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學者不僅應當具有詩人的氣質,而且應當具有文人的情懷。論文更多的是需要哲思,而隨筆則更多的是需要文心。從吳情樹的隨筆來看,可以感覺到他在知人論世當中,具有某種悲天憫人的筆觸……《法律的斷章》是吳情樹的閑言碎語,盡管可讀;我還是更期待著吳情樹的高頭講章早日問世
□陳興良
3月初,吳情樹來電囑我為其學術隨筆集《法律的斷章》作序,我答應了下來。未及動筆,從3月10日到3月16日我到臺灣國立政治大學參加了一個刑法研討會,從金門返回廈門,在廈門大學法學院辦一場講座。正好與在距離廈門不遠的泉州的華僑大學法學院任教的吳情樹見了面。雖然我與吳情樹見面不多,但我經常通過法律博客獲知吳情樹的學術動態,也算是間接地了解了吳情樹的個人情況。這次見面,又增加了一些感性認識。對于作者的深入了解,才能更好地理解其作品。當然,這也并不是說吃了一個好雞蛋,一定要拜見那只生蛋的老母雞。對于寫序來說,對于作者的更多了解是更為必要的。
隨筆是論文的“放假”
吳情樹的大作取名為《法律的斷章》,“斷章”一詞似乎容易引起誤解,其中最大的誤解是斷章取義,而斷章取義被認為是一個貶義詞。其實,“斷章”是中性詞,其貶義出自“取義”。斷章是指一篇文章的一個段落、一首詩詞的一個聯句。著名詩人卞之琳寫過一首廣為流傳的詩,其題目就是《斷章》:“你站在橋上看風景,看風景人在樓上看你。明月裝飾了你的窗子,你裝飾了別人的夢”。在吳情樹的本書中,斷章是指短文隨筆,以此區別于長篇論文。在當前我國學術界,逐漸興起一種文體:學術隨筆。吳情樹的本書作品大體上就是這種所謂學術隨筆。錢鐘書先生在《窗》一文中曾經幽默地說:“偏見可以說是思想的放假”。仿照這句話的句式,我們也可以說:“隨筆可以說是論文的放假”。在論文寫作之余,信筆隨思地寫些隨筆,也可以說是一種放松之道。當然,學術隨筆也不是那么好寫的,除了文思還要有好的文筆。更為重要的是,還要有一顆文人之心。好的學者應該是詩人,具有詩人的氣質與稟賦,這是我在為周少華所著的《刑法理性與規范技術——刑法功能的發生機理》一書的序中所言。其實,好的學者不僅應當具有詩人的氣質,而且應當具有文人的情懷。論文更多的是需要哲思,而隨筆則更多的是需要文心。從吳情樹的隨筆來看,可以感覺到他在知人論世當中,具有某種悲天憫人的筆觸。
對理解法治大有裨益
在《法律的斷章》一書中,有些篇章論及刑法以及更加開闊一些說是法治的內容,這些文字具有一定的專業性,因為是在報刊上發表的,也在一定程度上照顧了普通讀者的知識面,因此讀起來并不覺得生澀。例如,在《從<律政俏佳人>看刑事法庭的布局》一文,作者從一部美國電影的法庭布局出發,看出其中蘊含的無罪推定的思想,并由此對比中國的刑事法庭,讀出了其中蘊含的有罪推定的思想。這里表現出了作者的法律敏感性。對此,我也是頗有同感的。雖然我沒有看過《律政俏佳人》這部電影,但從美國其他電影中也觀察到其刑事法庭的布置確實與我國存在根本差別。此外,《港劇細節中的香港法治》一文也從港劇中閱讀香港的法治精神,同樣具有啟迪意義。香港的法庭劇在我國內地十分流行,以至于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我國公眾對于法庭審理的理想模型。我國某些影視作品在描寫我國法庭審理情形的時候,也不自覺地模仿了港劇的庭審形式。其實,法庭布置和庭審形式都是法治精神的特殊呈現,反映了一個特定司法區域的法治狀況。吳情樹的這些短文雖然是從影視作品談起,但對于理解法治精神是具有助益的。
在《法律的斷章》一書中,有些篇章還論及一些基本的法治理念,由此可以看出吳情樹對于法治的理解,這也是本書中具有思想性的一些內容,可謂開卷有益。例如,法律教條主義與法律虛無主義,就是本書多次涉及的一個問題。這個問題,在刑法中,尤其是在實行罪刑法定主義的情況下,具有特殊的意義。法律教條主義與法律虛無主義都是我們所要反對的,對此并無異議。但是,何者是我們當前反對的重點,這卻是值得重視的一個問題,它涉及刑法的價值選擇。在《法律教條主義是實現法治的大礙》一文中,吳情樹將法律教條主義作為法治的大敵,由此而傾向于對刑法進行實質解釋,指出:“在解釋刑法條文的時候,不能局限于刑法規定的那些用語,而是要探究刑法規范的目的,尋找事物的本質,通過解釋的方式,將相同或者相類似的案件事實盡量囊括到刑法規范當中,最大限度地彌補刑法上的漏洞。”但在《實質解釋還是形式解釋》一文中,吳情樹又把法律虛無主義當做反對的重點,由此而傾向于對刑法進行形式解釋,指出:“與其讓司法可能會陷入法律虛無主義的危險,還不如堅持法律教條主義,嚴格恪守規則,這對于培育司法人員和國民的法治規則意識更有好處,這就要求強調形式解釋論,大力弘揚規則功利主義,提倡形式犯罪論和形式刑法觀。”以上論述之間似乎是存在矛盾的,不過,由于前文發表于《檢察日報》2008年11月12日,而后文發表于《檢察日報》2011年6月9日,因此,我更愿意將這種觀點的前后不同,視為是思想的某種轉變。站在我的立場上,當然是十分歡迎吳情樹的這種思想轉變的。其實,每個人都存在這種學術觀點的轉變。只不過當把這些前后發表在短文編輯在一起的時候,把這種觀點轉變以一種更為極端的方式呈現出來而已。
在《法律的斷章》一書中,有些篇章論及某些人物,大多是學者,其中既有外國人也有中國人。本書兩篇文章論及德國著名刑法學家雅科布斯,對雅科布斯的刑法思想作了系統介紹,尤其是對雅科布斯敵人刑法的學術觀點作了評論。雅科布斯是一名思想特色極為鮮明的德國學者,其敵人刑法的思想在我國亦產生了較大的影響:當然是反對者眾而贊同者寡。吳情樹以“敵人刑法能走多遠”為題目,也可以看出對雅科布斯的敵人刑法理論是持一種懷疑態度的。盡管如此,吳情樹還是品味到雅科布斯教授敵人刑法理論中的合理內核:“為詮釋犯罪與刑罰之間的關系提供了另外一種指導理念。比如為我國保留和適用死刑提供了一個嶄新的研究視角,也為我國死刑存在的正當性提供了某種解釋根據。”這一評論還是具有一定道理的。在故意殺人罪的死刑適用中,司法解釋一再強調要區分因婚姻家庭、鄰里糾紛等民間矛盾引發的故意殺人犯罪與發生在社會上的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其他故意殺人犯罪之間的界限,甚至提高到兩種不同性質的故意殺人罪的程度,對于限制死刑適用是具有重要意義的。而這里的死刑主要適用于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故意殺人犯罪,確實可以發現雅科布斯的敵人刑法的身影。
文人之間的情感交往
本書還提到了兩位中國學者:一位是吳情樹的恩師馬克昌教授,另一位是北京大學法學院的儲槐植教授。對于馬克昌教授,吳情樹滿懷情感。收入本書的大多是千字短文,唯獨懷念馬克昌教授的《永遠的先生馬克昌》一文長達萬言,是本書中篇幅最大的一篇文章。該文以飽蘸思念之情的筆觸,細致地刻畫了吳情樹心目中與記憶中的馬克昌教授的生動形象,令人唏噓。吳情樹寫儲槐植教授的文章也令人感動,儲槐植教授在讀了吳情樹發表在報刊上的一篇文章以后,給素不相識的吳情樹寫來一封信,這當然是一封親筆信。可以想象,吳情樹接到這封信時的激動心情。吳情樹與儲槐植教授之間的筆墨往來,可以看作是一種文人之間的情感交往,而不僅僅是學術觀點的交流。雖然吳情樹與儲槐植教授之間年齡相差甚遠,但這并不妨礙他們之間的心靈溝通。這也可以看作是我國年老一輩刑法學者與年輕一代刑法學人之間思想傳遞的一段佳話,值得作為我們這一代刑法學人的集體記憶而珍藏。
更有意思的是,在《法律的斷章》一書中還論及我。《陳興良教授的學術軌跡》一文,是對我的學術思想的描述之作。因為說到我,所以可以援引“鞋合不合適,腳最知道”的邏輯,我是最有發言權的。對于我的學術軌跡,我自己在各種場合都做過一些描述,當然近些年來我所出版的著作可以看作是我的學術道路上的腳印。吳情樹對我的學術軌跡的描述也是較為切合我的實際狀況的,例如對我的多次學術轉向的概括也是認同的。更值得談及的是,在該文的結語中,吳情樹指出:“在未來的日子,陳興良教授的學術研究又會轉向何方呢?值得大家關注和期待。”這些話好像是一根鼓勵的鞭子,促使我在學術的道路上前行。我可做不到“馬不揚鞭自奮蹄。”
《法律的斷章》是吳情樹的閑言碎語,盡管可讀;我還是更期待著吳情樹的高頭講章早日問世。
(本文為《法律的斷章》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