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師、各位同學，大家下午好！高全喜院長給我提供了這樣一個機會，就大家所共同關心的中國法學教育問題進行交流，我感到很高興。特別高興的是，能和老朋友衛球院長、章潤教授一塊兒來討論這個問題，交流體驗和想法。
看到我們三個人坐在這里，大家馬上會聯想起我們三個人所屬的法學院，即清華，交大以及北航的共同特點。剛才全喜院長也提到了，這三所法學院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這就是理工科背景非常強，特別是工科優勢明顯。在這樣的條件下，法學教育應該如何定位，如何發展，很值得思考。眾所周知，中國近年來有一大批理工科大學法學院崛起，構成了中國法學教育一道亮麗的風景線。因此探討一下理工科強校法學院發展的理念和舉措有很重要的意義。第二個特點是，我們這三所法學院歷史都很短，都很年輕，所以沒有歷史包袱。所以我們有機會、有條件進行比較大膽的制度創新、進行法學教育改革的嘗試。關于這種后發優勢以及相應的舉措，也想與大家交流，聽取各位的意見和建議。還有第三個特點，這三所法學院的國際化色彩都非常強，這與學校的傳統相關，也與他們所處的境地和固有優勢相關，非常注意國際前沿的動向，始終瞄準世界一流水準。基于這樣一些共性，我們探討法學教育改革會有更多的同感和共鳴。讓我們在這里暢所欲言，分析在中國目前的社會條件下進行法學教育改革究竟面臨哪些問題、可以采取哪些途徑。我這里首先發言，意在拋磚引玉，希望促使其他朋友進一步提出自己的高見來。
我是2009年3月底正式從日本回到國內全職到任的。在我回國之前已經擬好了推行法學教育改革的初步方案，包括關于“三三制”的基本框架和課程設置，也包括教學方法的更新。這個方案是針對高層次法律職業人才、特別是司法和涉外法務人才的需求而進行的專精化本碩貫通培養。也就是說選擇優秀生源從法學本科四年級開始，提前進入碩士研究生階段的法律職業課程學習，接受較為長期的、體系化、專精化的高層次法律職業教育。相對于目前體制內較為便捷的“4+2”模式，三三制避免了法學專業本科生第四年的粗放式實習等的時間浪費，使高層次法律職業教育在時間上更好地得到銜接，在內容上更精深、更充實，并為實務訓練以及海外名校留學或研修提供體系化的合理安排。這樣的高層次法律職業教育的培養目標，不僅限于增強學生的就業能力，更為重要的是要培養出真正具有國際視野的、適應二十一世紀中國發展新形勢的高層次法律職業人才。
具體而言，法科特班培養的高層次法律職業人才的培養目標是富于正義感、責任感和高尚情操，具有深厚的教養和專精學識，嫻于法律技術，善于進行創造性思考，具有國際眼光的法官、檢察官、律師、跨國公司法律顧問以及其他處理法律實務的專業人員。特別是著重培養學生的法律職業能力，包括：（1）對復雜的事實關系進行整理、發現事實的重要性和關聯性的能力；（2）根據事實關系正確調查收集法律、判例、規則的能力；（3）為了滿足客戶的需求而正確地把法律適用于事實的能力；（4）碰到倫理問題和棘手問題能夠妥善處理的能力；（5）以書面或口頭形式對事實和意見進行適當表達的能力；（6）在有限的時間里有效完成工作的能力，等等。
這樣的方案理想主義色彩較濃，通過與上海交大法學院同事的協商，特別是負責教學口的王先林教授和楊力副教授等的反復的具體作業，逐步切合現實的制度條件具有更強的可操作性，也逐步臻于完善。
之所以把推動法學教育改革作為回國后的首要工作，是因為大學本來就應該以學生為本，把人才培養作為一切工作的中心，也是因為早就感到中國法學教育中存在一些問題，缺乏真正意義上的高層次法律人才培養環節，畢業生難以適應日益復雜化的實務需要，難以應對頻發的國際法律摩擦。當然也和我在日本所接觸到的全球化時代法律服務市場的變化及其他國家積極推動法學教育改革的動向和經驗教訓有關。
一般而言，法律是社會治理的專業技藝，也是社會正義的制度屏障。這樣的特征注定了純粹學術動機對于法學院雖然必要，但也具有相對的有限性。在教學和研究的現場，顯然解決實務問題的能力和公共哲學的精神都不可偏廢。回顧法學教育的發展進程可以發現，在被稱為“歐洲法律乳母”的波洛尼亞大學，其發展的主要動力是社會需求以及學生自主性。后來的現代高等教育，一般采取的是巴黎大學和牛津大學的有計劃、有組織的管理模式，我國也不例外。然而哈佛大學法學院自藍德爾提倡判例教學法以來，一直非常注重經驗素材的活用以及生徒自主性的調動。這樣的思路被證明是正確的、行之有效的，已經為很多國家采納。上海交通大學凱原法學院的目標，是在中國的特殊條件下把教育機構的計劃性與學生的自主性適當結合起來，適應全球化的形式要求，進而形成某種在中國具有推廣意義的模式。
我記得世界貿易組織（WTO）上訴委員會的中國委員張月姣女士有一次在清華的座談會上，憂心忡忡地講到“中國太缺乏具有國際眼光和深厚學養的法律人才”。她深深感到在WTO工作的過程中，與中國的經濟利益息息相關的各種案件很少是由中國律師擔任代理人的，我們不得不高薪聘請外國律師。在國際司法機構以及各種國際公共事務的管理機構中，我們更缺乏人才。所以，如何盡快培養一批涉外型高端法律人才顯然是當前中國法學教育所面臨的一個非常重要的課題。
另外，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增強，中國企業開始走出去，成批地到海外投資，并購，經商。中國市場對于外國企業的吸引力也進一步增強。在這樣的情況下，處理各種各樣涉外糾紛的日常性實務需求也越來越強烈。而2007年我曾經進行了一個關于律師業的調查，在圍繞相關統計數據進行討論的座談會上，北京和上海的一些學者和律師都指出，雖然地方律師競爭激烈，好像律師人數有點過剩，但在涉外經濟領域中，在前沿學科領域中，我們特別缺乏人才，有足夠資質的職業法律人重金難求。從這個角度來看，如何培養一批能夠在國際制度競爭中，在法律技術搏斗中，為我們的企業、為我們的國家、為我們的公民爭取合法權利的律師和法官是非常重要的。這樣的人才應該知識淵博，品格高尚，富于洞察力和判斷力，同時具有高超的法律技藝。但目前中國的法學教育，無論資質熏陶還是技能訓練都存在明顯的缺陷，尤其是動手能力的薄弱更加顯而易見。不得不承認，現行法學教育的綱領和宗旨、課程設置、教學方法都遠不能適應時代的變化，知識體系是陳舊的，熱心人才培養的好教師的價值得不到充分的肯定和尊重，研究的自主性和真理性也得到不到必要的保障。
正是鑒于上述問題，我回國后想在法學教育改革方面進行一些嘗試，這樣的設想得到校領導、職能部門以及廣大師生的大力支持。我們學院在法學教育改革方面的嘗試又是與國際化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從２００９年下半年我們開始推動法學教育的國際化，在２０１０年開辦了中國法碩士國際班和暑期班，接受海外博士生和訪問學者，開展國際合作研究，成效是顯著的。近來我院與一些世界頂級法學院簽訂了實質性合作協議。總而言之，兩年來，在法學教育改革與國際化這兩個方面，在兩者的結合部，我們法學院已經有了一些令人欣喜的進步。在某種意義也可以說，法學教育改革和法學教育國際化是我們學院已經拿到的兩張王牌，我們要打好這一手好牌，實現跨越式發展的目標。當然我們也深知自己的不足之處。現在的交大法學院，雖然有勝利的喜悅，但卻沒有驕傲的資本。我們不僅要向世界一流法學院學習，也要向國內先進的兄弟院校學習、取長補短。最近教育部召開了法律卓越人才培養計劃的工作會議，人們特別關注到上海交大的三三制法科特班的嘗試，期待這項關于國際型高端法律人才的模式創新能夠開花結果，這讓我們深受鼓舞和鞭策。我們希望在各方面的大力支持下，集思廣益，進一步改進有關制度設計和舉措，并擴大應用的范圍。
我曾經不同的場合介紹過“三三制”法學教育模式。經過一年多的醞釀，我們在去年9月份正式付諸實施。具體做法是法學專業本科生從第三學年結束后開始分流，依據學生前三學年的成績積點排名的順位以及學生的自愿報名情況，通過免試推薦和綜合素質測試，擇優選拔一定數量的優秀生源，從本科四年級開始提前進入碩士研究生階段學習，以本碩貫通培養的方式讓學生接受高層次法律職業教育，以包括本科階段合計六年的連續時間獲得法律碩士學位。因此，法科特班的基本定位是主要面向司法和涉外法務方向的高層次法律職業教育，特別強調以下三方面基本素質和能力的培養。一個是法律分析和判斷能力的培養。另一個是作為法律高端職業從事者的實務技能的訓練。還有一個就是作為法律秩序擔綱者的職業自覺性和精神的陶冶。首屆法科特班嚴格遴選了十五個非常優秀的本科三年級學生，去年9月開始連續三年接受碩士階段的高層次法律職業教育，我本人擔任首屆法科特班班主任，還成立了法科特班指導委員會。到目前為止，無論是授課老師還是學生，總體反應都是很好的。在討論和實施過程中，我們圍繞課程設置、教學方法、生源質量以及畢業后的就業前景等四個基本環節進行了調查研究，采取了一些創新舉措。葉必豐，徐向華，張紹謙，朱芒，王福華，胡加祥，李學堯，林彥，李劍，何淵，李文凱等很多老師都參與研討，在不同程度上做出了貢獻。其中特別重要的是課程設置和教學方法的變化。
根據實踐的情況，我們還在進一步完善課程設置。作為教育部設在上海市的唯一的法碩改革綜合試點單位，我院成立了包括當地司法界權威人士在內的法碩教育指導委員會，編制了三種不同類型法碩的培養方案。按照這個新方案，我們將打破一些過時的條條框框，把7、8門技能性法律科目作為核心課程，給足學時講透。與此同時加強課程體系的多樣性和彈性，大幅度增加推薦選修課和任意選修課的品種，并且加強國際法和比較法科目群、跨學科視野科目群以及政策指向科目群。在教學方法上，我們主要導入了四種比較新穎的教學方法，即判例教學法，對話式教學法、診所教學法以及模擬教學法。我們與盈科律師事務所等合作開設模擬課程和實踐課程，學生們非常歡迎，都說恨不得再早些開設模擬律師事務所課程。
國內經常注意到的法科教育模式是美國模式，特別是蘭德爾以來的判例教學法和蘇格拉底對話式教學法。但我覺得有一點值得注意，就是在課程設置和教學方法方面，2006年哈佛大學進行了非常重要的改革，而這個改革被認為是自蘭德爾以來的第二次法學教育革命。比如在一年級開始實施的“解決案件工作坊（Problem Solving Workshop）”就是迄今為止法學教育中前所未有的嘗試。在這里，學生就像律師那樣，從接受客戶委托階段開始逐步解決現實問題，在處理過程中培養學生洞察世事、應用知識、進行判斷的能力。一個案件大概花費三天時間進行團隊作業和討論。因此，我們在考慮中國下一步法學教育改革的時候，不僅要注意到自蘭德爾革命以來的美國法學院教育模式，還應該注意到2006年哈佛大學的第二次法學教學革命，這個革命正在對其他國家產生影響。我們的法學院準備在這個時候進行一些具有前瞻性的改革，把美國的新的改革的內容也作為我們的參照系之一。
我們三三制法科特班是獨立構思的，純粹從培養涉外的、高端的法律職業人才的需求出發，但在細化和實施的過程中，構成了針對法本法碩設想的一種制度實驗。眾所周知，2009年，教育部鑒于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為解決法科畢業生就業問題，開辟了法本法碩這一特殊的教育類型。對這個法本法碩的教學方式，很多法學院都反映不知道怎么做才好。我們原來的法碩教育，基本上是本科的速成班，其實并沒有達到培養法律職業人才的目的。假如法本法碩出現了，這樣教育格局就會受到沖擊，法碩教育就會碰到挑戰，就會產生裂變。在這個意義上，法本法碩的開辟，其實就為法碩教育改革提供了一個重要的契機。所以我們認為三三制可以與教育部的法本法碩設想結合起來，為這個新的教育品種提供制度設計方案，進而促進法碩教育改革。為了使最優秀的學生愿意進入法碩通道，從而借助現有的制度框架推動真正意義上的高層次法律職業教育，特別是培養涉外法律精英，我們承接上海交通大學南洋特班的傳統，開設了三三制法科特班。這樣就在生源的選拔方面，確實保證了質量。
但更重要的是培養的過程，為此我們逐步導入剛才講到的四種基本教學法，加上解決案件工作坊就是五種教學法，并將進一步加強在事務部門的體系化實習，配備實務教員做導師。在培養涉外法律職業人才方面，我們準備采取兩種做法。一種就是法科特班正在進行的，在三三制的后三年里通過國際合作培養的方式提高學生處理涉外法務的專精化能力。為此我們與很多國外一流法學院簽署了實質性合作協議，組織了雙學位項目、交換留學項目、海外實習項目。我們要讓三三制法科特班的學生在第二學年下半年以后選擇到國外著名法學院去讀一個學期的課程或者進入法學碩士課程，取得一個海外LLM學位。現在已經有若干名特班學生預定留學，加上杜克大學法學院還特意指定要我們法科特班的學生。這證明法科特班品牌效應已經初步顯現，使得學生畢業的出路非常看好。。另一種是正在醞釀的與外語外貿學院合作，在三三制的前三年里培養充分的國際化素質，然后再進行法律職業教育。這意味著我們的三三制模式要從專精化的法本法碩教育發展到兼顧復合型實務人才的培養，擴展到部分非法本法碩教育項目。總之，三三制模式對涉外型高端法律職業人才的培養的外語外法教育分前三年和后三年兩種不同的類型，兼顧專精化人才和復合型人才這樣兩個方面。這是我從國際化的角度，從中國的高層次法律職業人才培養計劃的角度來介紹上海交大凱原法學院進行的一些改革嘗試。當然我們還在不斷地聽取大家的意見，正在對課程設置等進行調整和改進，我們三種類型的法律碩士教育新方案正在制定的過程中。
我要介紹的另外一個方面是跟理工科背景有關的，企業法務人才的培養。在我國企業“走出去”以及中國與外國之間的貿易摩擦越來越多的情況下，鑒于中國對企業法務人才的急迫需要，我們還準備在復合型高端法律職業人才培養方面進行更廣泛的改革，主要是針對非法本法碩的教育。非法本法碩畢業生的就業渠道大概是三個方面，一個是考公務員，一個是參加司法考試，希望成為律師，但更多的是到企業去。我們要滿足多樣化的需求，同時把到企業去的這一部分人才的需求作為我們下一步改革的一個重點，凝聚培養企業法務人才這樣一種特色方向，為法學教育開辟新的空間，為學生開辟新的就業渠道。根據這樣涉外設想，我們即將成立企業法務研究與教育中心，在
我們學院的企業法務教育將針對企業法務的需要，以培養企業法務總監和具有法律專業知識的高級管理人員，也包括培養公司顧問律師為基本目標。我們將按照企業法務的需要來修改課程設置和教學方法，為學生提供不同類型（初步設定了四個專業方向）選課菜單。我們已經開設了三種特色課程。一個是經團聯企業法務高端系列講座，請日本一流大企業的法務部長來主講。我們學院已經有三四年左右的積累，那時是比較隨機地請日本大企業的法務部長到我們學院來做講座。在這個基礎上，我們現在把企業法務部長們的講義變成一門由學生選擇，每個月都會開講，可以獲得學分的課程。這些日本跨國公司的法務部長們受過非常良好的專業訓練，又具有非常豐富的實戰經驗。由他們來講企業法務方面的理論和實踐，來講日美貿易摩擦的重要案件，來講WTO提訴，來講知識產權、勞動糾紛、企業金融、稅務，必然會使學生獲益匪淺。我們打算把這樣具有豐富內容的講義整理出版，作為教材和參考資料。第二，在與美國跨國公司GE長期合作的基礎上，我們將給學生提供一門GE商務談判技能訓練的課程。另外，從去年下半年開始，我院與盈科律師事務所合作開設了法律實踐教學課程，其中將開辟出一個專門針對企業法務的課程體系，對從律師的角度如何處理企業法務案件進行系統化的訓練。這些就是我們在企業法務人才培養方面正在做的一些事情，也是高層次法律職業人才培養的一個新領域，我們希望能做些開拓性的工作。另外，我們還要為學生們安排體系化的實習課程，法律實務家和我們學院的教員一起來進行技能訓練。與此相關，我們還要辦一份商事法律實務雜志，為企業法務部門、律師以及法學者提供交流平臺。還有，凱原法學院將在4月28日下午的中國法律服務全球化高峰論壇上與上海知名商會、協會以及大型企業簽訂《長三角企業海外投資法律服務戰略合作備忘錄》。一方面對現有的企業法務人才進行高端法律培訓，另一方面也使我們學生能夠有更多的機會到企業中去實習和就業。
以上所說的就是我們針對國際化、全球化的時代需要，針對理工科背景很強的大學的法學教育的特色和優勢所進行的一些嘗試，所取得的一些成績。我們清楚地認識到，這些嘗試還只是剛剛開始，這些成績離我們的理想還很遠。我們當然還要進一步努力，還要從北航、清華及其他兄弟院校吸取各種經驗和教訓。在這里，有一個問題是我們特別不能忽視的。當我們強調法律職業人才培養的時候，顯然不是要制造一批只懂得技術的工匠。我們的確需要加強專業技能的訓練，提高法科學生的動手能力。但是，僅有技術還不算卓越的法律職業人才。我們希望自己的學生充分具備職業法律人所應該具備的高尚道德、以天下為己任的精神、理性的思維方式以及博雅素養。我們希望他們具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悲天憫人的情懷。我們希望他們富于遠見卓識、對事物的洞察力和判斷力。我們還希望他們能有一種在各界扮演領袖人物，在未來的法治中國承擔歷史重任的自覺。所以，我們決不能僅僅強調技能訓練，還應該提供包括職業倫理在內的素質教育，決不能忽視理論思考能力和歷史感的培養，還應該陶冶一股浩然正氣。
另外還有一個值得重視的問題是，在強調法律職業人才培養的同時，如何防止學術型人才培養的滑坡。我們不能一強調實務動手能力，就忽視研究。上海交通大學凱原法學院在推行法學教育改革之際是始終注意這個問題的，我們同時還在抓學術研究，抓理論研究者的培養。至于采取什么方法更有效，在現有條件下如何提高學術型人才培養的水準，學術型人才培養與職業人才培養的課程之間如何既有區隔又有互動，這些都是我們正在推敲的問題。僅就形式而言，在職業型人才培養方面可以采取三三制本碩連讀方式，而在學術型人才培養方面，可以適當導入碩博連讀的做法，等等，當然這些舉措的優劣得失還需要斟酌，在有些地方，碩博連讀的實施效果并不像想象的那樣。總之，在強調高層次法律職業人才培養的同時，如何加強學術型人才培養也是我們正在認真考慮的一個問題。
既然是拋磚引玉，我先拋出的這個磚頭不能太大、太長。我就先講到這兒，隨后在互動階段還可以補充。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