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宇：監督法院審判的評判標準只能是“判決是否合法”
·賈宇：中國死刑必將走向廢止
“如果藥家鑫都不死，那中國法律已死……如果李昌奎都不死，那中國法律已死……”媒體報道藥家鑫案、李昌奎案一路走來，這樣的語式表達可說是耳熟能詳。
自藥家鑫案、李昌奎案引起普遍關注后，網絡媒體接著爆出云南昭通男子賽銳27刀砍死女友二審被改判死緩的案件，受害者家屬表達對云南省高院判決的不滿。幾乎同時，桂林人梁勇又通過互聯網走進了公眾的視野，他殘忍地殺害了自己的妻子成女士，并肢解、水煮妻子的尸體，在一審判處死刑立即執行之后，也被廣西高院改判死緩。一時間，“死緩翻案風”風生水起，莫衷一是。
死刑改死緩的爭議，實質是觸動了國人中“殺人必須償命”的傳統死刑觀念。藥家鑫案、李昌奎案等涉及死刑的案件一經媒體報道，輿論嘩然。視野所及，喊殺聲洶涌澎湃，主流意見和被害人親屬一致要求判處被告人死刑立即執行。
事實上，近年來輿論中的喊殺聲越來越高，有針對殺人放火犯罪的，有針對貪污受賄犯罪的，還有針對交通肇事犯罪的。中國作為一個擁有五千年文明歷史的國家，中華民族歷來以禮儀之邦而驕傲，暴戾之氣從來不曾成為被推崇的主流文化。而今天，不論公眾出于什么樣的憤怒，在一個和平年代的文明國家里，出現一浪高過一浪的喊殺聲，讓人不能不深感憂慮。
慎刑恤典，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歷來是官方的主流觀點。早在我國西周時期的經典著作《尚書》就提出“罪疑惟輕，功疑為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注釋1)的主張。 先圣孟軻早在2300年前就提出了“不嗜殺人者能一之”的統一論(注釋2)。
我們回顧中國古代“盛世”的歷史，盛世的締造者均有一條共同的經驗，即明德慎刑，恤刑，所謂“刑罰為盛世所不能廢”，亦“為盛世所不尚”。
先看文景之治。漢文帝以緹縈救父為契機，廢除了肉刑。景帝繼位后，在文帝基礎上對肉刑制度作進一步改革，進一步減輕肉刑的處罰。
再看貞觀之治。唐太宗即位后，力圖完善刑法，指示群臣討論統治與立法的原則。當時，出現了寬嚴兩種截然不同的主張：大臣封德彝勸以威刑肅天下者，魏征以為不可。因為上言王政本于仁恩，所以愛民厚俗之意，太宗欣然納之，遂以寬仁治天下，而于刑法尤慎。唐太宗在詔令中說：“泣事慎罰，前王所重”。貞觀之治的時候，國家一片太平盛世，每年執行死刑的人數只有幾十人。
據《資治通鑒》載：貞觀六年（632）十二月；“帝親錄系囚，見應死者，閔之，縱使歸家，期以來秋來就死。仍敕天下死囚，皆縱遺，使至期來詣京師”。貞觀七年（633）九月：“去歲所縱天下死囚凡三百九十人，無人督帥，皆如期自詣朝堂，無一人亡匿者；上皆赦之”。（同上書）由此可見，“大治”是行“仁政”、施“德治”的歷史必然。
離我們最近的盛世是康乾盛世�？滴踔螄�，一生勤政、慎政，主張仁愛寬刑。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全國秋決（判死刑）的犯人“尚不及四十人”。
在我們的國家經濟、政治、文化全面發展，國內生產總值位列世界第二，又一次走向偉大復興的時候，在我們建設和諧社會、開創盛世的時代，人文復興同樣值得期待，民眾的平和寬厚之心更有高的標準和要求，而不是相反。
注釋:
1、《尚書》：“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 “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的基本含義是，在處理兩可的疑難案件時，寧可偏寬不依常法，也不能錯殺無辜。源自西周，西周時期為保證適用法律的謹慎，防止錯殺無辜，凡是疑難案件，都采取了從輕處斷或赦免的辦法。號稱是古代中國疑罪從無的名言。
2、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于一�！肽芤恢�？’ 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肽芘c之？’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御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御之？’”解：孟子拜見梁襄王，出來，對人說:“遠看他不像國君，到跟前也不見到威嚴的所在呀。突然問我說：‘天下怎么能安定？’我回答說：‘平定于統一�！l能統一它呢？’回答說：‘不嗜好殺人的能統一它�！l能跟隨他？’回答說：‘天下沒有不跟隨的啊。大王知道那禾苗嗎？七八月之間天旱，禾苗就枯槁了呀。天自然布起云，滂霈下起雨，那禾苗興盛地長起來呀。它像這樣，誰能抵擋它？如今天下的國君，沒有不嗜好殺人的啊。如果有不嗜好殺人的，那天下的民人都伸長脖子而盼望他呀。果然是這樣啊，民人歸附他，如水的順流而下，滂沛浩大的誰能抵擋它？’”
·賈宇：中國死刑必將走向廢止
“如果藥家鑫都不死，那中國法律已死……如果李昌奎都不死，那中國法律已死……”媒體報道藥家鑫案、李昌奎案一路走來，這樣的語式表達可說是耳熟能詳。
自藥家鑫案、李昌奎案引起普遍關注后，網絡媒體接著爆出云南昭通男子賽銳27刀砍死女友二審被改判死緩的案件，受害者家屬表達對云南省高院判決的不滿。幾乎同時，桂林人梁勇又通過互聯網走進了公眾的視野，他殘忍地殺害了自己的妻子成女士，并肢解、水煮妻子的尸體，在一審判處死刑立即執行之后，也被廣西高院改判死緩。一時間，“死緩翻案風”風生水起，莫衷一是。
死刑改死緩的爭議，實質是觸動了國人中“殺人必須償命”的傳統死刑觀念。藥家鑫案、李昌奎案等涉及死刑的案件一經媒體報道，輿論嘩然。視野所及，喊殺聲洶涌澎湃，主流意見和被害人親屬一致要求判處被告人死刑立即執行。
事實上，近年來輿論中的喊殺聲越來越高，有針對殺人放火犯罪的，有針對貪污受賄犯罪的，還有針對交通肇事犯罪的。中國作為一個擁有五千年文明歷史的國家，中華民族歷來以禮儀之邦而驕傲，暴戾之氣從來不曾成為被推崇的主流文化。而今天，不論公眾出于什么樣的憤怒，在一個和平年代的文明國家里，出現一浪高過一浪的喊殺聲，讓人不能不深感憂慮。
慎刑恤典，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歷來是官方的主流觀點。早在我國西周時期的經典著作《尚書》就提出“罪疑惟輕，功疑為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注釋1)的主張。 先圣孟軻早在2300年前就提出了“不嗜殺人者能一之”的統一論(注釋2)。
我們回顧中國古代“盛世”的歷史，盛世的締造者均有一條共同的經驗，即明德慎刑，恤刑，所謂“刑罰為盛世所不能廢”，亦“為盛世所不尚”。
先看文景之治。漢文帝以緹縈救父為契機，廢除了肉刑。景帝繼位后，在文帝基礎上對肉刑制度作進一步改革，進一步減輕肉刑的處罰。
再看貞觀之治。唐太宗即位后，力圖完善刑法，指示群臣討論統治與立法的原則。當時，出現了寬嚴兩種截然不同的主張：大臣封德彝勸以威刑肅天下者，魏征以為不可。因為上言王政本于仁恩，所以愛民厚俗之意，太宗欣然納之，遂以寬仁治天下，而于刑法尤慎。唐太宗在詔令中說：“泣事慎罰，前王所重”。貞觀之治的時候，國家一片太平盛世，每年執行死刑的人數只有幾十人。
據《資治通鑒》載：貞觀六年（632）十二月；“帝親錄系囚，見應死者，閔之，縱使歸家，期以來秋來就死。仍敕天下死囚，皆縱遺，使至期來詣京師”。貞觀七年（633）九月：“去歲所縱天下死囚凡三百九十人，無人督帥，皆如期自詣朝堂，無一人亡匿者；上皆赦之”。（同上書）由此可見，“大治”是行“仁政”、施“德治”的歷史必然。
離我們最近的盛世是康乾盛世�？滴踔螄�，一生勤政、慎政，主張仁愛寬刑。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全國秋決（判死刑）的犯人“尚不及四十人”。
在我們的國家經濟、政治、文化全面發展，國內生產總值位列世界第二，又一次走向偉大復興的時候，在我們建設和諧社會、開創盛世的時代，人文復興同樣值得期待，民眾的平和寬厚之心更有高的標準和要求，而不是相反。
注釋:
1、《尚書》：“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 “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的基本含義是，在處理兩可的疑難案件時，寧可偏寬不依常法，也不能錯殺無辜。源自西周，西周時期為保證適用法律的謹慎，防止錯殺無辜，凡是疑難案件，都采取了從輕處斷或赦免的辦法。號稱是古代中國疑罪從無的名言。
2、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于一�！肽芤恢�？’ 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肽芘c之？’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御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御之？’”解：孟子拜見梁襄王，出來，對人說:“遠看他不像國君，到跟前也不見到威嚴的所在呀。突然問我說：‘天下怎么能安定？’我回答說：‘平定于統一�！l能統一它呢？’回答說：‘不嗜好殺人的能統一它�！l能跟隨他？’回答說：‘天下沒有不跟隨的啊。大王知道那禾苗嗎？七八月之間天旱，禾苗就枯槁了呀。天自然布起云，滂霈下起雨，那禾苗興盛地長起來呀。它像這樣，誰能抵擋它？如今天下的國君，沒有不嗜好殺人的啊。如果有不嗜好殺人的，那天下的民人都伸長脖子而盼望他呀。果然是這樣啊，民人歸附他，如水的順流而下，滂沛浩大的誰能抵擋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