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逾八十高齡的江平教授依然堅持研究。 (資料圖)
□江平/口述
我和我的學生們
我于1991年獲得了博士生導師的資格。從那時算起,到2010年招完的那一屆博士生,我指導的博士生已滿二十屆了。
擔任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之后,我的主要工作其實就是指導博士生。我很早就沒有帶碩士生,也很久不給本科生開課了,只是偶爾做學術報告。現在回過頭去看,我指導的博士生有一個很明顯的特點,就是我的博士生里沒有真正的高層官員。我的學生們當初考進來時,確確實實都是憑著自己的本事,尤其像早些年的學生,除非對學術研究非常感興趣,否則是不會考博士的。
現在我正式指導的博士生已經減少到了每年兩個。但在這兩個之外,由于港澳臺的學生不占名額,另外還有個別論文博士和差不多每年一個的博士后,每年加起來也有四五人,F在論文博士已經減少了,著名法官宋魚水是我最后一個論文博士。
我跟博士生建立了很深厚的感情。一方面我要給博士生上課。過去只有我一個人有博導資格的時候,往往我一個人要把一學期的指導課講完。后來跟楊振山合作,我們兩人也把博士生課都承擔起來,F在有十多個博導,講課的任務就大大減輕了。但即便如此,我跟學生見面的機會還是不少的,F在,我一般是一個月跟學生見一面,請他們來我家,大家共同討論學習中的問題,談談自己的見解等。一般情況下,我跟博士生在前兩年接觸多些,最后一年學生自己寫論文,接觸就稍微少點。
我這一生指導了二十屆的博士生。我這二十年來指導的博士生,從數量來說,應該將近一百人吧。我自己覺得,這二十屆博士生里,僅僅是為了混文憑或在博士生階段不努力學習的,我不敢說絕對沒有,但確實非常非常少,每每念及這一點,我覺得良心上還是很坦然的。而且,至少就我所在的民商法專業來說,博士生入學考試,無論是當初考試命題也好,改卷也好,錄取也好,都是完全按學術標準來錄取的。就這點來說我也是問心無愧的。
我的博士生里面,有一些現在已經做得很不錯了。比如第一屆的趙旭東,現在在民商法學界已經很有名了;又如孔祥俊,現在也擔任了最高人民法院的庭長了。應該說,我的博士生們在各方面都是很有成就的,尤其是有一些的學生都在高校里,在學術研究方面也都頗有建樹。對我來說,這一切都是很值得欣慰的。
來生還做教授
1996年,是我在北京政法學院、中國政法大學執教的40周年。當時《中國政法大學校報》開辟過一個欄目,專門刊登教師的執教感悟。我就在這年5月20日的校報上,發表過一篇題為“終生不悔——四十年執教有感”的文章:
“1956年,我跨進了我校前身——北京政法學院的大門。今天,我執教生涯整整四十年了。
四十年卻有一半以上的時間,不是從事我所學的法學專業,而當我再度走上法學講壇時,已年近半百。近年來常與國外學者接觸,四十多歲的教授已是著作滿案,無端的政治運動,誤我黃金學術年華。缺乏扎實深厚的學術功底,是教師的最大不足。自己看的書還不如青年學子讀的多,又何以教人,何以指導人,四十年執教之最大遺憾,莫過于此。
我記得讀過的一篇文章里寫道:在學校讀書時,戰戰兢兢,覺得自己什么都不懂;大學畢業時,躊躇滿志,覺得自己什么都懂了;在快要退出歷史舞臺時,飽經風霜,卻又覺得自己什么都不懂了。這種人生心態當然說得絕對了一些,但不失為一種軌跡。我起先總不明白為什么古人教訓我們的美德‘禮義廉恥’中有這么一個‘恥’字,恥算什么美德?后來才懂得恥者,不足也,知恥而后勇。美德中不寫‘勇’而寫‘恥’,大概是因為勇可能是匹夫之勇,而知恥之勇才是最大的勇。人的動力正在于此,不忘國恥者,才能拼搏報效祖國;不忘己恥者,才能拼搏完善自我,執教更是如此。執教有如人生,總離不開追求真、善、美。
四十年的執教生涯,行將畫上句號,當然經歷了風風雨雨,磨難重重,但對于我所選擇的道路,此生不悔!如果讓我來世重新選擇職業的話,我仍將以做一個大學教授為第一目標。”
雖然后來的人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我的執教生涯并沒有畫上句號。我如今已經八十多歲了,仍然站在講臺上授課。我常常講,如果來生再讓我來選擇職業的話,我還要選擇在大學當教授。為什么呢?因為大學生階段,是一個人在選擇職業、專業時形成他的目標的一個時期,而法學專業,又是實現他法治天下、法治理念的最重要的四年。如果這時候,我能夠從事教育工作,來為他們把自己的四年的法學教育搞得更好,無論當校長也好,不當校長也好,這都是作為法學工作者、教育工作者價值的最大體現。
頤養天年
我已經八十多歲了,但是還沒有完全脫離工作。我還是中國政法大學的終身教授,還是北京仲裁委員會的主任,還是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仲裁員。但仲裁工作都不是非常忙,我更多的是指導博士生。
2009年我生了一場病,是中風后遺癥。中風后遺癥出現之后,開始是語言有障礙、行動有障礙,經過301醫院的治療,身體基本上恢復到了原來的95%吧,還沒有完全恢復到原來應該有的樣子。這場病讓我在醫院里待了近兩個月。出院時,大夫建議我要更多地注意恢復身體。他說中風后遺癥如果再發作的話,問題會比較大。我現在的生活,可以說是處于一種安心修養為主的狀態,并不是特別繁忙。
這么一場大病后,我主要的感覺就是大徹大悟。我之前始終認為,自己可以像一個完全健康的人一樣努力工作,而且我是希望能夠工作到80歲甚至再長一點時間,現在看來是不現實了,因為要想工作時間長一點,就必須把健康放在第一位。這樣的話,就形成了工作和身體之間最大的矛盾。也就是說,不能夠像過去那樣以工作作為目標去生活,現在要把這個目標放得現實一點。
在八十年人生時,想起了老先生胡適的一句話:“不降志,不辱身,不追趕時髦,也不回避危險!敝袊R分子在特定的政治環境下,能做到這樣也就可以了。這“四不”我可以說做到了。 (《沉浮與枯榮:八十自述》連載之三十二)
來源: 法制網——法制日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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