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前，作為教師代表參加過一次本科畢業生座談會。與大學的其他師生座談一樣，照例也是教授們侃侃而談，學生們洗耳恭聽。畢業生得到的最生動的教誨是：“終成大器之途，始于韓信胯下之辱，古今相通。”聽著聽著，本人突然有骨鯁在喉，一吐為快的沖動，當場發表了一通令人掃興的評論。大意如下：“初遇強者擋路，不得已而為他人胯下行，是謂隱忍蓄勢；久而久之，習以為常，凡遇強者，即匍匐穿行其胯下，是謂自辱以取用；進而精通胯下謀生之道，往返自如，怡然自得。若事業之成始于他人胯下，日復一日，胯下之行，何有窮期？人之一生，終老胯下，豈不可悲？”
前兩年，讀慕容雪村以律師為主角的小說《原諒我紅塵顛倒》。我發現，書中的每個律師都把胯下之辱看成生財之道，不僅長袖善舞，而且傳諸新人，薪火相傳。在慕容筆下的每個律師似乎都接受過或者傳授過這樣的洗腦教育：“世道如此，識時務者為俊杰。客戶所看重的，就是律師和法官的關系，我不賄賂法官，客戶就離我而去，我何以為生？同事、同行無不如此，我特立獨行，何以在此江湖立足？如今，教授在辦‘輔導班’、‘學位班’，參與文憑銷售；醫生兼任藥商派駐醫院的、憑藥品消費量領取傭金的銷售代理；會計按照公司控制者的需要制作財務報表，卻由投資人為之付費；市場監管者和監管對象之間存在千絲萬縷的利益關系，官員或者其代理人運用公權力經商，利益滾滾而來。與之相比，律師給法官一點好處，無非是用客戶的錢為客戶辦事，何錯之有？”在每個人內心深處，腐敗是邪惡的原罪；在經世致用的時候，腐敗是強大的力量，可屈從而不可與之爭鋒，當腐敗與行業規則結合在一起，每個業內人士都爭相擁抱腐敗，惟恐“被邊緣化”而錯過“主流”所生成的、熠熠生輝的升官發財機會。從抗拒、自責、麻木到感到欣快，再到嗜好成癮，這就是人們屈身胯下所產生的感受的歷史性變化。
然而，胯下求生實在是一種與律師精神格格不入的處世哲學。律師精神在本質上是一種對抗精神——律師首先是斗士，或為主動進攻的挑戰者，或為勇于應戰的捍衛者——正是對抗精神為律師贏得客戶和聲譽。在英文里，律師是代言人(advocate)、辯護人（defender）、訟師（litigant）和受托人（attorney），律師的中文意義也是大致相同。為他人爭鳴，當有勇氣、智慧和堅韌，這就是律師的美德。無論站哪一邊，律師都可能得罪那些站在對立面的、充滿威懾力的機構和個人。因此，面對威脅，最不應當閃身而過的就是律師。
遇見一堵擋路墻，有人繞行，有人翻墻，有人找門，而有眼力的律師卻能看到擋路墻內部的脆弱結構，知道何時奮力一擊，破墻通路。人們一定記得圍繞深圳特區的那一堵墻——它把“特區”和“內地”、把城市和農村隔離開來——中國公民需要“暫住證”才能在墻內合法居留、工作，而取得“暫住證”的歷程充滿了艱辛和困苦；進入墻內而沒有暫住證，則面臨“收容”、“遣送”。在2003年之前，深圳“收容站”已經累計關押、遣送了數百萬人。2003年，幾名律師因勢利導，呼應民意，為“收容”、“遣送”的受害人大聲疾呼，“暫住證”隨之廢除，高墻終于瓦解。律師攻擊了那堵高墻最脆弱的部分——欠缺正當性——不管高墻在形式上是否合法，它都冒犯人權、違背民意。可見，當理想主義的浪漫喚醒個人尊嚴，當個人開始厭惡怯懦、茍且和機會主義的另一個自我的時候，匹夫之勇亦可阻擋三軍。
律師是一個常常發動挑戰的角色。在常人看來是命中注定的天災人禍，在律師眼里卻是一個應當有人對此負責的人為事故。例如：2012年7月21日北京大雨，一輛越野車在廣渠門橋下熄火，電路浸水失靈，駕車男子無法開啟電動車窗，絕望中以頭撞擊車窗，顱骨破裂而亡。在電路失靈之后，汽車車窗自動上鎖，駕駛人無法手動開啟車窗，汽車在瞬間成為一間禁閉鐵屋，而汽車使用說明書又沒有對此給予警示，這是否構成了不合理的、謹慎常人難以避免的危險？汽車制造商是否應當對這一設計缺陷負責？這樣的爭辯將造成一種壓力，責任人會在壓力下現身，受害人會因此而得到賠償，同時，其他汽車制造商也會從這一信息中領會到改善安全設計的必要性，汽車將因此而變得更安全。又如：吸煙致癌，在常人看來，這是自擔風險，卻有律師爭辯說：如果制造商對吸煙危險給予充分警示，許多人本來不會吸煙，但制造商聲稱吸煙與癌癥之間的因果關系無從證明，“柔和型”（light）香煙危害更小，這無疑誤導了消費者，誘使本來不吸煙的人吸煙、誘使本來打算戒煙的人放棄戒煙，所以，制造商應當對欠缺警示和誤導消費者負損害賠償責任。從上個世紀九十年代開始，律師在全球范圍內發動針對煙草公司的集團訴訟，巨額賠償正在導致煙草市場的萎縮和卷煙價格的上漲。
當訴訟激活法律之后，法律就與現實生活結合在一起，而成為可以觸摸的正義，而正是那些勇于主張權利的當事人和勇于挑戰的律師結合在一起，激活了法律。
律師是一個給自己樹敵的職業。“一個沒有敵人的律師可能是一個懦夫和馬屁精……你一定把自己和其他律師的友誼看得比客戶利益更重要。”（Alan Dershowitz，Letters to A Young Lawyer，20）按照德肖維茨的看法，律師常常需要考慮的問題是“與誰為敵？”把德肖維茨的問題轉換一下，那就是“為誰服務？”在一個社會，最需要法律服務的人，往往是那些最容易受到傷害而付不起律師費的人：討薪者、下崗工人、外地人、退休人員、拆遷戶、小股民、交通事故、醫療事故或者環境污染受害人、吸毒者、病殘人、受歧視的人、國人皆曰可殺的人、當權派視為政敵的人……法治在中國已經是不可抗拒的大趨勢，律師海闊天空，大有作為，而那些為了弱者而不惜四面樹敵的律師，將來一定能夠在孩子們心目中成為大英雄。因為，在一個社會，如果法律服務只是政府機關、大公司和文教單位才有資力消費的奢侈品，律師只是在大都市的寫字樓里隔空打物、紙上談兵，我們就會離法治越來越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