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互聯網時代，究竟應該如何處理司法與輿論之間的關系，這雖然也涉及到社會問題，但主要不是社會問題，而是司法自身的問題——題記
如何處理網絡言論與司法獨立之間的關系，是一個值得認真思考的問題。從數年前的張金柱案、劉涌案、鄧玉嬌案、胡斌案，到不久前的藥家鑫案，這個問題不斷地被提到法律人和傳媒人面前。
論及法律與傳媒的關系，有一種傳統的、同時也是正統的觀點認為：司法不應該受到傳媒的不當影響，包括不應該屈從于輿論的壓力；另一方面，傳媒相對于司法案件，應該保持審慎的態度，尤其是對于那些待決的案件，不得預先作出不客觀的報道以及有偏向的評判，否則就有可能在脫離嚴格的法律程序的情形下產生“先入為主”的偏見，并容易形成輿論壓力，干擾司法公正，造成“媒體審判”。
其實，對于中國傳媒而言，這種約束本來是比較容易形成的，因為在中國，傳媒也屬于某種特別的公共機關，早已習慣了各種的約束，不怕多出一種這樣的規制。只是在當今，網絡放大了傳媒，超越了傳統傳媒的功能，甚至變成一種難以約束的力量，似乎也對司法構成了沖擊。而當下的網絡世界里，可謂魚龍混雜、泥沙俱下，一些論壇上，潛伏著“五毛黨”、“水軍”，有“憤青”橫行，“磚頭”橫飛，在那里，理性的公共論壇遠未能得以形成，道德評判卻充斥其間，而且道德評判往往采用“撕咬”的方式，使得部分網絡世界似乎處于霍布斯所言的那種“人對人是豺狼”式的自然狀態之中。為此，許多人更為“司法獨立”而憂心忡忡。
網絡與人的關系這么緊密，讓人感覺要絕對隔絕網絡言論對司法判決的影響，除了要求法官自身對網絡言論閉目塞聽、充耳不聞，幾乎別無他途了。
問題在于，讓法官做“E時代”的鴕鳥，成為網絡世界的絕緣體，可能嗎？如果司法真的就那么脆弱，那么容易迷失在網絡輿論的導向之中，法官真的就那么敏感，那么容易被滔滔人言所裹挾，那么，我們本來就已經很難期待法官還能有自己的所謂“自由心證”，也很難期待司法部門還有什么“審判權獨立”了。
這便意味著，在互聯網時代，究竟應該如何處理司法與輿論之間的關系，這雖然也涉及到社會問題，但主要不是社會問題，而是司法自身的問題。相反，如果司法具有足夠健全的機制，法官具有足夠理性的定力，那大可不必自絕于網絡世界，反之，同樣可以出入于網絡這所大學堂，有效利用其學習功能，并不妨時常通過它去了解一下國情民意。
而且，網絡世界也是值得司法機關去正視的。在當今中國，網絡也具有某種權利救濟的功能，許多根據法律被排除在法院受理案范圍之外的案件，甚至因為種種原因無法期待得到公正的司法救濟的案件，卻正是通過網絡而成為公共事件，并得益于網絡輿論的壓力，而得到有效解決。
另一方面，即使某一個問題引起了輿論風波，那這種網絡言論也并非什么洪水猛獸，它恰好應驗了不久前流行的那句網絡用語，即：“神馬都是浮云！”因為各種觀點的分歧，其實都在相互碰撞、相互交鋒；而各種觀點的影響力，也在相互折沖、相互抵消；倘若最終果真還有某種觀點能夠在網絡論壇上勝出，并居于主流的話，那么還真的值得人們予以認真對待。
尤其是如果言論自由的健全環境能夠得到充分的保障，即使一時因某個問題網絡上人言滔滔，但只要假以時日，讓時間去沉淀一下，那么，“清者自清、濁者自濁”，亂象與亂局也便會自行得以消解，真相和真理也會逐漸得到澄清。這說到底還是因為：網絡本身就是一所最大的學堂。
“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在當今的這種“一個人就可以成為一個媒體”(如微博、推特)的網絡信息時代，網絡這所“大學堂”終究要教會我們中國人懂得一個更大的道理：只要條件成熟，即使我們徹底開放言路，充分保障言論自由，我們國家的社會秩序也未必會因此失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