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無疑問，社會上確實存在著眾多奸商、刁民、劣醫、騙子，他們也無疑應當對上述無良行為負直接的責任。但是，從根本上看，對社會誠信缺失負主要責任的應當是政府，而不是社會;是官員，而不是公民。人類為什么需要國家和政府?一是為了階級統治，二是為了公共管理。這是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基本觀點。
古人曰：“國無信不立�！边@一古訓其實是一條普遍規律和一種普遍價值，不僅古代適用，當今世界依然有效;不僅對于我們中國人是如此，對于外國人也同樣如此。換一種角度來看，在當今世界，“國無信不立”更意味著“政無信不立”。為什么說“政無信不立”?因為政府壟斷著核心政治權力，負責制定法律規范和道德規范，它通過法治和德治兩種方式規范和引領社會行為。在社會誠信方面，政府不僅是確立和維護誠信規范的權威機關，而且也是誠信行為的表率和模范。如果國家和政府自身失信于民，勢必會導致兩種極為嚴重的后果：一是公民對政權失去基本信任，官民合作的基礎不復存在，國家的長治久安難以實現;二是社會普遍出現道德和信任危機，從而使社會和諧的基礎不復存在，社會治理成本不堪重負。因此可以說，政務誠信是社會誠信的關鍵，是政通人和的基礎。
政務誠信在治國理政中的基礎作用
每當有人喝了三聚氰銨牛奶，我們便責罵不法奶農和奶商;每當有人買物品時發現短斤少兩，我們便痛恨無商不奸;每當人們對出租車的無理拒載深惡痛絕時，我們便責備司機素質低劣;每當人們發現到醫院動手術需要進獻“紅包”時，我們便鄙視醫生職業道德缺失;每當人們為獲取高額的拆遷補償而刻意造假時，我們便痛感國民“刁滑”。毫無疑問，社會上確實存在著眾多奸商、刁民、劣醫、騙子，他們也無疑應當對上述無良行為負直接的責任。但是，從根本上看，對社會誠信缺失負主要責任的應當是政府，而不是社會;是官員，而不是公民。人類為什么需要國家和政府?一是為了階級統治，二是為了公共管理。這是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基本觀點。政府應當對社會的統治和管理負主要的責任，社會誠信的缺失既是社會治理的危機，也是國家治理的危機。
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改革開放的過程是我國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全面進步的過程。改革開放的巨大成就，不僅體現在綜合國力的迅速增強和人民物質生活水平的明顯提高，也體現在民主法治建設取得重要的進展。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進入到了一個新的階段，我們又面臨著一系列新的嚴重挑戰。毋庸諱言，在國家治理和社會治理方面，我們面臨的新挑戰之一，便是政治公信力遭受質疑的挑戰。
我們必須清醒地看到，政務誠信的流失已經直接威脅到人民群眾對黨和政府的基本信任。一個令人擔憂的現象是，許多群眾對黨和國家的一些部門和一些政策表現出嚴重的不信任，在一些重大事件上與相關黨政部門呈現出明顯的對立態勢。例如，最近出現的天津薊縣大火案，對政府公布的死亡人數，在證據確鑿的情況下，仍有大量民眾不予置信。又如，四川什邡事件中對鉬銅項目的環境危害，政府與民眾的態度也幾近對立。許多民眾對黨政官員開始出現嚴重的不信任情緒。例如，現實生活中無疑存在著不少廉潔奉公的好干部，但在許多民眾的心目中，幾乎是“無官不貪”。這當然是偏激之言，但卻流傳甚廣。更有甚者，當一些官員因患憂郁癥而自殺時，民眾對死去的官員也不放過，往往會出現五花八門的“貪官自殺”流言。凡此種種，無非是表明民眾對官員的嚴重不信任。
政務誠信流失的諸種表征
政務誠信的流失還表現在一些黨政領導干部自己也缺乏對黨和國家的信任，缺乏對我國現代化事業的信心。例如，一些官員嘴上成天批判著西方“資本主義的罪惡”，歌頌著我國“社會主義的優越”，但暗地里卻偷偷地將自己的家屬子女送到西方發達國家，出現了所謂的“裸官”現象。一些黨員領導干部不信黨和政府，不信人民群眾，只信親信和鬼神，搞“小圈子”政治，求神拜佛往往成為他們的政治信托。
此外，一些同級和上下級黨政機關之間也開始出現互不信任的現象。上級不信任下級，因而頻頻派出各種檢查組和督導組;下級不信任上級，因而有“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之說。下屬不信任領導，領導不信任下屬，直至栽贓陷害的事情也時有發生。一些下級官員在上級領導面前唯唯諾諾，言聽計從，但一扭轉身便破口大罵，惡言相加。是什么原因導致政務誠信的嚴重流失呢?
首先，制度不合理不完善，迫使或者鼓勵黨政部門及干部造假。例如，黨內廉政法規不可謂不多，但不少條文卻無法有效實施。其次，一些政策不合理，鼓勵下級黨政機關提供虛假信息。例如，俗稱的“干部出數字，數字出政績，政績出干部”，就與干部選拔和考核制度的不合理直接相關。其三，政出多門，政府不同部門的相關政策相互沖突，使民眾不知該相信誰。如近些年在版權問題上，文化部門與出版部門的沖突;煙草問題上，衛生部門與煙草專賣部門的沖突等等。其四，形式主義和政績工程使黨政機關的公信力急劇下降。其五，有法不依，執法不嚴，特別是執法不公，嚴重侵害黨和國家的政治公信力。其六，一些黨員領導干部貪贓枉法、弄虛作假，嚴重損害官員的形象。其七，一些黨政部門的政策多變，朝令夕改，缺乏政策的連續性，使民眾無所適從。其八，一些黨政官員官僚主義嚴重，喜歡聽下級的好話，助長下級的報喜不報憂風氣。其九，一些黨政機關和官員在一些公眾關注的重大事情上，信息不夠公開透明，甚至隱瞞歪曲真相，使公眾難以獲得真實信息。其十，對失信行為和失信官員缺乏有效的懲罰。一些官員習慣于講空話、套話、假話，不僅未影響其升遷，反而被認為“會當官”;一些干部在學歷、政績、財產等問題上屢屢造假欺騙，但往往沒有受到相應的處罰。
建立并完善相關制度才是根本出路
毫無疑問，上述政務誠信流失的各種現象及其根源與黨的執政宗旨是格格不入的，與和諧社會的要求是格格不入的，與誠信政府的建設是格格不入的，與人民群眾對黨員干部的期望是格格不入的。對黨和國家的政務誠信流失以及在政府公信力方面的嚴峻挑戰，我們必須有高度的警醒，并且采取果斷的措施加以克服，努力增強黨和政府的公信力。
如何才能建設一個誠信政府，如何有效地提升政務誠信?
首先，各級領導干部要帶頭講誠信，講真話，辦實事，不浮夸，不虛假。中國政治文化的一個重要特征是上行下效，“上梁不正下梁歪”，有什么樣的官場生態，就會有什么樣的社會生態。領導干部的誠信是提高黨和政府公信力的關鍵環節。第二，加強政務誠信的制度建設，清理和完善相關制度規范，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政務誠信體系，杜絕制度性的誠信缺失，營造誠實守信的制度環境。第三，加快誠信法治建設步伐，完善誠信政府的制度保障，依照法規加大對黨政機關和黨政干部失信行為的懲罰力度，讓失信者對自己的失信行為付出高昂的代價。第四，樹立實事求是、開誠布公的輿論氛圍，努力鼓勵官員和民眾講真話，揭露批評黨政官員的失信行為。讓失信者感到恥辱，讓誠信者獲得榮譽。第五，學習借鑒中國古代和國外政府在誠信建設方面的先進經驗，吸取古今中外政務誠信流失的教訓。最后，最重要也是最根本的，就是以極大的勇氣推進體制改革和制度創新，特別是在官員的競爭性選拔、權力的分工制約、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和法治國家建設等方面，必須有更多的突破性改革創新舉措，在推進民主法治的過程中，讓政務信息更加公開透明，讓政府政策更加反映民意，讓黨和政府的行為更加規范，讓黨政官員更加廉潔誠信，從而使公共權力部門具有更強的公信力。
注釋:
本文是作者在2012年8月17日“中國誠信法治保障論壇”上的主題演講，發表時略有刪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