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作為老師，我和本科生、研究生甚至包括我自己指導的研究生的個人接觸都是比較少的。因為，師生之間有距離的觀察，能帶來更多客觀信息，一旦走近，信息反而失真。但是，我知道《法律評論》，我從一開始就很關注，當初在我腦海中就存在兩個問題。
一、學生為什么去做這件事？因為這樣一份報紙不能給學生帶來名利。
二、報紙為什么能存在下去？因為這樣一份報紙不會在校園里受到很多人追捧，它沒有考研攻略，沒有就業指導，沒有時尚，甚至沒有校園新聞，這顯然是一份難以引起社區關注的報紙。并且，這也不是一個學術刊物。那么，它怎么能夠存在下去？也許《法律評論》的構思是給希望發出另類聲音的老師提供一個平臺，但是，這些老師為什么要尋找這樣的一個平臺呢？實踐證明，學生要接近老師，獲得他們的幫助，得到一些稿件或者素材，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我看到《法律評論》后就一直在考慮著這兩個問題。我的自我解答是這樣的：
第一，學生存在一種需求，一種在任何地方都存在的需求，這就是一種“人以群分”的需求。一些學生需要把自己和其他人區分開來，而這種區分有各種不同的原由、構成不同的類型。組織一個籃球隊是一個區分，組織一個圍棋隊是一個區分，組織一個舞蹈隊也是一個區分，那法律評論又是一個什么樣的區分呢？我的一個模糊的感覺是，一些同學似乎想要尋求法學上共同的審美觀，通過共同的審美觀把一些同學結合在一起，去創造一個能夠屬于本科時代的一個精神紀念品——這樣的記憶已經留存在那些開創者的腦海中。《法律評論》十年本身就帶來了一種歷史感，這里負載的信息甚至遠遠地超過了文本；《法律評論》承載著過往同學們在政法大學度過的這段時間的回憶。也許，它能使我們想到：十年前的中國政法大學是什么樣的？同學們當時對課堂、對老師是如何評價的？
我在課堂上經常講，一個老師需要不斷建立他站在課堂上的正當性。老師講完之后，如果同學們對許多東西覺得不滿足，學生們就會尋求一種自我訓練，比如讀書會。大家在一起交流，而交流又使同學產生了創作沖動，形成一些文本。
我今天著重探討的是第二個問題：報紙為什么能存在？在互聯網時代，我們怎樣去證明一份報紙比一個博客或者比一個電子雜志更有價值，也就是說，在你們這一代，怎么讓《法律評論》存在下去？
這是一個非常真實的問題，我想大家可能都看到一點，人類文明有歷史記載以來，沒有什么比電子技術給我們帶來的變化更深刻，更廣泛。而《法律評論》經歷的十年，恰是電子技術把整個中國社會推向信息開放的十年，《法律評論》能在這樣的背景下存在下來，而且能在政法大學校園脫穎而出，有很深的意味，我們今天還沒有挖掘得很清楚。
我們現在可以獲得的信息量和接近信息的便利程度是我們在二、三十年前無法想象的。無論你有多么開闊的想象空間，你在上個世紀90年代初都無法想象圖文數據化、數據庫、搜索引擎、光纖技術、電腦終端和互聯網帶來的變化。
在這些變化中，第一個變化就是圖文音像的數據化，兩百多年前，乾隆皇帝征集全國的書籍，全國3800多個文人在北京抄書，用十年時間復制了七套《四庫全書》。我在這里稱之為“復制”，只是找不到更好的詞匯來描述這樣一種情形，實際上它不是復制，在很多情況下是破壞——從各地征集的書籍丟失了，或者人為銷毀了，只留下了它們的手寫本，而且是經過刪改的手寫本。七套《四庫全書》有誰讀過呢？在二百年左右的時間里，恐怕沒有一個人能有機會通讀。《四庫全書》真正和公眾見面是在數據化之后，制成了光盤，每個人都買得起，我也有一套。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上個世紀60年代末，中蘇邊境緊張的時候，中國為了保護國寶，用軍隊把藏在沈陽的一套《四庫全書》護送到甘肅。現在藏在甘肅的圖書館，但誰能去閱讀呢？書籍無人閱讀，再珍貴又有何意義？
在圖文數據化的基礎上，形成了數據庫和搜索引擎。通過數據化處理信息，進行分類整理，然后形成一個集合體，這就是數據庫。圖書館是一個資料庫，但它不是一個數據庫。在有數據庫之前，我們都依賴圖書館，但每個人能借多少本書是有限制的，什么時間還，也是有限制的。更主要的是，一個人要熟悉圖書館的分類方法很不容易，我們有“人大法”、“國圖法”、“科圖法”、“資料法”……，你要把分類法搞明白。然后，檢索圖書卡片，填寫索書卡，接著，如果圖書不開架的話，你要花很長時間去等候。圖書館的利用率實際上并不高。
在上個世紀80、90年代，輸入法是電腦檢索中文圖書的一大問題。1989年，我在哥倫比亞大學進修，該校的東亞圖書館那時還使用威妥瑪拼音，而不用漢語拼音。威妥瑪是鴉片戰爭后首任駐華公使。所謂威妥瑪拼音，實際上就是用拉丁文注音漢字。我舉一個例子，“長江”的漢語拼音是“changjiang”,但“長江商學院”的“長江”的漢語拼音卻是“cheungkong”。這樣的發音是什么話呢？不是廣東話，不是上海話，不是客家話，不是普通話，它是威妥瑪拼音的發音——外國人說的中國話。說中文的人要用這樣一種拼音輸入法去查找中文書籍，其困難是可想而知了。
現在，西方法律、律商、北大法寶等數據庫成了比圖書館更容易接近的學術資源。通過強大的搜索引擎，我們可以通過不同的徑路找到我們關注的主題。一百年前，中國人通過“訟師秘本”來學習法律，因為法律知識不能公開傳播，訟師秘本都是偷印、偷賣、偷讀的，只有為數不多的幾本，而且是代代相傳，清人讀宋人寫的訟師秘本。
十五年前，中國很多出版社還在爭搶“法規匯編”的銷售市場，許多教授書架上還有大部頭的“法規匯編”，諸如：房地產法規大全、股份制試點大全、證券法大全等，但這些大全是永遠全不了的。今天，通過搜索引擎，只要幾秒鐘就可以查遍從1949年到現在中國所有的法律、法規和行政規章。
在數據庫和搜索引擎的支持下，互聯網就成為一個內容無限豐富的一個空間。每個人可以創造自己的數據庫，也可以免費或者付費進入別人的數據庫，信息世界成為一個充分開放的空間。互聯網使我們的行為方式和閱讀方式都發生了變化。
一百多年前，中國人表達政治訴求是上書言事。上書的一個技能就是寫毛筆字，而上萬言書就要做很多、很多事情，這實在是一個壯舉。作者需要兩、三天時間寫完，而把萬言書傳遞給皇上，需要更大的決心和勇氣。然而，最好的結果是什么呢？那就是有一個讀者而已。萬言書很難流傳，如果沒有留底稿，那就只能完全依賴皇帝把這它保留下來，也許，若干年后，皇帝召見你的時候，君臣彼此都記不得萬言書究竟說了些什么。
幾十年前，中國人表達政治訴求是寫大字報。例如，57年、78年、89年都有很多大字報。57年春夏之交的北大，78年冬天的西單，都有一個地方叫“民主墻”。熱鬧的時候，每天有上百張大字報貼到墻上。細想起來，一張大字報上墻，需要經過構思，起草，購買紙張、毛筆、墨水，抄寫，調制漿糊，最后是尋找合適的地方張貼。在任何一個環節，作者都可能因為偶然的原因而放棄或受阻，例如：那時候需要糧票，做漿糊要用面粉，買面粉要糧票，如果恰巧沒有糧票，就可能拖到下個月再去貼大字報了。今天，通過微博、博客、BBS，幾十個人一晚上發表的文字就可以超過1957年北大大字報的總和。雖然，對于敏感詞的屏蔽技術也在與時俱進，仍遠遠不足以改變信息開放的大趨勢。
在已往十年，年輕人和我這樣年齡的人，他們的閱讀、寫作和思考的習慣都發生了一定程度的變化。屏幕閱讀在一定程度上代替了文本閱讀，關鍵詞搜索的閱讀代替了逐字逐句的全書閱讀，購買書籍的愿望在下降，個人藏書在減少，甚至個人使用鋼筆書寫的習慣也在發生微妙的變化。在這樣一種情形下，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是：一份學生所辦的紙質報紙的存在的空間有多大？
也許，我們可以從《財經》雜志的發展軌跡得到一點啟發。《財經》以深度報道取勝，通過挖掘信息，《財經》把一些大同小異的新聞簡讀本轉變成了蘊含更多信息的新聞高級讀本。《財經》的評論和新聞并不十分出色，但它的深度報道確實讓人耳目一新。那么，《法律評論》該如何定位呢？定位決定讀者群、目標和風格，這一點非常重要。目前，《法律評論》是一份向往學術純粹，欣賞抽象之美的報紙，固然有其價值，因為，這表達了編者的審美觀，表達了一種與世俗追求不一樣的審美觀。
從民國開始，正式的法學教育進入中國，社會對法學和法律人的評價就一直是非常負面的。蔡元培在北大的就職演講，三十分鐘的演講，大概用了五到六分鐘批評法政學堂：他說，給北大帶來壞名聲的，主要就是法政學堂，學生善于鉆營，把學習法律作為升官發財的捷徑，所以，把北大的風氣給帶壞了；他問：你們既然這么想學法律的話，為什么不到去讀專科學校，為什么跑到北大呢？在當今中國，社會對法律界、法律人評價也是比較負面。這時候，當人們看到一些政法大學學生有另類追求，不那么世俗，不那么致用，不那么短視，人們對法律界、法律人的看法可能就會有所不同。
現今，如果學生真的想求知，應當感到非常幸福。因為，你們可以獲得的信息是如此之多，獲得信息的途徑又是如此迅速與便捷。在我讀書的時候，常常買盜版書，不是買非法交易市場的盜版書，而是官方親自參與的盜版。當時，臺灣的許多法律教科書都是光華書店翻版的。
現在你們接觸的信息足以使你們形成超越前人的開闊眼界，這決不是恭維。但另一方面，你們仍然需要注重基礎訓練。沒有基礎訓練，有些坎是永遠越不過去的，而很多新思想、創意實際上就是來自基本訓練。譬如，搜索引擎是一項重要的技術，但搜索引擎的基礎實際上就是文字編目。編目有兩種技術：一是Index（索引），一是profiling（分類歸檔）。當你基本訓練充足的時候，因緣際會，你就會形成一個創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