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數年前我就多次撰文談論自由主義與美德問題，在我看來，這個問題不僅是西方的，也是中國的，而且隨著中國轉型社會的深入，這個問題將越發凸顯，中國的自由主義如果不能應對德性問題，則必然面臨著邊緣化處境。因為一個社會，不可能僅僅由獨立自主的抽象個人組成，個人權利是與社會共同體密切相關的，自由主義呼喚著一個權利的時代，但是，當權利成為個人的護身符時，社會共同體如何維系，公共美德如何形成呢？自由主義應該建立自己的德性理論，應該祛除片面的、教條的權利至上論，自由主義本身就是一種現代性的道德哲學。
李強教授主編的“西方政治思想譯叢”，選擇翻譯了斯蒂芬·馬塞多的《自由主義美德》一書，我認為它的出版不僅具有理論的價值，而且還具有現實的意義。這本書說起來屬于一種我所提倡的“厚的”自由主義，它系統地矯正了理論界對于自由主義的片面性認識，從思想史和理論邏輯的雙向層面，把自由主義的道德性揭示出來。在自由主義的理論對手，諸如社群主義、保守主義、社會主義、共和主義等等理論看來，乃至在很多自我宣稱的自由主義眼中，自由主義基于個人主義，尤其是個人主義的權利至上的理論基礎之上，只是關注消極自由、限制政府權力、捍衛個人權利，以至于導致自私自利的極端個人主義泛濫，公民美德喪失，社會共同體解體。作者指出，上述這些關于自由主義的定位以及指責錯了，并不代表真正的自由主義的理論本性，在作者所謂的自由主義的偉大傳統，即洛克、穆勒、美國國父們，乃至羅爾斯那里，自由主義的權利理論和憲政民主，與公民美德、社群主義乃至積極自由并不抵牾，而且是它們得以煥發活力的基礎。誠如作者所言：“自由主義正義與權利建構了并且部分決定了自由主義公民所追求的美好生活的方向、目標與觀念。”
鑒于此，作者在書中不是探討自由主義與美德的關系問題，也不是辨析權利與善何者優先的問題，而是闡述“自由主義的美德”（Liberal Virtues）或“自由主義的諸美德”。在作者眼中，自由主義不是孤立的原子式的個人匯集，自由主義能夠建構一個現代的社會共同體，而支撐這個共同體的道德基礎恰恰是來自自由主義的公民身份、責任擔當、宗教寬容以及公共理性等等，這些品種不是像有些人指出的那樣，只是為了實現個人權利，抵御政府權力，其實這些品質是社會性的，是維系現代共同體的道德基礎，因此，它們是社會的諸美德。在這一點上，自由主義與社群主義是兼容的，與共和主義也是不矛盾的。所以，作者認為在道德問題上，自由主義不應該逃避，而是面對問題，構建自由主義的道德哲學，自由主義不但能夠捍衛人的權利，也能提供一種美好生活的理念，自由主義反對權力社會，但訴求公共社會，即建立在理性溝通、相互理解和寬容上的社會。我們看到，作者在本書中的觀點體現了一種現代英美自由主義的新趨向，即不再尋求通過社群主義、社會主義、共和主義等思想理論資源來補充自由主義，而是從自由主義內部建構自己的美德學說，這對于二十世紀以來所謂“薄的”自由主義主流學說是一種富有價值的理論矯正。
馬塞多雖然調用了羅爾斯、德沃金、后期哈貝馬斯等人的學說，并且接續偉大的自由主義思想傳統，梳理出一個自由主義的美德學說，提出了諸如“自由主義的社群”、“自由主義的共和”與“有德性的自由主義”等觀念，并且陳列了自由主義諸美德，但在我看來，作者的自由主義還不夠厚，關于自由主義的思想傳統敘事還不夠深入。其實，古典自由主義在厚的自由主義理論構建中，要比當代的自由主義顯學恢弘得多，偉大得多，只有他們才足以應對與克服諸如社群主義、共和主義、社會主義的各種挑戰。自由主義要建立自己的美德學說和關于美好生活的理念，應該回歸傳統，這本書開啟了一個路徑，但遠沒有完成。古典自由主義在理論上要比多元主義和公共理性深厚得多，搞清楚這個“早期現代”的古典自由學說，那么關于后來出現的所謂社群主義、共和主義乃至社會主義，必然就是自由主義的社群、共和與社會，只是由于十九、二十世紀以降的自由主義主流思想越走越狹隘、片面和偏執，所以才把本來屬于自己的道德與倫理思想的領地拱手讓給了對手。現在是重塑傳統的時候了。接續這個早期現代的傳統，自由主義就不會為同性戀、吸毒、亂倫和基因技術的正當性背書，偉大的自由主義從來就是保守的，發蒙于傳統人倫的思想，權利與德性是自由主義的兩個比肩并立的正當性淵源，而適時權衡、決斷它們之間的關系，則是考驗自由主義的政治與法律之智慧的最佳試金石。
上述問題回到中國語境，其實更為攸關。因為在今天的中國，權利的時代遠沒有到來，自由主義的基本價值理念有待制度性地落實，因此，自由主義的激進化有其內在的必然性和歷史的正當性。但是，我們看到，自由主義所訴求的市民社會也面臨日趨庸俗化、原子化乃至墮落的危險，因此倡導公民美德也勢必要成為自由主義的一種內在責任。所以，關于權利與德性的自由主義，在今日的中國，都是人民迫切需要的，如果放棄了權利訴求，誰來制約政府的公權恣意？忽視了美德建設，誰來維系自由的社群和公共利益？那些打著人民、國家和民族的旗號大搞專制的所謂極端民族主義、國家主義和卡里斯馬，貽害中國久矣，為了捍衛每個公民的權利，在今天的中國，也必須講美德，但這個美德應該是自由主義的美德，即只有一個自由的群體或社會，才可能孵化出真正的美德。我認為，在今天的中國，從實質上說，古今之辨、善與正義何者優先，都不是根本性問題，在這個社會轉型的特殊時期，權利與美德是一體的，一個硬幣的兩面，追求權利就是實現美德，實現美德就是捍衛權利。其實，這個道理，在諸多偉大的早期現代思想家那里，就是如此。例如，洛克是權利理論的現代開創者與倡導者，但同時也是秉持中世紀德性思想的現代傳人，亞當·斯密既有《國富論》，更有《道德情操論》，甚至，在中國傳統思想中，追求正義制度的禮制學說，與道德良知也是二而一的關系，良制仁學并行不悖。
所以，這本書的價值與意義是多方面的，就中國語境來說，它提示我們的自由主義要走出簡單化的權利一元論，正視道德問題的挑戰，要學會構建中國自己的自由主義美德學說，從中西兩個偉大的思想傳統中，從權利論的人性基礎方面，從現實權利政治的內在訴求方面，開拓我們的自由主義諸美德，以解決中國當今語境中的“自由主義憲政中的公民身份、德性與社群”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