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讀書為樂,以學術為業,研究涉乎古今,比較及于中西,惟古文不精,西文欠通,學術礙難專精。雖然每著一書,每撰一文,必苦心孤詣,力求發人所未發。立言不求傳世,但求無愧己心,不負讀者。
編自選集,在我這兒是第二次了。前一次是在1995年,那時我的文字生涯由初次在《讀書》上發表文章起算將將十年,到現在則將近三十年了。與之前的十年相比,過去這十七年除了“馬齒徒增”之外,發表文字的數量遞減也是顯見的,而這后面的原因也很簡單,那就是寫字的人沒以前那么勤奮了。至于其他方面,可以說變化不大。同樣的事情,同樣的做法……現在還發現,編自選集時遇到的問題、要說的話也都差不多。
翻看十七年前的舊序,覺得要交待的事情,那里都講清楚了。比如關于揀選文章的原則、技術上的難點、應對的辦法等。在這些方面,此自選集并無新意,只不過積累的文字多了,內容也更豐富。書分為兩卷,一卷偏重于法的歷史和理論,另一卷側重于當下的法律與社會。內容上作這樣的安排,并不一定表明有所謂研究上的轉向,不過,比較前后兩部自選集的目錄,尤其是新加入文章的內容,還是可以看出某些變化之跡。只是此種變化出于自然,而非出于計劃,這也意味著這種變化好也罷不好也罷,并無深意,更沒有預示著何種——如一些可敬的讀者經常以為和期待的那樣——驚人之舉。
與一般編纂文集不同,編自選集就好比作人生總結,不但要交代以往都做了什么,而且隱含自我評價之意。坦白講,我向來不擅此道,而且認為這就像時下的博士答辯,一律被要求自陳其“獨特貢獻”,根本是不當之事。所以逢到年終考評、填報表格,我所做的除去羅列事實,如已經完成和正在進行之事,不復多言。不過,最近一次卻是例外。這一次涉及某部門管理系統的專家數據庫,被要求填寫的表格備極繁瑣,令人不勝其煩。最后一項是“主要業務成就”,尤為可恨。我一向拒絕命題作文,更不用說這樣的題目。想一句話對付過去,又發現其下特別注明“不得少于500字”云云。管理者出此規定,是因為對此等逃避行為早有預見?轉念一想,既如此何不依其要求,做一篇新式八股?念動之間,煩擾即去,遂“欣然命筆”,擬成五百言:
主要從事法律史及法律社會學等領域之研究,著作八、九種,文章數十篇,主編法學類叢書兩種,編輯社科類書刊一種,組織學術活動逾百；曾游學歐美,講學港臺,足跡至于海外,略為人知。
以讀書為樂,以學術為業,研究涉乎古今,比較及于中西,惟古文不精,西文欠通,學術礙難專精。雖然每著一書,每撰一文,必苦心孤詣,力求發人所未發。立言不求傳世,但求無愧己心,不負讀者。
嘗追隨法儒孟德斯鳩,以文化闡釋法律,以法律闡釋文化,創為法律之文化解釋。自法學出,然素尚史學之視界廣博,哲學之分析精微,群學之方法貫通,尤喜人類學之觀察細致,反思深刻。治學不拘一格,凡有用之材料,可行之方法,盡皆援用,而少受制于學科界分；重意義世界、俗民生活、自生秩序；運思在史學與哲學之間；慣以解釋立場,求理解之可能。
學重說理,文尚簡約。善傾聽,不因人廢言,唯公是聽,唯理是從。不變于己,無改于人。有所為,有所不為。行事在可為可不為之間。無意于事功,尤不以改造世界為務。入學界數十載,先執教鞭于大學,后專著述于研究院,以發表之文字計,年不過數萬言,若以申領課題之數量論,則一無可陳。惟平生所為,率皆無違乎己心,故亦足自滿也。
所謂自滿,當然不是指“業務成就”。要講“業務”,我可以呈上這兩卷小書,至于它們能否稱得上“成就”,或者可以算是何種“成就”,那只能由讀者去檢驗和判定了。
(本文為《梁治平自選集》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