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置身于大激蕩的時代，當今共和國正面臨著致力推動經濟發展、政治昌明、社會和諧這三大重要的歷史課題。而經深思之下，吾人則不無焦慮地意識到：其中幾乎沒有一個課題竟然與法治秩序的建設無關！這是因為，正如有學者所曾剴切地指出過的那樣：“法治”，作為一種文明秩序，乃是形成一個社會的政治、經濟乃至文化秩序的基礎，堪稱一種元秩序（meta-order)。
誠然，這里所言的“法治”，本源于西語rule of law之類的說法，實為“法律之治”或曰“法的統治”。眾所周知，此概念本來源自于亞里斯多德的“法治應當優于一人之治”這一著名的論說，其最簡明的含義，乃與“人治”（rule of men）判然有別，即要求公共權力不受公共權力的一時支配者的恣意支配，而是依照預定的法律規范得以行使，其最重要的價值目標之一就是要適切地約束與規范公共權力，據此一方面維護人的基本尊嚴與基本權利免受不當的侵害，另一方面也反過來為公共權力的存在提供正當性的依據。這其實也應是中共十五大所確立的“依法治國”重大方略的題中應有之義。
然而，我們愈來愈是發現，在一個有著數千年“人治”傳統的國度，要真正實現“依法治國”的文明秩序，則殊為不易！因為這首先就有賴于國人必須確立“法律至上”的政治準則，確立那種看似人定的法律卻高于我們人本身的意志、情感與需要的思想觀念。而縱觀中國歷史，這種準則觀念幾乎“羚羊掛角、無跡可尋”；整部中國歷史，也始終難以演繹出類似這樣的偉大事件：當十七世紀英國國王詹姆斯一世（1603－1625）否定普通法的原則，主張國王的意志即是法，并謀求使自己的命令凌駕于法律之上時，一位王座法院的法官——愛德華·科克（Edward Coke）則挺然而出，援引13世紀布雷克頓法官的一句名言加以了有力的回應。這句極為生動地表達了法治觀念的名言就是：“國王不應在任何人之下，但應在上帝和法律之下”！
（二）
是的，此種意義上的法治觀念，在西歐的中世紀就已然萌生。君不見：在歐洲民族大遷移之后，中世紀日爾曼人的觀念中就曾存在了法律是一種獨立于人的意志而“客觀存在”的“正義”這種概念。現今，我們總是直觀地認為法律是人為地制定出來的，可在當時日爾曼人的觀念中，法并非人所制定，而是客觀存在的，人不過是發現了法而已，具體地來說，它是作為“古老的善法”——習慣法而存在的。由于是客觀存在的正義，所有人必須遵守之，君主也不能例外；甚至認為君主的任務是維持和保全實現客觀正義的現有秩序，如果君主侵犯法律，臣下得以反抗。可以說，這正是人類歷史上關于法治觀念的濫觴。（發表時此段被刪）
然而，尤其值得我們追溯的是：在人類歷史文明的長河中，這種有關法治的觀念，即使在西方各國也曾歷經了幾度風云、幾度嬗變。但也正是在這一人類文明史的發展進程中，“法治”的概念進一步得到了歷史的定義，進一步落實于制度的安排。
首先，上述的日爾曼法觀念，固然形成并存續于歐洲的中世紀前期，但那只是一個社會變化極度緩慢、公共權力極度分散的時期。時至中世紀后期，特別是12世紀后半期以后，隨著經濟迅速發展，都市逐漸形成，社會次第變動，權力不斷集中，便隨之顯現出法律觀念的變化征兆。給這一觀念變化帶來最大影響的正是羅馬法。在其影響下，產生了法律是根據皇帝的意志和命令而制定的觀念。對于當時試圖改變既存封建秩序、建立中央統一集權的歐洲王國而言，這種觀念可謂正中下懷。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盡管如此，羅馬法也并未完全摧毀了日爾曼法的上述觀念。在其后漫長的歷史時期，這兩種截然對立的法觀念，甚至經歷了長時間的對峙對抗而又共生共存的過程。其間，雖然羅馬法觀念在絕對主義的歷史潮流中逐漸占據了上風，但在近代以前，就連被視為最為典型的絕對主義國度——法國，也無法完全拋棄具有日爾曼特性的習慣法觀念。浸染了某種習慣法之品性的“王國基本法”，就體現了這一點。而將法律依存于自己意志的絕對君主，也為了使自身的地位得到合法化，并獲得民眾的擁戴，實際上需要那種作為習慣法的基本法。
時至近代以降，中世紀的法觀念再次受到了挑戰，然而，行使權力至少必須依照法律這一中世紀的理念并沒有被完全磨滅，相反，而是作為近代立憲主義的基本原則之一獲得重生，在近代時期得到了繼承與發展，并由此產生了英國、德國和法國這三個不同的法治模式。
作為近代的強國，英國所形成的法治模式可堪稱法治的典范，并對迄今為止的美國等英語國家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而關于這種近代英國法治的特征，歷史上的英國憲法學者戴雪曾歸納出如下三個要點：第一是正規法律的優位，禁止政府專斷性地擁有廣泛的自由裁量權；第二是法律上的主體平等，要求行政權與普通公民均服從法律，應同樣在法院接受裁判；第三則是將憲法作為“通常法律的結果”，意指英國的憲法并非作為一種抽象的宣言而存在的，而是法律在法院實際上被適用的過程中所產生的一種結果，為此其所保障的權利，也可在法院中得到有效的救濟。
作為近代西方后起之秀的德國，其法治模式則與英國有所不同。日本當代著名比較法學家畑中和夫教授就曾簡明地指出：英國近代的“法治”，被理解為抑制專斷的權力，“保障英國憲法下所賦予的個人權利”，而在德國，這則曾被長期表達為“法治國家”(Rechtsstaat)，即18世紀末所確立的“形式法治國”的原理。從德國行政法學家奧托· 麥耶的分析中，吾人可以看出，這種“法治國”的原理雖然也承認法律的優位原則，但法治僅僅被理解為“依法行政”，而法律是否應該包含保障人的最基本的權利與自由，則不被視為法治的要義。
而在歷經了近代市民大革命的法國，法治，則又具有別具一格的內涵，其核心就是所謂的“合法律性”（légalité）。然而不同于德國式“法治國”之處的是，由于1789年大革命以及盧梭思想的影響，法律被界定為是“一般意志的表明”，為此，與“主權在民”的原則一致，國民議會的立法也被看成是高于一切的準則，行政執行權只被限于是對此種法律的執行，而議會的立法本身是否具有正當性，也就是說是否侵害了人的基本權利，則在所不問。
（三）
追尋法治在西方歷史中的蹤跡，我們可以發現：人類的文明史定義了法治，而法治也定義了人類的文明；然而，即使在西方文化傳統之中，法治的模式也并非獨一無二的，亙古不變的。
時至現代，何謂法治的問題，又再度受到了時代的追問。
這也是由于在當今，許多國家的權力構造中都出現了一種所謂的“行政權肥大化”的傾向，委任立法的大量出現，加以政黨政治的制度媒介，使立法權和行政權逐漸趨于融合，法的制定和法的執行之間的區別也變得模糊曖昧，從而消解了“法治”被等同于“行政的合法律性”這一起碼的內涵。這就對各國傳統的法治原則提出了挑戰，法治的含義也像英國著名法學家詹寧斯（W. Ivor Jennings）所言的那樣，變得“如同一匹桀驁不馴的烈馬”。
然而，作為人類理性精神與政治文明的一種文化形態，法治，也應具有一種核心的內涵。基于各國法治歷史的經驗與教訓，面對當今政治國家的發展與演變，探索法治內涵的精義，促進法治秩序的建構，就成為現代各國有識之士的遠慮。在此值得一提的是，二戰之后，國際法律專家會議（The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 ）就曾舉行多次研討，試圖改寫傳統的法治含義，提出一個具有普適性的法治概念，最終于1959年在印度的德里會議上就“法治的本質”（the nature of law）達成了大致的共識，并莊重地宣之于《德里宣言》之中。這份可謂凝聚了人類一千多年來法治文明智慧的宣言，審慎地提出：作為人類最高價值的“人的尊嚴”，必須成為所有法律的基礎，并進而確認法治應該包含如下內容，包括：確立立法機關和責任政府的權力范圍、完善公民權利的救濟機制、遵守人權保障的最低標準、維護司法獨立的基本架構。
這，可以說就是當今國際社會對現代法治的一個較為權威性的定義。
這，可以說是現代政治文明、社會文明所定義了的法治。
返觀中國的文化傳統與現代國情，我們沒有特別的理由拒絕這種法治文明！
我們也有足夠的智慧接受這種法治文明！
而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程中——
法治，同樣將可以成為數千年文明發展史畫卷上的點睛之筆；
法治，也不是今日國人還可在茫然之中繼續等待下去的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