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民營企業的財產保護是一個迫在眉睫的問題，尤其是在刑事案件里侵犯了民營企業的財產權利，這也是很突出的。這個問題有三個方面要注意：
第一，如何把審判的司法權和行政的權力分開。司法權和行政權是非常重要的第一個劃區。第二，自然人犯罪和法人犯罪要弄清楚；第三，刑事案件不能夠隨便剝奪公民的民事權利，在刑事案件里如何保障民事權利也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
在發現企業主犯罪以后，政府機構很快地接管企業，是中國當前比較普通的現象，其中很多問題值得思考。看起來政府沒收的是個人財產，但是如果他在企業里有60%、70%的股份，等于是把股權給沒收，這其實是變相的國進民退，把民營企業變相地變成國營企業。個人犯罪跟企業并沒有關系，個人犯罪，不是企業來犯罪。《公司法》很重要的一條規則就是劃清公司是法人，股東是股東，公司并不是個人的。但現在司法界尤其搞刑事案件的把這一條忽略了，總覺得大股東或者控股股東犯的罪，公司就是他們的，也要沒收。這是一個扭曲的觀點。公司應該還存在，公司的經理、董事長可能換了，但本身的獨立性還有。我們不能夠因為公司的董事長犯罪而連累到公司，使得公司喪失了獨立地位，這不合情理。更不用說現在有很多迂回的處理辦法，比如紀委、檢察院做動員工作“把股權轉讓給別人”，用這種辦法脅迫造成公司股東自己的權利不能很好地行使，所以要么是沒有財產權，如果把他的財產充公就是沒收他的財產，他的股權是財產，但不是說公司就是他的財產，也應該沒收的，這個區別一定要分清。
要是法院判決沒有沒收個人財產，怎么辦？因為本人在坐牢，不能行使他的股東權利了。但他可以委托他人代其行使股東的權利。法院不能夠因為他犯罪了，不能行使股東權利，就由政府代行，這是不行的。現在也有做得比較好的案例，比如黃光裕案，雖然被判刑，但仍然可以在監獄里行使他的表決權與股東權利，這是一個很好的做法。但司法實踐中一個人判刑以后，財產權利的使用完全受到限制，或者受到很大限制，仍然是普遍現象。這不符合法律規定，按照法律規定，一個人的民事權利是不能因刑事案件被剝奪的。
另外一點，執行是判決法院的權力，是司法權，只能由法院來行使。雖然最高法院解釋里一句話“必要時可以有公安部門來配合”。但只是“配合”，是維持秩序概念的配合，而不是說財產怎么樣變現或者把這些財產沒收以后怎么樣來處理，是由法院授權給公安部門來處理，這個界限一定要弄清楚，因為一旦行政機關侵犯了司法權，弊病就很大。因為公安雖然要把這些財產上交過戶，但是仍然會有本部門的利益牽涉其中。比如公安局可以按相應的比例得到一些辦案經費，必須要明確司法權是由司法機關行使，法律規定的是執行或者行使財產權的執行，是應該由法院的執行庭來執行，由公安來執行侵犯了個人權利，這是不合適的。
談企業家的財產保護必然有個原罪問題。如何看待企業原罪問題？我覺得原罪問題在世界各國都有，按照厲以寧的看法，原罪就是原始積累。西方國家也有大量的原始積累，美國也有這樣的情況。比如洛克菲勒，美國很多老百姓都視其為吸血鬼，完全否定他。因為當時他利用一些不正當的手段使得很多企業破產，積累無數財富，成為世界上的首富。但是不要忘記美國在那個階段并沒有相關法律，沒有什么法律限制。只是到了1929年、1930年才出現了反壟斷法、反不正當競爭法。而在當時沒有法律規定，所以不能說他犯罪，雖然可以譴責他行為不正當。如果現在還拿企業家的原罪來判他的刑，來追究他原始積累的財產是怎么得來的，這其實是混淆時空，因為任何人都不能脫離他所在的時代。以今天來衡量50年前，很多行為都是荒謬的，而在當時是合法的，所以不能脫離時代來看問題。中國也有這個問題，不能拿現在的法律來衡量，尤其不能拿現在競爭中的法律來衡量，現在有反壟斷、反不正當競爭、反傾銷，各種規范法律，可以前沒有。過去有一個投機倒把罪，后來被撤銷了。但我們要想一想當初有多少人是在投機倒把中富起來的。我曾經代理一個案件，一個杭州的民營企業，被追究投機倒把罪，法工委派人下去專門調查，最后平反。這些問題在今天的中國依舊存在，我們必須要注意在不同的時間會有不同的思考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