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類社會，沒有秩序，人們的自由就無從談起；但沒有自由，人們就可能淪為暴政的祭品。就此而言，秩序與自由之間是一種悖論關系。規制與解放，是秩序與自由之間關系的另一種表達。沒有規制，人類可能蛻化到自然狀態；沒有解放的追求，社會可能成為規制的鐵幕。如何維持規制與解放之間的張力，使秩序更為合理，社會更協調，個體更有尊嚴，是法學、政治哲學和社會理論的一大難題。古往今來，許多賢哲志士都曾思考和探索這個難題，當代葡萄牙學者桑托斯就是其中之一。在《邁向新法律常識——法律、全球化和解放》①一書中，他以后現代的視角，對現代社會規制與解放的歷程，進行了深度反思和深刻批判，并對未來的解放前景進行了展望。
在該書中，桑托斯考察了現代社會關于解放承諾的基本內容，分析了解放坍塌成規制或服從于規制的過程和原因，探討了現代科學對法律和政治的影響，指出了現代法律的基本特征及其主要缺陷。然后，他嘗試運用地方法、國家法和全球法三重法律空間，超越現代社會的國家法與國際法二元主義；試圖激活文藝復興的共和主義國家概念，重構了當代社會的結構空間，指出了與之相對應的六重權力形式、法律形式和知識形式，并以參與式民主和多元法制來整合這些空間，從而超越現代社會的國家與市民社會二元主義及其由此衍生的公法與私法二元主義；主張恢復法律與革命之間的張力，既防止法律吸收革命，又避免革命吞噬法律，從而超越現代社會的兩種變遷模式和三種路徑。最后，桑托斯指出了現代社會從規制走向解放的基本方向和主要途徑。
一、現代承諾與失望：歷史的回顧
尼采曾呼吁人們：“讓你們的精神和你們的道德服役于大地的意義：讓一切事物的評價由你們而重新決定！因此你們當成為戰士！因此你們當成為創造者！”[1](P.93)尼采主張，人應以個體內在的權力意志超越自己，掙脫一切道德羈絆，打破所有傳統枷鎖。他批判的鋒芒不僅指向傳統的宗教信條，而且針對現代道德規訓。
歷史上，神啟圣諭、典章制度，鄉規民約、家法師訓……從搖籃到墓地，從今生到來世，從地獄到天堂，法網恢恢，疏而不漏；規條如絲，在劫難逃。正所謂“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圣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其實，在暴政的規制體制下，蕓蕓眾生連芻狗都不如。但是，壓迫引起了反抗的沖力，規制點燃了解放的火種。在東方，官本的夾縫中，喊出了民本的強音；在西方，神本的擠壓下，生出了人本的欲求。不幸的是，在傳統社會，素王不敵葷(昏)君，民本不敵官本，生母不如圣母，人權難抗神權。
西方的文藝復興，吹響了現代解放的多重號角。人們不再敬畏神性、屈從權威和壓制欲望，而開始張揚人性之力，主張民主之治，謳歌肉體之美，順應欲望之需。隨后，現代社會帶著四項解放承諾隆重登場：平等、自由、和平與控制自然[2](P.9-11)。為了實現這些美好的承諾，現代解放的三大支柱，也就是韋伯所概括的三大理性邏輯，隨即得以確立：科學和技術的認知工具理性，倫理和法律的道德實踐理性以及文學和藝術的審美表現理性[2](P.4)。
在現代性的三大支柱中，理性成為統馭一切的源代碼，而科技理性成為了萬流歸宗的新上帝。政治科學化與理性化，雖然獲得了新的正當性基礎，卻打造出科技官僚的鐵籠，致使政府變成了衙門，選舉變成了選主，公仆變成了主人；法律科學化和理性化，雖然增加了確定性，卻結出了法律形式主義的苦果，法律運作無視內在精神和情境差異；生活世界科學化和理性化，雖然祛除了各種靈魅、斬斷了家族羈絆，卻導致了目的理性宰制生活常識，生產范式統馭生活范式，效率、權力和金錢奴役心性；文學藝術的科學化和理性化，雖然擺脫了傳統的束縛和御用的宿命，卻陷入了標準化和形式化的誤區，藝術的個性化、多元性和想象力沒有得到應有的發揮。簡言之，科技理性主宰的現代化，并沒有兌現原初承諾。特權制不平等變成了契約式不平等，盡管后者具有形式平等的外觀；集權制不自由變成了分散式不自由，盡管后者具有個人選擇的面向�，F代化沒有帶來和平，科技理性卻為軍備競賽和世界大戰推波助瀾。現代人類控制自然的能力空前提高，但主要目的并非合理利用自然，擺脫宿命，而是為了更強有力地征服和控制同類。人類對于由此而帶來的全球性生態風險和自然災難，或者無暇顧及，或者由于人類控制自然能力過度而預見此種后果的能力不足，結果是“現代科學并沒有根除與前現代性相關聯的風險，沒有消除不透明性、暴力和無知，而是以一種超越現代的形式重新創造了它們”[2](P.13)。
桑托斯認為，為了兌現現代的解放承諾，西方現代的政治哲學以社會契約論為基礎，探索現代秩序的基本原則。在各種關于現代秩序原則的學說中，三種秩序原則成為了主導范式，它們是國家原則、共同體原則和市場原則。在上述三種秩序原則中，第一種秩序原則的設計師是霍布斯，代碼是秩序，基礎是政府與人民之約，區分是戰爭/和平，要旨是人權完全服從主權，核心是國家；第二種秩序原則的設計師是盧梭，代碼是平等，區分是平等/特權，基礎是人民之約，要旨是人權與主權同構，核心是共同體；第三種范式的設計師是洛克，代碼是自由，區分是自由/專制，基礎是人民之約和政府與人民之約，要旨是一般人權轉讓給政府，基本人權公民保留，核心是市場。桑托斯認為，在西方現代社會的不同時期，上述秩序原則具有不同的地位；與之相應，社會基本結構、民主和法律也具有不同的氣質和價值取向[2](P.36-48)。
桑托斯認為，現代社會源自西方，恰與資本主義相耦合。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經歷了三個階段，即自由資本主義時期、組織化資本主義時期和去組織化資本主義時期。它們大體對應于自由放任時期、福利國家時期以及后福利國家或新自由主義時期。
他認為，在第一個階段，為了放任自由和強化競爭，主導秩序原則是市場原則，社會結構的特征是國家與市民社會相分離。民主以代議制為特色，完全服從于市場的需要。法律的特征是科學化和實證化，從而具有了去政治化和去道德化的氣質；公法與私法的二元劃分，法律主要維護消極自由。這個階段的結局是解放坍塌成規制。在第二個階段，資本主義國家為了調控市場，矯正社會不平等，防止社會沖突演變成階級沖突，政府出場進行干預，因而主導范式是市場原則與國家原則并駕齊驅。在社會結構上，國家與市民社會的界線開始彌合。民主擴大了參與范圍，工人階級開始參與企業管理和國家管理；福利制度的實施減少了社會不平等，緩和了階級沖突；法律的實質化打破了公法與私法的嚴格界域，法律的能動主義占據上風，由此導致了法律的再政治化。這一時期，雖然共同體原則得到了加強，但其仍然服從于市場和國家的控制；法律的政治性雖然得到了重新確認，但這種政治性源自政府的導控，缺乏民主的基礎；工人階級的民主雖然得到加強，但仍然服從于資本主義體制。從總體上看，在第二個階段，資本主義社會雖然重啟了解放之維，但遠不是解放與規制的真正結合與良性互動，而是“解放事業對于規制事業的完全服從”
[2](P.75)。在第三個階段，由于福利國家模式導致了國家原則與市場原則相沖突，行政權的膨脹帶來了新專制主義的危險，實質化和滲透到各個社會領域的法律，帶有家長主義的氣質，其合法性嚴重不足。因此，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西方國家便開始轉向。進入這個階段之后，市場原則具有了主導地位，國家原則相對弱化。去規制化、私有化和契約化意味著，國家從市場和社會中抽身而退，國家與市民社會再度分離，公法與私法之間再次劃界，民主受到市場大潮的沖擊。這似乎是對第一階段的回歸，但與其有諸多區別。第一，這個階段與全球化相耦合，因而強化市場原則和弱化國家原則，對于處在世界體系不同位置的各國，明顯具有不同的后果：核心國家原本國家權力十分強大，這對它們來說不過是“胖人減肥”；而對于某些控制能力本來就很弱的邊緣國家來說，這幾乎意味著“瘦人減肥”，對秩序的控制能力進一步弱化，乃至失序。第二，在法律上，這個階段是司法主導的法治，核心國家把這種司法治理模式予以全球化。第三，這個階段全球化的去規制化，導致了全球化的競爭失序；對于跨國公司等全球性組織，國家法鞭長莫及，而國家或全球治理的管制措施也顯得軟弱無力。因而，這個階段的危險是規制面臨坍塌之險。一旦失序，解放與規制就會雙重瓦解，同歸于盡[2](P.75)。
桑托斯認為，在上述三個階段，現代解放的承諾之所以沒有得到兌現，主要原因有三個。(1)科學主義的泛化及其早期科學范式的自身存有缺陷。在他看來，國家科學化和法律科學化，導致了對共同體經驗常識的排斥，而從自然科學的事實及其規律中無法推導和建構出正當和良好的社會秩序。同時，現代早期的以確定性和線性為特征的科學范式，不具有普適性，當代科學的發展揭示出與之相反的一些現象和法則。(2)國家主義及其國家法霸權。桑托斯認為，國家主義是對現代社會復雜結構的化約這一說法，并不符合事實。因為在現代國家之上，一直存在世界體系，在國家之下，始終存在其他權力結構。因此，國家主義及其法律霸權是對其他權力結構的排斥，其結果是國家失去了同其他權力結構維持互動和互補的機會。同樣，法律的國家化，導致了國家法的獨占和霸權，由此排斥了實際存在的其他法律形式，也失去了與它們保持互動和互補的機會。國家巨無霸為市場保駕護航，但對于社會共同體，則揮動著主權的“金箍棒”，系起法律的“混天綾”，征服了不同社群，宰制了生活世界。由此，個體的心性成了國家理性的祭品，日常生活成了國家意志專政的對象，經驗常識成了國家科技橫掃的塵埃，社群精神成了國家學說占領的陣地，民歌鄉曲成為了國家頌辭傳播的載體。(3)現代社會除了過分科學化之外，還過分市場化。過分市場化導致了經濟主宰政治，效率成為壓倒一切的價值，平等變成了平等的經濟博弈，自由變成了自由的策略設局。相形之下，民主則顯得勢單力薄，人權感到聲音微弱。至于正義，只能在詩性的憤怒和俠士的壯舉中，偶爾靈光一現，幾如天上的流星；而美德也似久旱中的幾滴甘雨，不過是道德世界的一劑心靈雞湯。②
在桑托斯看來，凡此種種都似乎表明，科技的發展并沒有把人對人的統治，轉成人對物的管理，從而帶來人性的解放，而是強化了人對人的控制，甚至導致了物對人的支配。市場沒有帶來普遍的自由平等，而是把人類帶回到弱肉強食的叢林時代。代議制民主沒有實現公民當家作主，而是公民定期選主，然后由精英為民做主。法律沒有帶來公平正義，而是成為自由市場博弈之則，官僚體制運轉之器，以及政治國家馭民之具。一言以蔽之，現代化的最初承諾并沒有兌現，解放的理想坍塌成規制的現實。
毫無疑問，桑托斯對現代性的反思和批判，頗具沖擊力。但他顯然忽略了以下幾點：人文主義對現代性的期許過高，解放的承諾在短期內無法完全兌現；現代科學對于人類生活品質和生命質量的改進，做出了許多重要貢獻；市場也具有積極效應，競爭提高了經濟效率，增加了消費者選擇的空間；現代國家的統一和主權至上，有助于維護國內秩序和整合復雜的社會結構；現代法律對于保護個人自由和權利，發揮了許多積極的作用。簡言之，在秩序與自由的沖突中，在規制與解放的張力中，他忽視了社會現代化過程中自由與解放的成就。
二、超越法的現代性：三重法律空間與六種法律形式
自從世界時間統一于西方時間，全球的“空間脫域”[3](P.4-32)就成為這種共時性的結果之一。由此，任何一陣地方“蛛絲”的微動，都會引起全球“蛛網”的共振；羈縻已久的物欲一旦釋放出來，以市場為動力的經濟就掙脫了宗教之神、道德之網和政治之韁的束縛，“脫嵌”而出，由此，“人類社會必然成為經濟體系的附屬品”[4](P.65)。它不惟凌駕于社群之上，甚至綁架了國家，瘋狂擴張，必欲把全球建構成“市場帝國”。然而，只有民族國家模式開始轉型，冷戰格局走向終結，經濟全球化才真正吹響了“集結號”。經濟全球化摧枯拉朽，席卷世界。跨國商人與本土強權聯手，把“羊吃人”巧妙地升級到“廠吃人”和
“房吃人”的版本。在金錢的威力下，山楂樹變成了搖錢樹，投名狀披上了黃金甲，“雞的屁”勝過雞的蛋，華爾街壓倒了華盛頓。男方女方，非誠勿擾，不過是現場交易的“甲方乙方”；搜狐搜狗，沒完沒了，不過是網上獵獲“金姬銀姬”。全球化驟然降臨，核心國家歡呼“千年王國”的到來，以《華盛頓共識》的名義，向世界宣布“歷史的終結”的“福音”。邊緣族群則作為被共識者紛紛簽約，由此告別了自然狀態，告別了鄉土伊甸園，成為了市民社會的新盲流，都市紅燈區老流氓的后備役。邊緣國家的動物也紛紛失去棲息之地，在文明與不滿的沖突中，住進了人類社會的動物莊園。
在全球化時代，國家法的獨霸局面已受到嚴厲挑戰，國家之上的跨國法和全球法開始形成，而國家之下的地方法或社群法重新發力，并溢出國界而在全球之網上發出聲音，產生共鳴。在桑托斯看來，全球化背景下的法律多元主義時代已然到來。然而，法律全球化并不是自由的序曲和解放的福音：無論是全球化的地方主義，還是地方化的全球主義，都是霸權主義的全球化；無論是高強度的法律全球化還是低強度的法律全球化，都近乎全球法律的美國化。各國法律在全球的地位，取決于本國在世界體系中的位置：邊緣國家是全球法律的輸入者，核心國家是全球法律的輸出者，而半邊緣國家則介乎兩者之間。一個國家法律現代化的路徑以及該法在法系上的歸屬，也決定其在法律全球化中的位置。由此說來，非西方國家的法律發展，再次面臨著現代之初的命運，只是被迫接受西方法律的情勢有所改變：殖民化的強迫接受變成了全球化的被動移植。當然，與殖民化時代不同，新一輪法律全球化發生了重大變化：持槍軍人換成了持股商人，老牌傳教士換成了新式律師，主宰者由歐洲的專制“教皇”，變成了美國的自由“女神”。然而，這個過程開始不久，就出現西方所始料未及的吊詭，第三世界以舉國之力打造國際都市，崛地而起的七星大廈和一望無際的世紀大道，成為第三世界中的第一世界風景線，使老牌世界帝國的白宮和紅場相形見絀。與此相映成趣的是，核心國家首都的流浪人群和“占領”大軍，如同大觀園里的劉姥姥，成為嵌在第一世界中的第三世界流動景觀[2](第3、5章)。
桑托斯認為，國家法與國際法的二元劃分，是對真實“世界地圖”的扭曲。當代世界存在三重法律空間，即地方法、國家法和全球法。不幸的是，國家法被認為是現代社會唯一之法，而國際法不過作為國家法在領土以外的延伸。針對晚近全球法的發展，桑托斯指出了七種主要類型，并分析了它們特征。它們是：(1)民族國家治理的全球法；(2)以歐盟法為典型的跨國法；(3)伴隨資本全球化和跨國公司而形成的新商人法；(4)由于移民全球化而產生的移民法；(5)經歷殖民統治歷史的原住民法；(6)以國際人權等為核心內容的次級世界主義(subaltern cosmopolitanism)之法；(7)全球公域中生長出的保護人類共同遺產的人類法。在他看來，上述七種全球法中，判斷其是屬于霸權主義的全球法還是反霸權主義的全球法，關鍵取決于兩個因素：一是看它們的形成是自上而下還是自下而上，二是看它們所代表的利益是核心國家還是邊緣國家，是壓迫者和排斥者還是被壓迫者和被排斥者，以及是局部統治集團還是全人類。[2](第5章)他對于全球法的考察和分析，全面、系統、敏銳并富有洞見。桑托斯反霸權主義的立場，維護世界弱者權益的情懷，以及追求解放的世界主義精神，貫穿于他著作的字里行間。
桑托斯還主張，在現代社會和法律全球化時代，我們不僅應承認三重法律空間，而且應使它們互動，激活不同法律空間中的解放因素，抵制和反轉其中的規制因素。他把“帕薩嘎達法”作為地方法的理想類型，與作為國家法典型的城市“柏油法”形成鮮明對照�！芭了_嘎達法”是城市貧民區之法，代表的是受壓迫者和受排斥者的利益，其中包含著法律中的解放因素。
桑托斯回顧了西方現代社會治理的主要歷程。他認為，在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三個階段，法治的范式分別是立法主導模式、行政主導模式和司法主導模式。他承認，司法主導的治理模式具有許多優勢，例如有助于把糾紛的解決個別化、分散化和程序化，有助于化解政治對抗和階級沖突；有助于避免大規模的社會運動；有助于超越道德和倫理的價值之爭；有助于冷卻社會公眾的情緒。司法治理的基本邏輯是社會問題權利化，政治問題法律化，法律問題司法化，司法問題程序化。
在他看來，這種“司法共和國”[2](P.393)的司法治理進路，雖然有助于人權的憲法化和憲法的司法化，但對于追求解放的目標而言，則遠遠不夠，因而“并不優先考慮司法斗爭”[2](P.23)。因為這種法治模式仍然具有資本主義社會的性質，仍是政治國家與市民社會、公法與私法二元主義的產物，仍遵循法律去政治化的進路，仍沒有把法律置于充分的民主基礎之上。此外，這種模式僅僅承認一維結構空間，即國家權力、市民社會和國家法[2](第6章)。
桑托斯認為，現代社會存在六重結構空間，即家務、工作、市場、社區、市民和世界空間，與之相應的有六重權力形式、法律形式和知識形式。在家務空間中，權力形式是家父，法律形式是家內法，知識形式是家庭主義；在工作空間，權力形式是剝削，法律形式是生產法，知識形式是生產主義；在市場空間，權力形式是消費身份，法律形式是交易法，知識形式是消費主義；在社區空間，權力形式是不平等的區別，法律形式是社區法，知識形式是地方性知識；在市民空間，權力形式是統治，法律形式是國家法，知識形式是民族主義與公民文化；在世界空間，權力形式是不平等的交易，法律形式是世界體系法，知識形式是科學關于普遍進步的預設和由此預設而支配的全球文化。在桑托斯看來，在上述權力形式中，不惟國家權力是政治權力，其他五種權力也具有政治性質，將它們去政治化只不過是一種掩蓋策略；在上述法律形式中，不惟國家法具有法律性質，其他五種法律形式都具有法律功能，把它們去法律化也是一種虛飾策略；在上述知識形式中，不惟官方知識具有意識形態的特征，其他知識也滲透著意識形態，將它們去意識形態不過是一種迷惑策略。這些策略的意圖在于，表明“權力集合體中的統治、法律集合體中的國家法和認識論集合體中的科學”[2](P.510)，各自在現代社會中取得了中心地位，且它們三位一體，打造出現代社會權力、法律和知識具有普遍性的客觀形象。同時，這些策略也意在將市民空間的“政治的化約轉化為一種政治常識，將國家法律的化約轉化為一種法律常識，將科學的化約轉化為一種認識論常識”[2]
(P.510)。由此，其他權力、法律和知識形式就被排除在“常識”之外，而任何對“常識”的反對都顯得有悖常理，因而變得極其困難。
桑托斯認為，上述策略的一個附帶效應是，那些更專制的權力、法律和知識形式就逃脫了國家和市民社會的視野之外。就法律而言，由于國家法畢竟具有某種程度的民主基礎，因而總體上比其他法律形式較少專制因素。當然，有些非國家性質的法律形式，源自弱勢群體和邊緣人群的生活經驗和基本常識，來自社群互動中的修辭性對話與商談，在氣質上與暴力和官僚制之法截然對立，因而其中潛藏著某些反規制和反霸權的解放潛能。
他主張，現代社會應承認各種法律形式，進而實現多元法制交疊互動，即走向他所謂的“居間法制”(interlegality)。③在他看來，這種法制模式的典型是“帕薩嘎達法”。它的特色是社區法與國家法相交疊，前者適用于民商事務，后者適用于刑事領域。桑托斯更看重其中的社區法。它的主要特質是采取社區內部視角，具有可接近性、參與性以及調解性等特征，因而具有靈活、快捷、成本低廉等優點。他雖然意識到“帕薩嘎達”貧民區，并不代表田園詩般的和偕世界，而是工業化野蠻征地之結果。但卻暗示，就法律的結構性要素而言，這種地方法趨向于說服和商談性的修辭，因而優于職業化、形式性和難以接近的國家法，因為后者包含著更多暴力和官僚制要素。他認為，這種基于常識的法律實踐具有解放的潛能，可以對國家法施加影響，抵制和改變其中的規制性因素[2](第4章)。
桑托斯注意到，在政治領域，現代西方的主要民主范式是代議制民主。他認為，核心國家中的福利措施，緩和了階級對立；代議制民主的改進，增強了政治的合法性。盡管這些改革“暗示了解放的理想化約為現實的比例均衡，暗示了原則性的選擇化約為暫時性的妥協”[2](P.58)，但畢竟包括了趨向于平等和民主的解放訴求，并意味著“改革戰勝了革命”。關于后一點，歐洲“社會主義政黨向社會民主黨的轉變”[2](P.58)就是典型例證。在桑托斯看來，社會福利的資源逐漸減少，無法滿足民眾不斷增加的福利訴求；民主化僅限于公民社會空間，而沒有觸及其他結構空間，故而上述兩種改革思路難以持續。因此，西方在福利國家模式面臨巨大危機之時，不得不放棄這種模式進入新自由主義階段。在這個階段，原先的福利分配制度被經濟效率的考量所壓倒，逐漸擴大的民主參與機制被自由市場的競爭所淹沒[2](P.63-64)。他承認，在人類歷史上，憲政的理論與實踐具有重要意義。由此，國家首次不再成為一家一姓獨占的私產，或一黨一派獨據的領地，而真正成為了具有公共性的公民國家。但他同時認為，憲政要獲得充分的民主基礎，必須把代議制民主轉向參與式民主。參與式民主不是簡單地意味著公民選舉精英和實行民主代議制，還重視公民直接參與民主的實踐。在這種參與式民主中，公民通過互動協商和說理論辯，對于經濟、政治、社會和文化等領域的重大問題，達成基本共識，并作出決定。他特別強調指出，西方和非西方國家要走出現代性困境，就必須做出重大調整：針對市場而言，民主必須處于優先地位；就民主自身而言，參與式民主應優先于代議制民主。
與許多后現代多元主義者不同，桑托斯沒有陷入相對主義的多元價值觀，而是確認并維護人類的普世價值。他特別強調人權在現代社會的重要性和普適性，主張人類法作為人類共同體的基本原則，必須以人權作為基礎。他雖然認為西方人權觀并不具有普世價值，因而反對把西方人權理論和實踐全球化，但并未由此而走向相對主義人權論。他強調指出，作為反抗規制的利器和解放的精神追求，普遍人權盡管受到了市場原則的壓制，但一直存在并且不斷發展。在國際層面，人權作為全球解放對話的代碼，是一種政治世界語；在國內層面，國家既是人權的保護者，也是人權的侵犯者[2](P.358)。因此，需要確認人權對主權的優先性，國家主權不應以侵犯人權作為維護統治的代價。他主張通過跨文化對話來建構世界的普遍人權，然后將其全球化，用以反對全球的霸權主義和地方的專制主義，維護人類的整體利益和捍衛人類的個體尊嚴。在權利體系和內容上，他主張財產權不應導向占有性個人主義，而應有助于社會團結；權利應賦予自然和后代，強調人類對自然及其后代的責任與義務；民主自決權應得到強化，公民應享有對抗性人權，即公民對體制的激擾權(destabilization
right)④；創制權利之權應得到確認和拓展，由此公民可以隨時實現權利的自我賦予。他的權利主張中，不僅吸收了綠黨的生態觀，還明顯融入了當代生命政治學與權利政治學的一些晚近思考。
桑托斯對于現代政治和法律缺陷的批判，深刻而切中要害。他指出的補救途徑或替代機制，也頗具啟發意義。但社會學的視角使他偏愛多元、邊緣和事實之維，而對于統一、中心以及規范之維抱有抵觸情緒。他在提倡參與式民主時，沒有慮及這種民主運行的巨大成本，也忽視了這種民主需要公民具備個人美德和獻身公共事務的精神，同時也低估了公民分化的異議風險。
涉及法制模式，他關于不同權力空間和法律空間實現互動的建議，對于改變國家法的霸權格局，具有重要意義。地方法、國家法和全球法，一直處在互動過程之中。但就結構空間而言，他在批評福柯規訓論的同時，陷入了另一種誤區，認為家規、廠紀以及市場的非正式交易慣例，都具有法律的性質。這種社會學視角的寬泛法律觀，混淆了法律與非法律界限，而這與他推崇非正式的社區司法和調解模式密切關聯。
此外，他認為“帕薩嘎達法”的上述特點構成了“解放性的法律實踐”[2](P.194)，因而頗為推崇并意欲拓展這種實踐。這不僅流露出他對邊緣人群的同情，而且反映出社會學家對小型群體和自發秩序的職業偏愛。當然，那種非正式、參與性和訴諸調解的社區之法，對于當地居民來說，也許不失為一種合理的制度。但在日趨復雜化的現代社會，是否具有普遍意義，是否能夠替代正式、職業化和訴諸判決之法，則頗令人生疑。英美的對抗制司法在當代世界的廣泛傳播，似乎提供了相反的例證。
關于權利領域，桑托斯提出的民主自決權、創制權和對抗權，都頗具意義。權利政治和生命政治成為當代許多政治哲學、社會學和法學理論努力的新方向。但當他強調團結取向的財產權和賦予自然物以及后代以權利時，就顯得過于理想化。作為一種“理想權利”模式，這兩種權利主張雖然立意高遠，但在經濟全球化的激烈競爭中，人類爭奪自然資源的角逐更加激烈，而透支后代利益的“超前消費”也會愈演愈烈。因此這兩種權利無法得到普遍確認和落實。顯然，這位社會學家眼中趨向于未來的“權利”，同他所使用的“法律”概念一樣，也呈現出泛化的傾向。
三、法律改革與革命：現代化路徑選擇
如上所述，在桑托斯看來，人文主義所追求的現代社會，內含解放的目標，但西方的現代社會卻與資本主義相耦合，因而解放的目標被規制所吞噬。他認為，在西方的現代社會中，最初奉行的是民主自由主義的制度模式。這種模式分為兩種路徑，一種是市場自由主義體制，其主張自由優先，市場至上，實行代議制民主，并采取盡可能低的社會福利制度；另一種路徑是民主社會主義體制，其主張自由與平等兼顧，市場與民主并重，工人階級通過議會道路參政議政，并強調實行盡可能高的社會福利制度，這種模式后來轉變成為社會民主主義體制，其典型是西歐社會民主黨的國家。在時間上，作為右翼的第一種路徑首先出場，但人們不久就發現，這種模式導致了貧富分化和階級沖突；于是作為左翼主張的第二種路徑占據了主導地位。在空間上，美國的發展代表第一種路徑，西歐(特別是西北歐)國家的發展代表了第二種路徑。在民主自由主義體制模式之外，又產生了第二種模式，即以蘇聯為典型的激進社會主義試驗。這種模式主張以革命和暴力手段奪取政權，實行無產階級專政，消滅私有制，實行計劃經濟，采取以配給制為特色的分配制度。在上述兩種現代化的模式和三種路徑中，第一種模式采取法治形式，自由主義的右翼認為自由本身就包含著解放，強調市場的力量；其左翼認為平等不斷擴大才是走向解放，強調福利制度的重要性。同第一種模式相反，第二種模式反對實行法治，主張以激烈的手段打碎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無產階級首先在一個或幾個國家奪取政權，然后在全世界取得勝利；經過社會主義的短暫的過渡之后，人類將進入徹底解放的共產主義時代；在這個過渡階段，法律與國家一樣，都是實現終極目標的工具或手段。簡言之，現代化的兩種模式截然對立，⑤前一種模式是改革進路，其進路是以法律吸收革命；后一種模式是革命路徑，其方式是以革命替代法律。
歷史實踐表明，第一種模式的右翼進路遇到了巨大危機，不得不進行調整，采取諸多福利措施，以限制和減少形式平等所導致的實際不平等的后果。但正如波蘭尼所言，人們“一旦依賴救濟，就永遠依賴救濟”[4](P.70)。隨著救濟范圍和強度的不斷增加，用于福利救濟的資源會日益顯得捉襟見肘。因此，面對福利國家的巨大負擔和各種負面效應，這種模式中的左翼路徑遭遇挫折，福利國家模式也不得不進行調整，例如縮減福利措施、解除規制和強化競爭機制。在全球化時代，自由主義的左翼也不得不對新自由主義做出巨大讓步，其政策逐漸向右翼靠攏，英國工黨政策近幾十年的巨大變化，就是最佳例證。與此同時，第二種模式在實踐中受到了重創，蘇聯和東歐發生了巨變，其他主要社會主義國家也進行了重大改革，放棄了過去的教條和做法，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從人治模式轉向法治模式，不再以革命代替法律，而是以法律吸收革命[2](P.540-544)。
在桑托斯看來，上述兩種模式分別代表了現代化的兩種基本范式，即改革范式和革命范式。時至今日，這兩種范式似乎都已經耗盡能量。在核心國家，法國大革命后，革命就被法律所吸收，由此改革范式壓倒了革命范式；而改革的目標也不再是走向民主社會主義，而是實現資本主義的社會民主。在邊緣或半邊緣國家，20世紀前期和中期，革命范式占據了主導地位，法律被革命所吞噬；但到20世紀后期，革命范式遭遇巨大危機，多數國家不得不放棄革命范式，采取改革范式，步入民主和法治之路[2](P.64)。桑托斯對現代化主要模式和基本路徑的上述考察和分析，對于認知和反思現代化過程的經驗和教訓，頗有價值。
桑托斯認為，值得注意的是，在20世紀后期，面對福利國家的巨大壓力和重重危機，乘世界冷戰格局結束之機，以美國和英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斷然選擇了新自由主義之路。新自由主義不是對民主自由主義右翼的簡單回歸，而是具有許多新的旨向和命意。它的綱領集中體現在《華盛頓共識》中，其具體反映在下述四項共識中：(1)新自由主義的經濟共識，其要義是全球市場化、市場自由化、財產私有化和交易合同化，為了市場有序，必須對全球經濟進行法律規制，民族國家必須服從世界貿易組織和國際金融機構的規制和協調；(2)弱國家共識，其主旨是，國家權力強大，市場無法健康發展，公民自治無法壯大，為此必須弱化國家權力，以使公民社會迅速成長壯大；(3)自由主義的民主政治共識，其核心是個人主義的選舉權、參政權、表達權、結社權以及對抗政府的權利；(4)以司法為核心的法治共識，主要內容是司法獨立和司法公正，強化司法效能，尤其是強化刑事司法在打擊犯罪和控制社會秩序方面的效能[2](P.387-391)。顯然，以司法治理為特色的法治，既不是民主自由主義的法治模式，也不是民主社會主義的法治模式，而屬于新自由主義的法治模式。在全球化時代，這種法治模式也出現了全球化趨勢。因此，法律和解放之間的關系變成了全球問題，更具體言之，“法律在社會解放中發揮的作用問題，乃是一個全球體系范圍內反對新自由主義霸權全球化的社會力量所追求的反霸權問題”[2](P.547)。
本來，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都屬于現代社會的不同模式，實際上是兩種對立的模式。鑒于資本主義的種種弊端，社會主義社會嘗試超越并替代資本主義社會。但歐洲的經驗表明，社會主義思潮刺激了資本主義的改良。由此，歐洲社會主義政黨逐漸放棄了過去的激進綱領，而紛紛演變成為社會民主黨，由暴力反抗轉向合法斗爭，由革命轉向改良，由取而代之轉向了聯合執政或在野監督。20世紀末，蘇聯社會主義的模式由于其內在缺陷和外部環境，走向了解體。這導致了原來兩極的世界體形失去平衡，資本主義在世界變得一股獨大，一時頗有“獨孤求敗”之勢。這種巨變也對世界后發國家產生了巨大沖擊，各國不得不對自己的現代化路徑進行反思，對所選擇的社會模式進行調整，以適合新的世界體系格局。世界少數“反潮流”國家，自然成為全球化共識的“另類”或“亂碼”，輕則受到軍事制裁，重則遭到軍事占領。于是，這種新自由主義乘機瘋狂地將自己的模式全球化，金融資本家駕著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戰車，而國際金融機構為之鳴鑼開道，霸主國家為之保駕護航，似乎所向披靡，無堅不摧。但歷史的發展往往出現自我顛覆的吊詭，巨大危機通常不是來自“外鬼”，而是源于“家賊”。果然，核心國家正在歡呼資本主義征服世界的勝利之時，一場經濟危機悄然降臨。先是金融巨頭在各種衍生產品“杠上開花”的游戲中，導演了美國式次貸危機。然后，美國的金融危機、歐洲的歐債危機以及全球的經濟危機接踵而至。桑托斯本書問世之時，這場經濟危機尚未來臨，但他已敏感地預見到這場危機的來臨及其嚴重后果。
面對全球化時代的新情勢，桑托斯在討論解放問題時，沒有重提馬克思那個著名的命題，即無產階級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解放自己。在他看來，當代世界情勢和格局已然發生了重大變化。作為無產階級的工人階級沒有成為自為階級，卻淪為了自在階級，而資產階級卻成為全球的自為階級。當代的工人階級及其工會組織以祖國為保護屏障，與別國的工人兄弟或組織爭奪市場和工作機會，而資產階級卻沒有祖國，在全世界實現了聯合[2](P.226)。在核心國家，除了國家福利的“招安”和躋身中產階級的消費主義誘惑，階級沖突已被轉化為經濟斗爭和法律權利的訴求；司法機構通過個案解決，把沖突個別化和分散化，由此很少出現大規模的政治沖突和社會運動。在邊緣國家或半邊緣的所謂工人階級國家，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為了吸引外資從中漁利，竟然同國外的資本家狼狽為奸，“領導階級”的“公仆”讓自己的“主人”享受著“血汗工廠”的特殊待遇。
桑托斯受到了普利高津宇宙分叉理論⑥的影響，認為當代科學范式發生了轉換，現代性也處在新的十字路口，人類社會的發展和世界格局，正處在一個大轉型時期。在轉型期，各國應避免選擇不可逆的體制，以防止誤入歧途，而應進行包容性試驗[2]
(P.600)，以便在試驗的實踐中發現具有優勢的體制模式。在桑托斯看來，以往的替代方案一旦實施，就比原來的模式制造了更多的問題，帶來了更多的弊端；革命一旦成功，執政者就運用法律制止革命；當代社會的主要模式不是革命顛覆法律，而是法律吸收革命。有鑒于此，遭受壓迫的弱勢群體和邊緣人群，既不應幻想整體的解放超越，即通過一次或幾次革命而徹底實現解放，也不應默認規制的現實，放棄解放理想；既不應走議會道路與權貴精英共享權力，也不應簡單地奪取政權并取而代之。他認為，無論是規制抑或是解放，都不會是零和博弈；解放不會一勞永逸而是內生于不平等的權力關系中，權力場域也是抵制的場域，壓迫的地方也是反抗的地方，規制的場所也是解放的場所。在當代，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已經為全球大多數貧困國家反霸權力量、組織和運動創造了條件，使得它們能夠超越諸多差異而看重共同利益，并聯合在一起，進行獨立但相互關聯的社會運動式的反霸權斗爭[2](P.547)。換言之，當霸權主義的規制全球化之時，反霸權斗爭的解放也隨之全球化。
四、否思與歡聚：對抗式后現代主義與世界主義法制
桑托斯從社會學的視角，借助于法律的載體，通過規制與解放之間的辯證關系，對發源于西方并擴展到全球的現代性進行了反思。對于對現代性轉型期的不同立場和觀點，他認為有四種理論范式最具代表性。一是以福山為代表的樂觀現代主義，主張現代西方的自由和民主追求是“歷史的終結”，其后不再有超越這種追求的歷史[5]；二是以哈貝馬斯為代表的改進型現代主義，主張現代性是一項“未競的事業”，只有通過交往理性和商談進路的激進民主重構，才能走出迄今為止的國家合法性危機和現代性困境；⑦三是以利奧塔為代表的贊美式(celebratory)后現代主義，主張后現代社會已經降臨，其主要標志是“宏大敘事”的解體和知識生產方式的轉換[6]；四是桑托斯自己所代表對抗式后現代主義(oppositional postmodernism)[2](P.14-24)。
桑托斯所主張的對抗式后現代主義，既不同于現代主義，也不同于后現代主義。他認為，現代社會正處在轉型期，當代處在現代與后現代之間，故而他的對抗式后現代主義，既有現代的立場，又有后現代的視角，前者如對解放目標的堅持和對人權普遍性的捍衛，后者如對現代性的批判和對多元和邊緣的偏愛。因此，有人認為他屬于現代主義陣營，有人則認為他已經加入了后現代主義的行列[2](P.17)，還有人認為他搖擺于“想象的后現代主義”與“非理性的后現代主義之間”[2](P.20)。
桑托斯認為，在這個轉型期，未來的方向并不確定，因為超越現代性的條件尚未具備，對現代性的診斷和處方都不成熟，因而明智的選擇不是設計整體的超越方案，而是發掘和拓展現存的解放潛能，同現代性的規制進行對抗。鑒于科學和法律是西方現代性的核心，因而桑托斯“對抗”的重點便主要指向這兩個領域。
首先，“對抗”意味著否思(unthinking)。否思主要是從認識論之維反思和質疑現代性的基本范式，在此基礎上推動范式轉換。在科學之維，否思意味著質疑現代早期的科學范式，并質疑科學對于政治和法律領域的霸權地位，從而根據當代科學研究的最新成果，以不確定性和多種可能性代替早期科學所揭示的確定性和線性邏輯。在政治之維，質疑國家主義的霸權地位，認識到現代國家活動一直受到世界體系的影響，并受到國內地方勢力的制約。
在法律之維，桑托斯堅持三重否思：(1)現代以來，國家這個人為建造物逐漸取得了自然實體的獨立地位，“國家的自然化導致了現代法作為國家法的自然化”，而“法的自然化是客觀化的一個條件”，由此導致了社會的自然化，正如馬克思所言的商品化導致了人的物化[2](P.82、466-467)。⑧桑托斯認為，自進入現代以來，一直存在國家之上的世界體系和國家之下的地方體系，與之相應也一直存在超國家之法和次國家之法，國家法從來也沒有實現事實性壟斷。然而，“對于法律秩序多重性的武斷否認，排除了或者大大削弱了現代法的解放潛能”[2](P83)。因此，桑托斯主張，必須否思國家法的霸權地位和法律與國家密不可分的命題。(2)國家與市民社會的二元主義是一種曲解，市民社會是國家的另一面，反之亦然。國家以市民社會的形式再生產自身，而市民社會也以國家形式再生產自身[2](P.86)。在核心國家，其邏輯是市民社會建造國家，而在邊緣或半邊緣國家，其邏輯則是國家建造市民社會。同時，在一國之內，公法與私法的劃分掩飾了私法的公共性；在世界體系中，核心國家以市民社會的形式進行全球擴張，背后則隱含著帝國主義的邏輯。因此，桑托斯認為必須拒斥國家與市民社會、公法與私法的二元主義，并承認多重社會結構和法律形式及其政治性[2](P.85-87)。(3)在社會變遷過程中，原本存在改革與革命兩種范式，但在核心國家，改革主義占據了支配地位，并將這種范式在全球推廣，由此革命范式受到排斥。在當代轉型期，改革已經無法應對風險和危機，世界體系的不平等日趨嚴重，而核心國家也正在陷入蕭條和衰退，由此，規制和解放之間的張力面臨雙重崩潰之險，因此必須引入革命范式[2](P.88-95)。
桑托斯所使用的否思概念借自沃勒斯坦[7]。他認為，否思的認識論具有復雜性，不同于解構，其“目的在于將范式從其自身的束縛中解放出來，也就是說，從遵守主流現實觀念的傾向中解放出來”[7](P.602)。法律否思不僅意味著對現代認識論予以質疑和拒斥，而且意味著對現代法律進行重構，即尋求現代性的替代性路徑，從而形成“一種新的文化的綜合”[7](P.100)。他認為，在當代世界的范式轉換時期，任何微小的變革都會產生重大的系統性波動[7](P.80)。因此，需要一種質疑和對抗現代法學范式的“動蕩法學”(legal science of turbulence)[7](P.100)，推動“現代科學認識論的瓦解”，并“將帶來一場文明的變革”[7](P.80)。
其次，“對抗”意味著抗爭。對抗性現代主義的主要方式是，邊緣人群和弱勢群體致力于進行自下而上的吶喊、激擾、監督和抗爭，使高高在上的霸權體系和強權體制感到麻煩、焦慮和驚恐，從而被迫做出調整和改進，使社會秩序的解放之維得以維持和拓展，從而兌現現代性的解放承諾。在國內層面，桑托斯的對抗式后現代主義嘗試超越現代化的三種路徑。他既不認同民主自由主義，也不認同民主社會主義，還不認同激進社會主義，而是向往“生態社會主義”(eco socialism)。⑨在世界范圍，桑托斯反對霸權式主流世界主義，而擁戴次級世界主義及其法制。他對南南合作以對抗北方強權，阿雷格里港論壇對抗達沃斯論壇，以及新型解放組織薩帕塔主義的目標，深表同情、支持，并給予厚望。這里需要解釋的是，在桑托斯看來，薩帕塔主義者的經驗具有以下新穎之處：(1)
斗爭的中心不再是被剝削者，而是被排斥者；不是階級，而是人性和人權；(2)平等和差別原則具有同等地位，且通過民主來決定其內容；(3)重點并非破壞既存狀況，而在于嘗試其他選擇。內部民主以共享權威替代權利關系；(4)反抗而不是革命才是關鍵問題，因而不是旨在奪取政權和執政，而是通過游擊戰的激擾和抗爭，尋求一個新世界。⑩
最后，對抗意味著擴展解放之法。在桑托斯看來，主流的世界主義是核心國家主張的霸權世界主義，次級世界主義才是人權世界主義，即真正的世界主義。前者所代表的是經濟強勢、政治強權和文化霸權，后者所代表的則是弱勢群體和邊緣人群的道義與尊嚴；前者是現代性的規制符號，后者象征著現代性的解放精神。他認為，現代法有三大支柱，即以科學名義建構的國家法獨霸；國家與市民社會和公法與私法的二元主義；法律為政治上合法的社會變遷提供原則和工具[2](P.19-22)。桑托斯認為，鑒于這三大支柱主要趨向于規制且深陷危機，因而應該尋找新的法律支柱，這就是構成行動中世界主義法制的五大支柱。它們是：(1)不同族群接觸與交匯的接觸區之法，通過相互對抗、排斥、同化、模仿和顛覆的復雜過程，產生具有包容性的混合型法律體制；(2)體現民主精神的勞動法，防止血汗工廠和契約法西斯主義；(3)非資本主義生產性質之法，如愛心生產、公平交易和非商品化，以及其他遏制貪婪和剝削的替代性生產制度等；(4)保護原始居民和無地農民等非公民身份者權益之法，使他們享有公民權；(5)作為最新社會運動的國家法，即維護全球公共領域和民主參與之法，防止社會法西斯主義[2](P.576-601)。桑托斯強調指出，這種體現人權精神的真正世界主義之法，是走向解放的新型法律支柱，應貫穿于地方法、國家法和全球法三重法律空間。
根據桑托斯在不同語境的闡釋，他所主張的生態社會主義和世界主義法制，其核心價值和制度是：
(1)反對人類中心主義和掠奪自然，賦予自然物以權利，保護人類的生態環境和共同遺產，維持可持續發展；(2)以參與式民主導控市場，平等與自由并重，民主優先于市場，增進社會團結；(3)重視人權的普遍價值，強化對話和協商機制，突出保護弱勢群體和邊緣人群；(4)采取居間法制，實行法律多元性互動，激活和發揮其中的解放力量；(5)推進世界主義法制，維護世界和平，減少國際競爭，強化國際合作，反對全球霸權，增進人類的包容、和解和歡聚。桑托斯認為，法律有四種社會屬性：以壓制為取向的暴力，允許不同文化和平共處的共存，旨在修復過去傷痛的和解，以及取向未來和解的歡聚(conviviality)。他認為，民主自由主義法范式首先支持和解，其次是實現共存，再次訴諸暴力。世界主義支配的法范式則與之不同，它旨在使世界不同文化的人們彼此包容和相互理解，并在此基礎上達成歡聚[2](P.579、582)。簡言之，桑托斯所主張的世界主義法制，其核心在于摒棄法的暴力性，弱化法的官僚性，強化法的修辭性，從而超越現代法的共存與和解，走向后現代法的包容與歡聚。
他主張，為了實現人類歡聚，世界主義可以利用民主自由主義，多元法律可以利用國家法，反霸權活動可以使用霸權工具。在他看來，“世界主義斗爭仍可能將世界主義法律戰略和民主自由主義戰略有利地聯合起來，并產生不同類型的政治法律混合體”[2](P.575)。
他認為，要達成歡聚的目標，必須把革命這種對抗性因素植入法律之中。西方自古以來，法律雖然維持現存秩序，但其中一直包含著革命之維，由此在法律內部，維持了規制與解放之間的張力。法律與革命的沖突，是“維持秩序和追求正義之間”的沖突，實際上，法國大革命就“是由法律和革命所共同完成的最后一場革命”[2](P.97-98)。然而自此之后，改革范式在核心國家占據了主導地位，法律排斥革命，而革命完全成為法律的附屬品。與伯爾曼的主張不同，桑托斯認為，蘇聯革命不是西方革命傳統的延續，(11)而是一種變異，其特點是法律完全服從革命，并被革命所吸收。當現代法律的解放潛能耗盡之時，必須重新引入革命，但并不是用革命取代法律，而是維持法律與革命之間的動態張力。
在西方，關于解放的理想由來已久。古希臘擺脫洞穴之見的隱喻，暗示了從習俗和成見中解放出來；在古羅馬，解放不僅意指奴隸擺脫奴隸主的統治，而且意指家庭成員掙脫家父的束縛；在中世紀后期，解放具有多重意象：農奴掙脫奴役枷鎖，獲得自由；封臣擺脫對領主依附，獲得獨立；商人擺脫教俗勢力的控制，獲得自治；以及人們在精神上掙脫信仰枷鎖，獲得思想和言論自由。進入現代社會之后，現代性就建立在規制支柱與解放支柱之間的動態張力上，規制保障著社會秩序，解放則是對未來美好社會秩序的向往�？茖W期許把人類從自然統馭中解放出來，民主期許把人們從壓迫的權威中解放出來，自由期許把人們從團體的羈束中解放出來，人權期許把人性從神權的壓抑下解放出來。為了解放的理想，世界進行了各種實驗，積累了許多經驗，但也為之付出了沉重的代價。晚近關于解放的集體記憶，則與反殖民主義有關。但是，殖民地從西方殖民統治中獲得獨立之后，解放的目標并沒有實現，某些后殖民國家不僅容忍奴隸制，并對原始居民進行種族屠殺。與此同時，在西方世界，直到20世紀中后期，還出現德、意、日法西斯暴政和葡萄牙、西班牙與希臘的獨裁統治，而在一些非西方國家，許多以解放名義進行反抗斗爭的解放組織，一旦奪取政權之后，就宣布自己的統治即是解放，實際上是以新的規制代替舊的規制。桑托斯明確認識到，規制和解放之間不可能實現最終和解，因為經驗與期待之間的鴻溝不可能被徹底填平，理想與現實的差距不可能消失[2]
(P.544-547)。因此，解放是人類走向自由的漸進過程，永無止境。
五、反思與評論：桑托斯觀點的得與失
綜上所述，在這部著作中，桑托斯匯聚了數十年的思考結晶和研究成果。他理論深厚、知識豐富、視野開闊、觀察敏銳、分析犀利、批判尖銳，并極富原創性和想象力。在反體系、重解構和碎片化的當代西方學術潮流下，這種博大精深的力作，在西方學界并不多見。筆者以為，這部著作的主要貢獻在于以下幾點。
第一，桑托斯以社會理論的視野，從規制與解放之間的張力出發，系統考察了西方現代社會發展的歷程，深刻反思了現代性的路徑選擇、內在沖突和主要問題，指出了現代性最初的解放承諾沒有得到兌現，即要么解放坍塌成規制，要么是解放服從于規制，要么是解放與規制雙重崩解。他發現，在現代化的兩種主要制度模式中，不是法律消解革命，就是革命吞噬法律，其結果都無法實現真正的自由、平等與和平。作為社會學學者的桑托斯敏銳地認識到，在現代社會，同科學一道，法律具有獨特的重要性：既是規制的工具，又是解放的載體。因此，他從法律的視角觀察現代社會的認識論結構，透視了現代社會的政治原則、制度的價值取向以及體制的運作機制，分析了現代社會治理的基本模式和主要路徑，并指出其中的經驗和教訓。凡此種種都表明，桑托斯的研究既區別于社會科學領域關于現代性的一般研究，也區別于一般的法律社會學研究。同時，他運用社會理論的手眼對現代法律的深度考察，發現了法律學者通常所忽視的許多重大問題，并嘗試借助于法律這個支點，訴諸對抗性后現代主義的內在力量，撬動現代性的重力系統，改變現代性運行軌道和歷史慣性，從而反轉現代性的規制局面，使人類社會走向解放。置身碎片化和娛樂化的后現代，桑托斯仍然堅守現代社會的基本承諾，重提革命話語和解放目標，其理論勇氣、反抗精神和超越追求，既區別于樂觀的現代主義，也區別于悲觀的后現代主義，尤其是與玩世不恭的反諷性后現代主義形成了鮮明對照。
第二，桑托斯回顧了西方現代性“病菌”在世界傳播的歷程，分析了世界體系的形成、發展及其當代特征，指出了經濟全球化和法律全球化對于世界各國的不同意義和后果，批判了全球霸權主義和本土專制主義，描述了世界趨向解放的主要路徑，突出強調了基本人權、保護人類共同遺產和維護世界和平的重要性。在當代關于法律全球化的眾多研究中，獨樹一幟。相比之下，退寧的研究雖然具有全球視野，并指出了英美法理學在適用范圍的局限，因而主張構建全球的“一般法理學”[8]。但他關于法律全球化的研究，仍然主要囿于全球化與英美法理學的關系，而很少從更廣泛的視角觸及政治哲學和社會理論，因而他的分析和闡釋顯得精致有余而厚重不足，缺乏反思的深度和批判的沖擊力。肯尼迪對于法律全球化的研究，比退寧的研究更加深入。他反思了法律全球化的歷史過程及其在不同階段的主要特征，從中提煉出了法律全球化的理論范式，揭露了法律全球化背后所隱含的西方強權的帝國主義和霸權主義意圖。他對于法律全球化的研究，其闡釋具有系統性，分析具有穿透力，解構具有徹底性，但與桑托斯的研究相比，肯尼迪的研究仍顯得不夠厚重，且缺乏建構性方案，最終走向了相對主義[9](P.47-117)。桑托斯對于法律全球化的研究，不僅提煉出理論范式和實踐類型，而且充分闡釋了其多元性和復雜性。此外，桑托斯在解構現代性的同時，還提出了擺脫現代性困境和全球化危機的替代路徑。值得注意的是，他所提出的替代性路徑不是從整體上超越資本主義和現代社會，從而實現人類的徹底解放，而是通過對抗的機制和行動，逐漸接近解放的目標。這種對抗機制的主要載體是法律，內在動力是規制與解放的張力，解放的核心要素是否思、激擾、抗爭和革命，行動主體主要是被壓迫者和被排斥者，方向是全人類的自由、平等和歡聚。
第三，桑托斯雖然是西方學者，卻秉持反西方中心主義的反思立場和批判意識；他雖然具有核心國家公民的身份，卻對于邊緣國家的悲慘境地身懷同情；他雖然具有社會主流人群的地位，卻同邊緣人群和弱勢群體站在一起，為他們呼喊，替他們鳴不平，并號召他們奮起反抗，爭取真正的自由和平等。這不僅體現了知識分子本應秉具的內在良知和浩然之氣，而且反映了正義之士的普世主義情懷和世界主義精神。桑托斯雖然堅持西方左翼的立場，但對左翼的歷史遺產進行了揚棄，對其教訓進行了反思，從而避免了傳統左翼所恪守的許多教條和空想，所指出的解放路徑更具有現實性。
在自由主義得勢的當代西方，鑒于蘇聯激進社會主義的教訓，左翼勢力受到重挫，其內部開始分化，許多政黨和人士開始調整或改變立場，甚至加入右翼陣營，因而西方乃至全球都開始“向右轉”，世界幾乎成為了右翼勢力的一統天下。面對右翼統治的鐵幕，桑托斯的反思和批判就顯得彌足珍貴。在桑托斯看來，右翼獨霸世界對于其自身也并非幸事，因為現代社會的政治、法律和知識，一旦失去解放之維，規制也會隨之崩潰。同樣，右翼的理論主張和實踐模式，一旦失去反思和批判，就會走火入魔，趨向極端，并最終走向崩潰。這是否暗示了一個悖論，即右翼和左翼象征著現代社會的一體兩面神：一面是規制，另一面是解放？如果這樣的說法成立，那么左翼既是右翼的敵人，也是右翼的盟友，正如解放是規制的對抗力量，也是規制存在的前提。由此可見，桑托斯對西方的批判并非意在否定西方文明，而是反對其霸權主義和帝國主義，代之以體現人類公平正義的世界主義；桑托斯所主張的對抗性后現代主義并非解構現代性，而是要激活其解放潛能，兌現現代性最初的承諾；桑托斯所堅持的世界主義并非想象的烏托邦和精神的理想國，而是立足于當代的人權價值、民主追求和世界主義法制實踐。
第四，桑托斯反思了民主自由主義的弊端、民主社會主義的局限以及激進社會主義的教訓，進而倡導非資本主義性質的生產、體現公民自決精神的參與式民主、多元互動的居間法制以及世界主義的人權，從而避免貪婪的商品拜物教和市場博弈，彌補代議制民主的精英主義缺陷，糾正國家法獨斷的負面效應，抵制全球化霸權主義的種種規制。桑托斯的這些觀點，對于西方世界反思現代社會的利弊得失，走出現代性困境，具有重要的啟示；對于非西方國家避免現代化過程中的教訓，也頗具啟發意義。
總之，桑托斯所主張的對抗性后現代主義，其核心在于用多元對抗一元，用邊緣對抗中心，用抗爭對抗壓迫，用民主對抗市場，用經驗常識對抗意識形態，用反霸權對抗霸權，用世界主義對抗帝國主義。在他看來，通過這樣的對抗和抗爭，人類有可能反省現代社會的問題，反思科學主義、理性主義以及國家主義的理論偏頗和實踐誤區，從而調整現代性方向，使現代政治和法律的解放潛能發揮出來，使人類和自然的關系更協調，使世界更和平、更協調和更正義，使社會秩序變得更寬容、更民主和更符合人性，使人們生活得更自由、更平等和更富有尊嚴。
然而，像許多原創性理論主張一樣，桑托斯的許多主張也引發了諸多疑問。首先，桑托斯認為，現代性與資本主義耦合是誤入歧途，但他沒有注意到，在中世紀后期和現代早期，與人文主義并駕齊驅的還有重商主義。商人精神及其市場機制，在顛覆教會和封建統治的過程中，在推動傳統社會轉向現代社會的進程中，與人文主義同樣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實際上，“重商主義思想不僅是文藝復興在經濟領域結出的累累果實，同時，它也是啟蒙運動在該領域衍生出的奇異花卉”[10]。另外，“重商主義被視為君主專制興起以及獲得中央集權與實現經濟現代化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11](P.2)。因此，現代市場經濟及其資本主義生發于中世紀后期，并非與現代社會耦合，而是內在于現代性之中。換言之，歷史上，現代社會與資本主義社會相交疊有其必然性。
同時，桑托斯所忽略的重要一點是，現代社會是與廣義的全球化同步，即現代社會開始之日，人類已然進入了廣義全球化的時期。這意味著，自人類不同國家、民族和族群在進入現代時段，彼此之間的競爭非但沒有減弱，反而更趨激烈。這包括西方世界內部的激烈爭斗，西方列強爭奪和瓜分整個世界的殘酷角逐，以及非西方國家之間的生存競爭。西方各國在國內似乎通過“社會契約”而跨入了公民社會，但它們彼此之間的關系，卻成為新的“自然狀態”，主要訴諸的是物競天擇和優勝劣汰的“自然法”。在宗教的統一權威失落之后，西方各國之間失去了超越的制約和協調機制，因而爭斗比中世紀更加激烈。在這種格局中，一個國家是否有堅船利炮，往往決定著它的生死存亡，而能否做到船堅炮利，則主要取決于科學水平和經濟實力。桑托斯如果顧及這種歷史背景，那么他就可能發現，科學和經濟在現代社會中取得支配地位并非偶然，而是有其內在邏輯。另外，桑托斯從人文主義關于現代性的承諾出發，認為現代性誤入歧途，也會引發一些疑問。例如，他對現代性的這種理解是否失之片面？現代性的承諾沒有實現是源于現代化的路徑陷入了誤區，還是由于這種承諾本身過于樂觀和理想化，而對現代社會的長期性和復雜性估計不足？
其次，桑托斯所主張的生態社會主義模式，強調參與式民主，主張公民和被排斥于公民之外的所有民眾，都能實行政治自治和民主自決；強調多元法制互動，并有意使用“法制”(legality)而避開“法治”(rule of law)。這種修辭策略的選擇暗示，“法治”是民主自由主義或民主社會主義的話語，其趨向于規制，內含國家和市場的官僚制和暴力這類結構性要素；而“法制”則來自底層、邊緣和互動，特征是參與性、可接近、非職業化，以及調解式。在他看來，“法制”在結構上趨向于“修辭”，與官僚制和暴力截然相對，內含商談和對話的解放力量。桑托斯的上述主張，顯然忽視了現代社會的復雜性，忽視了法治的積極功能。他沒有認識到，在缺乏法治牢固基礎性結構的條件下，參與式激進民主有可能蛻變為他所謂的“社會法西斯主義”；在缺乏憲政結構性基礎的條件下，人權無法得到法律的可靠保障；在缺乏獨立和專業化司法的條件下，各種權利無法得到具體實現，多元化的道德歧見無法協調，各種社會沖突無法得到具體解決。另外，桑托斯對現代法律的去政治化深表不滿，并極力主張法律的再政治化，但他應該意識到，法律的政治化應以政治的充分民主化作為前提，而后者又以生活世界的理性化和公民具備積極參與公共事務的意識和能力為前提。在缺乏這些前提條件的情況下，法律的政治會導致法律成為政治的附庸和工具。這樣說來，桑托斯關于共同體美德的共和主義追求，法律政治化的主張，偏愛非正式法制的情懷，尤其是對“愛心法庭”和“啤酒法官”[2](P.123)的向往，就顯得過于理想化，甚至有些輕佻，正如他賦予自然物以權利的主張失之浪漫。
同哈貝馬斯關于走出現代性困境的方案相比，桑托斯的主張顯然更為激進。哈貝馬斯早期曾經堅持左翼立場，但后來認識到了現代社會的高度復雜性和長期性，認識到許多左翼的現代性替代方案過于理想化，便開始調整立場，從民主社會主義轉向社會民主主義。他批判自由主義的偏頗，反對共和主義的單純，主張現代社會應將兩者結合起來，實行以憲政為核心的法治，而憲政必須以基本人權作為基礎；然后，激活革命的交往理性和公共參與意識，通過公共領域聯通系統與生活世界，實現公共自主與私人自主互動，參與式民主與代議制民主互動，以及民主與法治互動，從而發揮生活世界的解放潛能，驅除權力和金錢的宰制，增加社會的聚合力和生活的意義性，從而走出現代性困境，完成這項“未竟的事業”[12]在哈貝馬斯所描繪的理想藍圖中，法治是基礎架構，憲政是核心體制，人權是基本價值，民主是發展動力，公共領域是民主的主要發源地。與桑托斯的立場相比，哈貝馬斯擺脫了姓“社”姓“資”的本質主義情節，其主張較為溫和、理性，并且更具有現實的可操作性。
最后，如上所述，桑托斯認為，現代性的“主流”、“核心”和“上層”更多意味著規制，而“次級”、“邊緣”和“底層”則更多意味著解放，因而只要把蘊藏于深受壓迫和排斥的“次級”、“邊緣”和“底層”之中的解放潛能發揮出來，至今“尚未出現的良好秩序和良好社會”[2]
(P.548)就會到來。但這種主張所引發的疑問是，他是否高估了“次級”、“邊緣”和“底層”的解放潛能？是否高估了“次級”、“邊緣”和“底層”人群之間合作和聯合的潛力，而對于其分化、分歧及其相互沖突的傾向估計不足？與此相關的一個疑問是，他偏愛“次級”、“邊緣”和“底層”而反感“主流”、“核心”和“上層”的傾向，是源自他的政治立場，還是出于他社會學職業習慣？更為根本的一個問題是，桑托斯在理解和批判現代性時，主要借助規制與解放的張力，這種辯證關系是內在于現代性的客觀邏輯，還是內在于桑托斯關于現代性二元性悖論的主觀焦慮？換言之，現代性是否一定存有某種主要的內在緊張關系？即便答案是肯定的，是否必定就是規制與解放這種緊張關系？
早在19世紀下半葉，尼采就以西方現代“憤青”哲人的姿態，表達對現代文明的不滿，憤然主張顛覆所有道德，重估一切價值，呼喚個體訴諸權力意志和酒神狂放，實現自我解放。然而，人人成為超人只是一種幻想，而他自己最終也不過在瘋癲中實現了權力意志的自我超越。與尼采相反，桑托斯擺脫了個人意志和審美迷狂。同時，他沒有在現代性的焦慮中走向悲觀和絕望，而是從現代性張力中看到了希望：解放之路不在別處，恰恰生自于規制，正如健康出自疾病，反抗源自壓迫，秩序來自雜亂。然而，令我們擔心的一個問題是，在后現代主義的對抗中，在邊緣人群和弱勢群體的“修辭”性互動中，在社會底層的經驗常識和行動實踐中，所孵化出的全球帕薩嘎達之法，是會真正結出解放的果實，還是會蛻化為法律世界的香格里拉、嗚嗚祖拉或雷迪嘎嘎？
注釋：
①[葡]博溫托·迪·蘇薩·桑托斯：《邁向新的法律常識——法律、全球化和解放》，劉坤輪、葉傳星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作者為葡萄牙科英布拉大學經濟學院社會學教授(Professor of Sociology at the School of Economics，University of Coimbra)，中文本把作者國籍標注為“英”有誤，特作更正。本書以英文撰寫，中譯本對于研究桑托斯有關現代性和法律全球化的理論，提供了很大便利，但由于翻譯難度較大等原因，中譯本一些地方尚須改進，因而本文在引用此書時，有時參照了英文本Boaventura de Sousa Santos，Toward a New Legal Common Sense，Second edition，Buterworths(2002)。
�、谏Ｍ兴龟P于資本主義三個階段的論述，[葡]博溫托·迪·蘇薩·桑托斯：《邁向新的法律常識——法律、全球化和解放》，劉坤輪、葉傳星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48-75頁。
�、壑凶g文譯作“合法律間性”，這個譯名有些生硬費解，該譯名參見[葡]博溫托·迪·蘇薩·桑托斯：《邁向新的法律常識——法律、全球化和解放》，劉坤輪、葉傳星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119頁。
�、艽朔N權利由昂格爾所主張，中譯本譯成“不安定權”，桑托斯在更廣意義上使用這個概念，參見[葡]博溫托·迪·蘇薩·桑托斯：《邁向新的法律常識——法律、全球化和解放》，劉坤輪、葉傳星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373頁。
�、蒿@然，桑托斯與沃勒斯坦一樣，認為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是現代性的對立兩極，現代性發軔于西方，社會主義是反西方體系的西方體系。
⑥諾獎得主普利高津通過自己的科學研究，解構了現代早期的確定性世界觀，認為人類生活在一個概率世界，生命和物質在這個世界里沿時間方向不斷演化，確定性本身是一個錯覺。他指出，“人類正處于一個轉折點上，正處于一種新理性的開端。在這種新理性中，科學不再等同于確定性，概率不再等同于無知”�！皬囊婚_始，宇宙就呈現為一個遠離平衡的具有不穩定性和分叉的熱力學系統”。[美]伊利亞·普利高津：《確定性的終結——時間、混沌與自然法則》，湛敏譯，上�？萍冀逃霭嫔�1998年版，第3、5、147頁。
�、邊⒁奫德]尤爾根·哈貝馬斯、米夏爾·哈勒，《作為未來的過去——與著名哲學家哈貝馬斯對話》，章國鋒譯，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95頁；[德]哈貝馬斯：“論現代性”，嚴平譯，載王岳川、尚水編：《后現代主義文化與美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9-24頁；[德]哈貝馬斯：《在事實與規范之間——關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國的商談理論》，童世駿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年版。
⑧這里所謂的“自然化”，是指人為的安排變得如同自然規律一樣理所當然和不容置疑。
⑨中譯本譯成“新社會主義”，疑為筆誤。[美]伊曼紐爾·沃勒斯坦：《否思社會科學——19世紀范式的局限》，劉琦巖、葉萌芽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年版，第79頁，英文本第63頁。
�、鈁美]伊曼紐爾·沃勒斯坦：《否思社會科學——19世紀范式的局限》，劉琦巖、葉萌芽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年版，第565-566頁。薩帕塔主義者(Zapatistas)源自薩帕塔運動。該運動于1994年發生在墨西哥東南部的恰帕斯州，失地農民成立了武裝組織，即薩帕塔民族解放軍，反抗政府簽訂《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和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在全球引起很大反響。對于薩帕塔主義者及其運動，學界有不同看法。參見王襯平：“墨西哥薩帕塔運動的自治實踐研究”，載《國外理論動態》2011年第4期。
(11)[葡]博溫托·迪·蘇薩·桑托斯：《邁向新的法律常識——法律、全球化和解放》，劉坤輪、葉傳星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96-98頁。伯爾曼關于西方法律與革命的關系以及俄國革命與其他五次革命的關系的論述，參見[美]伯爾曼：《法律與革命——西方法律傳統的形成》，賀衛方等譯，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3年版，第21-27頁。
【參考文獻】
[1][德]尼采：《查拉斯圖拉如是說》，楚圖南譯，海南國際新聞出版中心1996年版。
[2][葡]博溫托·迪·蘇薩·桑托斯：《邁向新的法律常識——法律、全球化和解放》，劉坤輪、葉傳星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
[3][英]安東尼·吉登斯：《現代性的后果》，劉東、黃平譯，譯林出版社2000年版。
[4][英]卡爾·波蘭尼：《大轉型：我們時代的政治與起源》，馮鋼、劉陽譯，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5][美]弗朗西斯·福山：《歷史終結及最后之人》，黃勝強、許銘原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版。
[6][法]讓-弗朗索瓦·利奧塔：《后現代狀況——關于知識的報告》，島子譯，湖南美術出版社1996年版。
[7][美]伊曼紐爾·沃勒斯坦：《否思社會科學——19世紀范式的局限》，劉琦巖、葉萌芽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年版。
[8][英]威廉·退寧：《全球化與法律理論》，錢向陽譯，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9年版。
[9][美]鄧肯·肯尼迪：“法律與法律思想的三次全球化：1850-2000”，高鴻鈞譯，載《清華法治論衡》第12輯，清華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
[10]王根蓓：“譯者的話”，載[瑞典]拉爾斯·馬格努松主編：《重商主義經濟學》(序言)，王根蓓、陳雷譯，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11][瑞典]拉爾斯·馬格努松主編：《重商主義經濟學》，王根蓓、陳雷譯，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12][德]哈貝馬斯：《在事實與規范之間——關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國的商談理論》，童世駿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