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踐證明,這些年來對高官腐敗犯罪案件實行異地審判,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有效地排除了案件查處中的各種干擾和阻力,也有效地消除了部分社會公眾對審判工作的擔憂和誤解
近年來,隨著中央反腐敗力度的加大,一些腐敗犯罪高官接連落馬。我國對于90%以上的高官腐敗案件基本實行了異地審判,形成了一道司法史上罕見的、非常獨特的現(xiàn)象。
高官腐敗犯罪案件異地審判肇始于2001年轟動全國的遼寧“慕馬案”(因遼寧省原副省長慕綏新、沈陽市原常務副市長馬向東涉案而得名)。自遼寧“慕馬案”后,省部級高官腐敗犯罪案件基本上都實行了異地審判。實踐證明,這些年來對高官腐敗犯罪案件實行異地審判,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有效地排除了案件查處中的各種干擾和阻力,也有效地消除了部分社會公眾對審判工作的擔憂和誤解。雖然當前我國高官腐敗犯罪案件實行異地審判尚沒有法律或司法解釋明文規(guī)定,但卻已經(jīng)形成了慣例,并正在朝制度化的方向發(fā)展。
對高官腐敗犯罪案件實行異地審判的根據(jù)
在我國,對高官腐敗犯罪案件實行異地審判的直接法律依據(jù),是刑事訴訟法第26條規(guī)定的指定管轄制度。根據(jù)刑事訴訟法第26條的規(guī)定,上級人民法院既可以指定下級人民法院審判管轄不明的案件,也可以指定下級人民法院將案件移送其他人民法院審判。這一規(guī)定為實踐中對高官腐敗犯罪案件實行異地審判提供了合法性依據(jù)。
至于對高官腐敗犯罪案件實行異地審判的法理根據(jù),筆者認為,主要是為了排除干擾,確保高官腐敗犯罪案件的審判公正。因為高官在一個地方經(jīng)營多年,他們?yōu)榱舜_保既得的權勢和謀取更大的利益,必然要利用其職權,在重要部門包括公安司法機關安插親信和培植勢力,編織盤根錯節(jié)的關系網(wǎng),結成利益共同體,構筑一道牢固的保護層。一旦東窗事發(fā),其龐大的關系網(wǎng)便可能發(fā)揮作用,使得司法機關查辦案件時,時常會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難和阻礙。特別是在我國目前的政治體制框架內(nèi),地方法院受地方黨委領導,地方行政機關、社會團體以及有關個人,都有可能干涉、干預和影響案件的審判。
同時,有些腐敗高官可能曾經(jīng)是當?shù)厮痉C關的頂頭上司,由被領導者處理領導者的案件,難免會受到地方權力和人際關系的不當干涉,勢必難以確保審判的公正性。2001年,中紀委在查辦“慕馬案”時,發(fā)現(xiàn)馬向東之妻章亞非在背地里大肆活動,嚴重干擾辦案,同時多方聯(lián)絡,賄賂看守人員,干擾案件查處,企圖幫助丈夫逃脫法律的制裁,于是決定實行異地辦案。顯然,在這種大要案、窩串案惡性爆發(fā)的情況下,如不采取異地審判的斷然措施,在當?shù)仫@然是很難正常查辦下去的。中紀委作出異地審判的決定,完全是辦案的需要。事實證明,這一決策是非常正確的。
對高官腐敗犯罪案件實行異地審理,跳出了腐敗犯罪高官的“勢力范圍”,有效地防止了地方保護和不當干預,較好地排除了地緣人際關系網(wǎng)的束縛,為保證審判活動不受人情干擾奠定了基礎,能夠最大限度地確保司法公正,使腐敗高官受到應有的法律制裁,從而切實維護法律的權威。
誠如陳衛(wèi)東教授所言：“高官在一個地方的影響非常大,許多官員,包括法院院長都有可能是腐敗高官提拔起來的。異地審判后,法院和審判人員與被告人沒有任何利害關系,就會秉公辦理,形成的判決也有權威性。”學者邵道生也頗有見地地指出：“地方原來比較聽中央的話,做到令行禁止。但現(xiàn)在地方的權力變大了,自主權變大了,中央的指令有時難以落實,地方保護主義盛行。異地審判盡管花錢多,也是迫不得已。”
一言以蔽之,對高官腐敗犯罪案件實行異地審判,既是反腐敗斗爭深入開展的結果和標志,也是反腐敗斗爭形勢發(fā)展的現(xiàn)實需要。當然,對高官腐敗犯罪案件實行異地審判,客觀上還有助于法官免受來自腐敗高官關系網(wǎng)的干擾和危害,從而有利于執(zhí)法辦案人員的人身保護和權利保障。
對高官腐敗犯罪案件實行異地審判存在的問題
當前,對高官腐敗犯罪案件實行異地審判主要存在以下兩方面的問題：一是指定異地審判缺乏具體的評判標準。雖然對高官腐敗犯罪案件異地審判具有法律依據(jù),但由于刑事訴訟法第26條關于指定管轄的規(guī)定比較原則,導致在司法實踐中指定異地審判的裁量權缺乏有效約束,什么樣的案件可以實行異地審判,缺乏一個具體的評判標淮,更沒有一項完善的制度可供遵守執(zhí)行。
哪些高官腐敗犯罪案件需要實行異地審判,指定異地審判的主體、被指定地是否特定化等等,實踐中的做法也并不一致。
二是異地審判耗費較大的司法成本。對高官腐敗犯罪案件實行異地審判是一個較為復雜的工程,不是一個簡單的指定管轄問題,而要統(tǒng)籌兼顧多方面的因素。除了異地審判,還涉及異地偵查、異地羈押和異地起訴等問題,這些都需要綜合考慮。
按照我國起訴對應審判管轄的規(guī)定,異地審判必定需要異地調(diào)查取證、異地羈押和異地起訴,而這些都需要耗費一定的司法成本。毋庸置疑,隨著中央反腐敗斗爭的深入,一些腐敗犯罪高官紛紛落馬,如果全都跨省異地審判,勢必需要消耗大量司法資源,也相對會拖延辦案時間,降低辦案效率。
完善對高官腐敗犯罪案件實行異地審判的建議
如何完善我國對高官腐敗犯罪案件實行異地審判的這一舉措,筆者認為,當前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入手。
其一,實現(xiàn)對高官腐敗犯罪案件實行異地審判的制度化。前文已述,對高官腐敗犯罪案件實行異地審判的直接法律依據(jù)是指定管轄制度,而我國刑事訴訟法第26條對指定管轄的規(guī)定十分原則和籠統(tǒng),條件不明,標準欠缺。
這一方面給司法機關以無約束的自由裁量權,對司法公信力和透明度勢必造成一定的影響；另一方面,實行異地審判還涉及到異地偵查、異地羈押和異地起訴等實際問題,有賴公檢法三機關的協(xié)調(diào)配合,需要消耗較大的司法資源,涉及司法成本和司法效益問題。故而對高官腐敗犯罪案件實行異地審判需要在司法公正與司法效益之間求得平衡。
因此,筆者建議實現(xiàn)對高官腐敗犯罪案件異地審判的制度化,盡快完善相關配套措施,規(guī)定異地審判的條件和標準,明確公檢法各機關的職責,保證案件的順利辦理和及時審判。
其二,增加對高官腐敗犯罪案件屬人管轄的規(guī)定。屬人管轄作為屬地管轄的例外,主要是根據(jù)受追訴主體的特殊身份而確定管轄法院。放眼國外,根據(jù)被追訴人的特殊身份而確定管轄法院的做法其實并不鮮見。
例如,在法國的法院系統(tǒng)中,除普通法院以外,還設有最高特別法庭,只有當共和國總統(tǒng)在犯叛國罪的情況下,最高特別法庭才對其行使屬人管轄權,而且對于最高特別法庭的判決不準提出上訴。
在我國,應當說,由于省部級腐敗犯罪高官位高權重,在權力范圍內(nèi)影響力較大,實行屬人管轄不僅十分必要而且也是可行的。事實上,針對主體特殊身份而實行特定法院集中管轄的審判模式,我國刑事訴訟法及某些地方出臺的規(guī)范性文件也是明確認可的。
筆者建議進一步健全和完善我國的刑事審判管轄制度,增加對高官腐敗犯罪案件屬人管轄的相關內(nèi)容。
如可規(guī)定對于副省(部)級及以上領導干部腐敗犯罪案件,統(tǒng)一由首都——北京市的兩個中級人民法院管轄或者審理腐敗犯罪案件經(jīng)驗豐富的省的中級人民法院集中管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