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終于明白了
我首先必須反抗的是
我對墻的妥協，和
對這個世界的不安全感
——舒婷：《墻》
任何個體，不論先前是何等人物，一旦進入司法程序，面對以國家為后盾的強大公權，必定頓成弱勢。任何權力都恒具擴張勢能，總是以績效為鵠的，雖政體不同，而權力本性則一，同樣存在著濫用與暴政的可能，早已為歷史所一再證明，無庸諱言。因此，在司法程序中，如何既能防范不良從業者上下其手，以逞私欲，同時又能有效規訓公共權力恪盡其責，不出位格，避免以強凌弱，而于各方大致平衡中提供法律公正，便是現代法制念茲在茲的制度預期，而落實為一系列的制度設計，表征的是對于人性的深深怵惕和政制的政治德性。
其中，程序正義作為現代法治的基本理念，是一道重要防線，可能，也是最為重要的屏障。世態紛紜，案情詭譎，利益當前，公婆各據其理，只有大家一同訴諸程序正義，才能進而有望達成實質正義。否則，各憑肌肉說話，人間豈非叢林。也就因此，諸如無罪推定原則、有利被告原則、辯護制度、回避制度和控辯平衡原則等各項程序安排，一一應運而生，旨在落實程序正義，志在追求實質正義。
恰恰在此，依據已經披露的有限案情來看，“李莊案”讓我們感到“大致平衡”不再，作為實現正義最為可靠憑藉的程序正義遭到顛覆。舉例而言，辯護人依法會見犯罪嫌疑人，而警方派員監視與錄像，已然違反“律師會見犯罪嫌疑人不被監聽”的法律規定在先（《律師法》第33條）；根據污點證人的檢舉，迅即將正在履職的辯護律師“逮捕歸案”，曾經的“對家”作為公權力出場，違反了回避制度的立法本意，不免讓人聯想到“報復性執法”或者“殺雞嚇猴”的譬喻。在此之前，雖然難言一士之諤諤，但是，從此之后，卻必然導致千夫之諾諾，當不難想見。舉世浮想聯翩之余，程序正義隳矣！——沒準那一天，這一命運也會降臨到自己的頭上，遂成為普遍的擔憂。換言之，我們大家都感到“不再安全”。
其他種種，如媒體披露的“公、檢、法、司”聯合辦案云云，律師會見犯罪嫌疑人、閱卷、查證權利頻頻受阻等等，倘若屬實，不僅是對于控辨平衡原則的公然違犯，而且將三十年法制建設夢寐以求的“第三方執法”的美好愿景棄如敝屣，無論是就法律正義而言，還是就政治正義來看，抑或就所謂的“群眾影響”觀之，實在均為得不償失。縱便“打黑”，也不能付出毀棄根本價值的制度代價。否則，可逞一時之快，難言長治而久安，其理甚明。
本來，立法設置辯護律師一職，類似于現代民主體制準允“國王忠誠的反對者”的存在，就在于希望藉此形成一種司法民主格局。在此格局下，律師作為合法的代言人，據法按例，揆情究理，竭盡所能，找出犯罪嫌疑人無罪或者罪輕的事實，從輕或者減輕的理據，依法保障其當享有的基本權益，尤其是程序性的訴訟權利，而以訴訟權利為屏，進而求取實質正義。這是立法賦予律師的應然職責，也是司法應予保障的權利。經此抗衡，促使控方做足功課，防范制度作惡，力爭不枉不縱，其實是控辨雙方的共同愿景。當下中國，刑案辯護勝訴率約在5％，表明至少有5%的案件因為律師的“在場”，而避免了冤假錯案。5％，冰冷的數字，可它意味著無數人得免重蹈“佘祥林”的人生苦澀，既說明了律師辯護制度的絕對必要性，又避免了眼睜睜讓司法機構陷入不義，從而，在彰顯制度安排的德性的同時，滿足了關于法律正義的公民預期。——所謂法律尊嚴，其尊嚴在此，并且，也只有循沿此徑，才能獲得真正的尊嚴。
在此語境下，律師的職業倫理規定了他天然“替當事人著想”，“為當事人說話”，一切圍繞著當事人的利益打轉。否則，要律師做擺設呀？就刑事案件而言，“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服務”，可謂天條。具體在本案中，告誡以“不知道”應對法庭訊問，固為其責。本來，依據無罪推定原則，沉默權是被告的法定權利，徑以“不知道”應答，并無不妥。詢問有無“刑訊逼供”，尤為必需。如果答案肯定，則督其于法庭大聲諾諾，其實是一種法庭論辯技巧，無傷任何法則。進而言之，倘若據法論理，認其無罪，進而提出無罪辯護，亦不為過，何況爾爾。凡此種種，不過履行律師職責的常態，有何大驚小怪的？又何能深文周納，指鹿為馬？
朋友，如同一切權力設置一樣，律師制度和辯護制度同樣是一種制度之惡。容忍此惡，旨在避免更大的惡，既是現代司法程序的人工理性，更是源自人世公共生活的不得已，為的還是營造一個人人感到安全的社會政治生態。有此基本安全，才能指望公道和正義。無此安全，則人心惶惶，天下無道矣！因此，將對于黑惡勢力的清除訴諸司法程序，彰顯的是公正對待每一個公民的政治公道，顯示了當下人世是一個讓每個人獲得基本安全的社會這一立法旨意。循此以往，保障他們獲享包括辯護權在內的一切公民權，同樣還是為了營造一個“大道之行在于公”的公民印象，而首先是讓人感到安全的社會政治生態。否則，本意雖行公道，而民眾感受可能無異“黑吃黑”，于制度安排而言，可謂背道而馳。
畢竟，天下苦黑久矣！而最黑之處，在于“黑白”兩道沆瀣一氣。百姓為“打黑”而歡呼，與其說是歡呼那幾個打打殺殺的毛賊落網，不如說為護黑高官的倒臺而稱慶，其理盡現，不言而喻嘛！
而且，本案甚為吊詭之處，在于被告突然檢舉自己的辯護人，坦承旨在“立功”，使得案中生案。司法機構雷厲風行，迅即啟動批捕、起訴和審判程序，令人矚目。而一般社會大眾齊聲譴責“黑心律師”的窳行，事實上，也確有不少律師職業操守淪落，知法犯法，使得“李莊案”驟然成為一起牽連廣泛的社會政治事件。當此“打黑”收網之際，在污點證人檢舉和辯護人履行職責之間，大眾不明所以的口誅和法學界的擔憂兩頭，司法機構的積極強勁態勢，似乎撕裂了社會，其實已經使得公權陷入了道義兩難。換言之，“立功”的合法性與道義上的形跡可疑，律師的信念倫理與責任倫理之間的緊張，公權力主動護法與自身守法的分際，均要求司法機構應當采行一種更為超脫中立的姿態，而非為了“辦成鐵案”，不惜動用“運動式執法”，其理昭然。
畢竟，中國已經進入一個常態社會，日常政治登場，非常政治退位，才是常道，也是正道。憲政是日常政治的根本秩序，而為建設現代中國的國家理性，鋪陳法權安排的德性，提供了制度想象力。換言之，一切行政和司法行動，包括“打黑”和各類“李莊”案，均須圍繞著民主與法治打轉，以有利于民主和法治的發育滋長為取舍，而非損害其根基，乃至傷及國家的政治德性。只有民主與法治，才能給我們提供真正的安全和公道。而人心思治，安全與公道，堪為其本。如果說什么“大局”，這才是真正的“大局”。
否則，便為“攪局”。而國家理性早已曉諭人世，“攪局”是政治的大忌，也是法律理性的大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