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死刑何去何從？本報從2002年報道著名的延安“槍下留人”事件以來，一直在關注中國的廢除死刑之路。故專訪一直在關注中國死刑問題的賈宇教授，在一片“喊殺”的聲浪之外，我們也需要傾聽一種理性的聲音。
賈宇 本報資料照片 記者 閆文青 攝
拆解死刑中國結：李昌奎案不能再翻燒餅
——專訪刑法學家、西北政法大學校長賈宇
編者按：
生存，還是死亡？這是個糾結的問題。對中國來說，一方面，死刑數量居高不下，為適應世界文明潮流，國家正在嚴格控制死刑的適用。另一方面，公眾對死刑葆有“惡有惡報”、“震懾犯罪”的愿望和初衷。今年以來，因藥家鑫案、夏俊峰案、李昌奎案等，死刑問題再度引起普遍關注乃至爭議。
中國死刑何去何從？本報從2002年報道著名的延安“槍下留人”事件以來，一直在關注中國的廢除死刑之路。故專訪一直在關注中國死刑問題的賈宇教授，在一片“喊殺”的聲浪之外，我們也需要傾聽一種理性的聲音。
華商報：今年以來，因為藥家鑫案、夏俊峰案、李昌奎案等一系列案件，死刑問題再度進入公眾視野，并引起很大爭議。你覺得這些重大案件和公眾集中的關注，會對中國的廢死之路產生什么樣的影響？
賈宇：公眾對死刑的關注，在我看來，主要不是對具體案件怎樣判處的關注，而是一些社會情緒通過這樣一些事件表現出來。縱觀這些爭議，話題的引起都和案件當事人的身份有關，如貧困者，或富裕者、官員還是普通民眾等等，這反映出在急劇的社會轉型期，社會心理失衡和社會階層的沖突問題。另一個方面反映出司法公信力的不足，民眾對權力部門的公平性和合理性有一些質疑。民眾關心國家大事是好事，但所表現出來的“一邊倒”的肅殺之氣，以及傾向暴戾的情緒，是讓人擔憂的。
實際上，死刑的存廢之爭不是一天兩天了。對死刑存廢爭議的過程，也是人類文明不斷進步的過程。從國際范圍內來說，今天的中國，死刑罪名仍然很多，執行也很多。在這種情況下，民眾還不滿意，這和人類文明的發展方向是不相適應的。
華商報：支撐死刑存在的依據以及中國死刑居高不下的原因是什么？
賈宇：一個是報應觀，另一個是威懾觀。報應就是如果殘忍的犯罪者沒有被執行死刑，民眾就感到罪犯沒有罪有應得。罪有應得，其實就是樸素的報應觀念，就來源于動物的報復本能。人類在原始蒙昧的時代，以血還血，以牙還牙，到后來，國家和政府把處于自然狀態的報復制度承接過來。此后，隨著歷史發展，始終處于一個刑罰制度越來越寬緩，死刑制度越來越謹慎，死刑執行方法越來越文明的狀況。
從全世界范圍來說，死刑制度在一步步走向消亡。以歐洲而言，已全部廢除死刑。我們要認識到死刑和人類文明的方向不一致，不能回到原始的報應觀：他殺了人，我們再殺一個人。
死刑的另一個支撐是威懾觀。很多人說，把殺人犯殺了，別人就不敢再殺了，這背后就有一個威懾的愿望。然而，理性的研究證明，靠刑罰是不能減少殺人、減少惡性犯罪的。你很難發現有罪犯在犯罪前，會認真地思考刑罰的規定是什么。事實上，刑罰在犯罪的決意過程中，是很少起到作用的。
華商報：現實中，在遏制和震懾貪污腐敗犯罪方面，死刑也一直被寄予厚望。
賈宇：中國是世界上少數對貪腐犯罪規定死刑的國家。實際上，說到死刑的震懾作用，像成克杰那么高的身份，只要有一種制度告訴他，這個錢你不能拿，拿了就當不成了，我敢保證他不會拿這個錢，而不是說他知道拿了這錢會判死刑。因為他壓根就認定他犯罪不會被發現。但是，大家卻認為逮住一個重判，別人就害怕了，其實這也就像看病一樣，你開處方，要查清楚病因，犯罪的病因不在于刑罰輕重，那么死刑的震懾作用就只是一個善良的愿望。
華商報：藥家鑫被執行死刑后，網上一片歡呼，現實中則有人放鞭炮慶祝。也有另外一種聲音：畢竟是一個人死了，值得我們這么狂歡嗎？
賈宇：除了對死刑報復觀念和震懾的迷信之外，我們也要檢討內心深處一些黑暗的東西，為什么判一個人死刑時，社會在狂歡？這是我們沒有意識到，在人類文明的進程中，中國暫時還沒有廢除死刑，是不得已，沒辦法的，殺人有什么可高興的呢？
一些研究證明，參與到死刑執行過程中的人，包括警察、法官、檢察官，心靈都會受到傷害。而其他人體會不到這種心靈震撼。我在網上看到一篇文章，是一個母親的自白，說她的兒子被人殺了，她上訪了三年，在度過了人間地獄般的3年后，她突然意識到一個問題，就是：我的兒子死了，我這么三年苦熬過來，罪犯如果死了，他的媽媽不是也和我一樣？結果她放棄了要判罪犯死刑的要求。
所以，當民眾意識到殺人，包括殺罪犯，并不天然地代表著文明和正確，罪犯殺人是罪惡，我們殺人是不得已的以惡制惡時，我相信，喊殺聲就不會那么多了。如果再能意識到想通過死刑來震懾犯罪實際上只是一種良好愿望時，我想，有更多的一批人就不會再喊殺了。
華商報：這次云南省高院因為李昌奎案被卷入輿論漩渦。你怎么看待云南省高院在李昌奎案中的表現？以及中國的法院在限制死刑方面所做的工作？也有人覺得云南高院選擇了一個不恰當的案例。
賈宇：我經常說，法院現在面臨的壓力很大。在我們國家不具備廢除死刑的條件下，又要嚴格控制死刑。然而，如果一片喊殺聲，這個非殺不可，那個也非殺不可，中國的死刑執行數量就下不來。而死刑使得中國在世界人權領域受到非常大的壓力。其實，我們不要跟西方國家比，就和自己的歷史比，康熙時期，中國一年秋決執行死刑不到40個人，按這個標準，我們目前一年的死刑執行應該控制在500人左右，但真實情況呢？雖然沒有公布過，但應該遠遠超過這個數字。
對于李昌奎案，法院基于案件里面存在自首、鄰里糾紛、情感糾葛等因素，從法律上來說，判死緩沒什么問題。但是，民眾接受不了，拿藥家鑫與李昌奎做比較。我認為，如果李昌奎案能夠在民事賠償上達成協議，可能更穩妥一些。但不管怎么說，都應該善意理解法院在這方面的努力。
華商報：那為什么是云南省高院作出這樣一個判決？云南高院一位法官認為李昌奎案在10年后看，會成為一個標桿。也有人認為，云南省高院的觀念“太超前”了。
賈宇：云南屬于毒品犯罪的高發區，這類案件執行死刑的幾率很高，所以，云南控制死刑的壓力其實很大。就李昌奎案，個案非常殘忍，但畢竟是鄰里之間民事矛盾激化的刑事犯罪，比起販毒、黑社會犯罪來說，危害性顯然低一些，因為死緩與死刑的選擇，都是在嚴重與更嚴重之間比較，云南省高院的說法是有道理的。
李昌奎案中體現的還是大家對司法機關的不信任。當然對法官和法院的監督是應該的，例如案件中有沒有徇私舞弊等。但李昌奎案，暫時看來不存在這些問題，其實就是一個法官對死刑案件的認識和判斷問題。
華商報：現在李昌奎案已進入再審，你對結果有什么期望？
賈宇：在理想狀態下，如果能夠在民事賠償方面有所推進，受害人家屬能夠諒解，維持死緩的判決并附加限制減刑的條件，讓李昌奎在監獄里終老，我想是一個最好的結果。因為很難從法律專業領域說，案件判錯了，但如果由于輿論壓力就改成了立即執行，我覺得對司法的進步、對司法機關的威信都有很大損害。因為一旦司法的威信被徹底毀掉，對社會是非常可怕的，那我們還有什么地方能主持公道？還有什么地方可講理？如果媒體上哪種聲音大，就按哪種聲音來，到時候證明案件錯了，這不是個好事情。所以，法院一定不能再翻燒餅。由于民意的壓力，把李昌奎拉出來殺掉，雖然一時民意的訴求達到了，但是，對法治進程沒有什么好處，對于司法公信力沒有好處。
華商報：但是，很多人也認為，司法腐敗等導致公信力下降，這也是現實。例如有人批評云南省高院，“在防范民意的同時，可能卻向權力打開后門”。要想避免輿論審判，首先應該提升司法公信力。
賈宇：要重建司法信任，首先責任在司法機關自身。要提高執法素質，改變司法理念，在技術層面來說，司法人員的辦案水平也要提高。另外，很重要的一點是，無論面對權勢，還是金錢，還是社會輿論，司法機關一定不能隨波逐流。要樹立司法的公信力，需要一批有理想，有信念的人，要有對法治的信仰，只要我是依法辦事，符合法律程序，符合法律規定，不管來自什么樣的干擾，都要頂得住，堅持司法的權威性，這一點很重要。否則，領導一說，你變了，群眾一喊，你變了。變完以后，發現不對，誰來負責？哪個領導來給你負責？哪個群眾給你負責？所以，一方面司法機關要堅持司法為民，另一方面要堅持法律底線，不受權勢輿論干擾。對正確的監督，正確的民意，要積極呼應，而堅守，就是自己認定合法正確的，要扛住壓力，挺得住。
華商報：也有法律學者批評，認為云南省高院即使要對限制死刑做出貢獻，也應該選擇一個更好的案例，也有人認為法官在這個案子中濫用了自由裁量權。
賈宇：應該不存在濫用自由裁量權的問題。包括藥家鑫案，當時即使不殺，在法律上也沒有問題，只是目前我們的國情不能接受而已。我們的刑法里頭沒有任何一個規定，說某一種案件一定要判處死刑立即執行。所以司法機關對此是有自由裁量權的。
有人批評法院的自由裁量權太大，可是，英美法系的法官不是更厲害嗎？司法本身是需要獨立判斷的職業。法官工作的本質就是司法判斷，所有從事判斷的人，都必須給他獨立的判斷權，就像足球場上的裁判，他有可能犯錯誤，但在現場你仍然必須給他獨立的判斷權，沒有當場停下比賽來審查這個裁判是不是黑哨或者有什么問題，否則，這種游戲就沒法進行。再者，司法人員有特定的職業的思維方式，司法中有些原則、規則，只有經過科班的司法訓練才能理解，才能接受，才能掌握。比如，我們常說的罪刑法定原則，不得強迫當事人自證其罪的原則，禁止刑訊逼供的原則，這些東西，都是經過了人類司法的黑暗階段，從無數冤假錯案的教訓中總結出的。案件的調查過程是復雜的，就像望聞問切一樣，司法人員要經過一系列的程序來判斷，而一個普通民眾可能只是從一個報道、一個說法甚至一個傳言開始判斷。
華商報：你主張廢除死刑，當然不是說現在就廢除，你有沒有抱過這種希望，通過一個著名的大案件實質性推動，像藥家鑫案、李昌奎案等。
賈宇：我主張廢除死刑，當然是通過制度層面對所有犯罪都一律廢除，從制度上沒有死刑了。但是，在死刑還在的情況下，什么樣的案子適用，什么樣的不適用，這里面有個公平性的問題。那么，司法機關怎么樣把握限制死刑的步子，走到什么樣的一個頻率比較恰如其分，這是要慎重考慮的。對于法院通過個案來減少死刑的一切努力，只要不是徇私枉法，我都支持。
對于藥家鑫案，我覺得，可能在現在民眾的理解程度上，包括現有的司法在控制死刑的程度上，執行死刑可能更穩妥一些。因為，這個案件行為本身太惡劣，幾乎沒有任何情有可原的方面，挑戰了民眾一般的能夠諒解的底線。另外，中國限制死刑的努力，走到目前的程度，據我觀察，像藥家鑫這樣的案件還沒有達到不執行死刑的程度。所以在中國國情下，要完成限制死刑的任務，既要方向明確，還要步驟穩妥。走得太激進了，可能會帶來負面效果。
華商報：但我們能看到，各地法官對控制死刑的認識，參差不齊，步伐也不一致。在李昌奎案被判處死緩的同時，有遼寧的夏俊峰案。夏俊峰因殺死城管而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而案件本身有許多證據上的疑點，已引起法律界人士的呼吁，你怎么看待？
賈宇：夏俊峰案，存在著小販與城管這樣一種管理者與被管理者的沖突。另外，法官也不是生活在真空里。在今天，我們的司法人員獨立思考的習慣還沒有完全建立起來的時候，很有可能把自己當成政府的一部分，有的判決中，法官可能會覺得，你怎么敢對政府管理者采取這樣極端的反抗措施？那我們政府的權威、威信還在什么地方？反過來，如果站在民間立場上，站在公正的立場上，我們能看到，雖然被殺害的人非常不幸，但殺人者也有情有可原的地方，這樣來思考問題的話，那夏俊峰案可能就是另外一個結果。
華商報：死緩制度曾經是中國的一個發明。但現在也有人認為，死緩和死刑立即執行雖然都屬于死刑，但畢竟一步之遙，陰陽兩隔，李昌奎案中表現得很明顯。有人也因此批評死緩制度，你怎么看？
賈宇：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行，強制改造，以觀后效。這是中國的一個發明。實際上就是為了限制死刑，“罪行極其嚴重”，就可以判處死刑，但是不是需要立即執行呢？就增加了這么一個門檻，這也是立法的一個技術，從制度上限制死刑使用。既然我們不得已，保留了死刑，那么，就盡可能減少真正執行死刑，這是立法的本意，就像毛主席原來說的，可殺可不殺的堅決不殺。
華商報：現實中的 “必須立即執行”，應該怎么理解？
賈宇：在我看來，就是比較而言，在國內或本地，最為嚴重、最為殘忍的犯罪。那什么叫必須立即執行，嚴格按照刑法規定的話，只有一個理由，就是這個罪犯把他關在監獄里面終老，但由于這個犯罪人的影響極大，只要他活著對社會就有危害，他的那個犯罪組織或者他的同伙，還會在他的精神感召下繼續危害社會。這種情況下就叫做必須立即執行。要從法條來理解的話，我看就這一種可能性。其他都沒有立即執行的情況。但實際上這一條是做不到的，我們沒有充分地貫徹執行這一條。
華商報：是不是說立法本意是嚴格限制死刑，但司法實踐一直在突破？
賈宇：1979年的刑法里只有17個死刑罪名，到1997年修改時，已經達到了68個死刑罪名，好不容易，2008年才減去13個，即便這樣，我們在世界上死刑罪名仍然第一。
我們總覺得，中國怎么能廢除死刑呢？好像我們中國歷來都是個非常殘忍的國家，非常暴力的社會，實際上，我們漢唐封建社會，都在控制死刑，所謂“刑罰為盛世所不能廢，也為盛世所不尚”，不崇尚死刑、重刑，尤其是明智的統治者都在講慎刑恤典。就是要慎用少用死刑的意思。而恰恰現在廢除死刑的歐洲，在200年以前的時候，嚴刑峻法，無所不用其極的殘酷刑法，比中國要嚴重得多，只是這200年以來，他們的文明走到了我們的前頭，我們必須要看清楚這一點，而不是說，中國歷來就喜歡殺人。
華商報：但這樣一種社會共識要建立可能還需要很長的路走。
賈宇：我還是很樂觀的。我相信隨著文明的進步，大家對重刑的呼聲會減少。我和一些學者在10年以前，就呼吁將來要廢除死刑，但那時“響應者寡”，絕大多數人都表示不理解，甚至法學家們很多也表示不同意見，但到了今天，我們不要說法學界，就看藥家鑫案，你能想象如果發生在十多年前，會有一些人站出來說不要殺他嗎？這就是文明的進步，雖然呼吁不殺的比例很小，但畢竟從無到有，有了這么一批人，能夠心平氣和地說他到底是個孩子，犯罪是可惡，但我們大家再把他殺掉，符合文明發展的方向嗎？表現了我們的文明嗎？這就是進步，我10年前寫的一篇文章的標題就是“中國死刑必將走向廢止”，我對這一點確信不疑。
華商報：李昌奎案之后，還有賽銳案等紛紛涌現出來，有人說，掀起了“死刑翻案風”，你怎么看待？
賈宇：這些案件翻騰出來之后，大家群起而攻之，因為這些案件以前沒有來征求大家的意見，是司法人員比照國家的政策和法律來辦理的，沒有按照普通民眾的情感來判案，現在大家按照自己的情感一判斷，都覺得不對，那大家要算這個賬啊，我們好不容易經過法院的努力，包括李昌奎賽銳案等等，死刑有所減少，如果把這些案件都拿給公眾來評判，大家都認為李昌奎該殺，賽銳也該殺，這個也該殺，那個也該殺，我們國家的死刑數量將會是多少？我們的死刑，刑法規定的罪名數量和執行數量，已是世界第一埃這樣下去，中國將是一個怎樣的國家？
華商報：中國已走在廢死之路上，要真正廢除死刑，還要在制度各方面做哪些準備？
賈宇：第一步，要將死刑逐步控制到只針對人生命的犯罪，對財產犯罪、經濟犯罪逐步減掉死刑適用，刑法修正案（八）目前減去的13個死刑罪名，都是這方面的。雖然目前對貪腐犯罪的死刑暫時廢除不了，因為如果急于廢除這方面的死刑，大家會認為是寬縱貪官，接受不了。但要認識到，貪腐犯罪其實本質和盜竊是一樣的，錢財畢竟跟生命不同。第二步是對涉及生命的犯罪，最終縮小范圍，把死刑控制在謀殺這樣的主客觀危害很大的犯罪。一般的斗毆致死等，不再判處死刑。另外一個廢除死刑的準備條件是：真正的、沒有減刑假釋可能性的無期徒刑的出現，也就是用實質意義上的終身監禁來代替死刑。
但這些都是從立法技術上來說。真正廢除死刑的條件應該是經濟進一步發展，逐步實現公正的社會分配，社會心理越來越平衡，階層之間的矛盾和不滿、利益的沖突都緩和下來，那時，我們或許就可以心平氣和地談死刑廢除的問題了。（華商報記者\江雪楊鵬 ）
賈宇
西北政法大學校長、教授、博士生導師、法學博士。研究領域：中國刑法學、國際刑法學和犯罪學，在國內較早對死刑制度改革發表系統的理論見解和實踐主張（1995年），并長期積極致力于推動該領域的變革。曾獲全國“十大杰出青年法學家”、“中國當代法學名家”等榮譽稱號，被聘為最高法、陜西省高院、檢察院等中央、地方政法單位的咨詢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