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學家不是法律家。法律家只是關心法的實際功能，法學家則追求法的永恒價值；法律家以秉承世俗旨意，制定、解釋和維護人定法為己任，法學家則以人類代表的身份實現人類與自然法的對話，向世俗曉諭、傳布和捍衛自然法的精神；法律家是一個依附于人定法的職業集團，是掌權者文化價值的精神奴隸，多半成為僵死人定法的殉葬品，法學家則是獨立自由的特殊知識分子群體，永遠處于懷疑和批判的覺醒狀態，命中注定是自然法的殉道者；法律之于法律家只是一項職業，甚或不過是進身之階、千祿之具和登龍之術，而法之于法學家則是一項與生命俱在的事業，是對于自我利益處于理智的覺醒狀態的利益主體的批判的武器；法律家的職業告訴他們因關心法律才留意人類，而法學家們則因對人類命運的悲憫和深切的終極關懷才關心法律；理想主義與法律家無緣，但卻是法學家生命之樹的十字架。這一切，使得法學家悲劇性地成為法律的良心。
法律的良心是社會良心之寄托于法，其內核即法學家意識，即法學家群體的知識分子意識，或者說是法學家的自覺理性。理性自覺意味著人格獨立，不為偶像所迷惑，也不為偶像所嚇倒，以創造、傳播自然法為使命并以此謀生，以此安身立命；意味著因深諳人類命運的悲劇而對人類命運抱持深切而強烈的終極性關懷，對于現世法律的毫不留情的懷疑與批判；意味著因為深諳人性之惡而對權力常懷怵惕之心，對于弱勢私權永懷惻隱；意味著對于歷史與命運的最悠遠而深切的憂患與拯救情懷。生命對于法律家是現實的，而對于法學家則是虛妄的。而要在這現實的現世中承擔虛妄，其結局只能是悲劇性的，清醒地意識到并直面這種悲劇性而勇敢地承受，就更是悲劇性的了。
舊日中國社會的不幸之一，是社會良心的不發達，竟或常常麻木或受腐蝕。小而言之于法學，只有律博士云云，而無作為獨立職業階層、以法律的良心自期的法學家。極而言之，在“超然”與“介入”、“從道”與“從勢”的情結中苦苦掙扎的士人，確乎免不了“器用”之譏。舉其要命的癥狀如：
小妾心態。舊日中國社會，法學（律）家自我設定的角色的極致不過是“宮廷法學家”，以當“帝王師”為榮，是為正統，曰“道”；故法學界常只有幫派而無學派，幫派之爭不過是正統之爭，而正統之爭又不過是爭寵之戰，其結果只能是以權力取代真理，并導致法學（律）家自身的貶值。
病弱身心。舊日中國社會長期密不透風的專制統治，養成多數中國民眾的病弱心態。法學（律）家畏官懼權，忍耐麻木，祈求期待，低貶自卑，權利觀念淡薄而錯亂，天王總是圣明，臣罪當誅，而效果則每每助紂為虐，自己將自己打入十八層地獄。
不自覺的道德家。法學（律）家常常不自覺地扮演著道德家的角色，而使得加強法制的大聲疾呼變成收肅綱紀的道德重整。而這所謂的道德又不過總是“政治倫理中心”的那個“道德”。
“教授長”。法學（律）家不是以自己的學術吸引、理性感召和人格魅力獲得權威，而是以拙劣模仿其自覺或不自覺認同的官僚的派頭來強化學術權威的外殼的硬度；或因先當教授后當某“長”（情況常常是先當上某“長”，教授也就不難“當”上），而于不自覺中發生角色重疊。此類現象，無以名之，姑曰“教授長”，是法學（律）家人格不獨立，趨官趨勢之一例爾。至于一些混跡于學界的混混兒，已不屬本文范圍，當于“中國流氓史”中辟專章論述。
沒有良心的法律是暴虐的惡法，失去良心的社會也就失去了存在合理性。而染上上述疾患的法學（律）家，斷斷不可能擔當得起良心的重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