法院和檢察院來說是一次難得的糾偏，是規范和改進司法權特別是司法解釋權正確行使的一次機會。”徐顯明委員直言。
全國人大常委會日前聽取審議關于司法解釋集中清理工作情況的報告，全國人大常委會組成人員分組審議了該報告。徐顯明委員在發言中作了上述表示。
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于2011年啟動了司法解釋集中清理。清理中，最高法院梳理出單獨和聯合制發的司法解釋、司法解釋性質文件以及其他規范性文件3351件，納入清理范圍的有1600件，其中確定廢止715件，修改132件，保留753件。最高檢察院梳理出1000余件，納入清理范圍的有452件，其中確定廢止102件，修改55件，保留221件，另外還有74件文件轉由其他主辦部門進行清理。
信春鷹委員說，我國的司法解釋體制是1955年確定的，1981年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了關于司法解釋的決定，定位為具體適用法律問題中的解釋。“但在實踐中，卻造成了法官不看法律，就等著司法解釋下來再判案的情況。”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經形成，提高立法質量的重要標準就是法律要管用。按照這樣的立法要求，以后司法解釋的量會減少下來，因為法官一看條款就明白了，不用等著司法解釋再來細化。”信春鷹委員強調。
任茂東委員指出，目前司法解釋存在過多過濫、司法解釋越位行使立法權等問題，有必要進行深入清理。“司法解釋應當遵從法律文本的權威，但有些司法解釋往往對法律根本未予規定的事項作出補充規定，實際上越位行使了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的立法權。”他進一步建議，為樹立法律、立法解釋的絕對權威，制定司法解釋應當嚴格限制在確有必要的范圍內。對于應由全國人大常委會進行立法解釋的問題，“兩高”應當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立法解釋的議案，不能自行作出司法解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