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高興呢，參加今天的活動。我想邀請我來參加會，可能，我在六十三年前，我是按照第一志愿呢，進入了燕京大學新聞系；所以可以說，學新聞是我的第一個志愿。然后呢，三年之后呢，一九五一年我又公派去了蘇聯學習法律，法律呢，是第二志愿，是“被迫”去學的——當然現在，也有感情了。
所以應該說，對于新聞也好，或者對于法律也好，我是都深有感情的。另外呢，這些年來呢，跟媒體的人呢，也有很多的接觸，我也感覺到媒體也有一些苦衷。所以我這次選擇了一個題目呢，叫《傳媒人的幾個法律底線》。
我也在思考啊，我在學新聞的時候，當時所教我的新聞，應該是貫徹什么理念，應該有一個什么樣的目標。
我覺得有三個目標。第一個呢，就是真實。
我記得第一堂課上新聞學的時候，就講到新聞的真實性。但是我參加工作了以后，不久，在新聞界就傳出了新聞的黨性的問題。所以在我腦子里面馬上就反映了一個問題：新聞的黨性和真實性究竟是什么關系？這個問題雖然尖銳一點，但是好像是不能夠回避的。
我覺得，新聞的真實性和新聞的黨性，不是對立的，不是有此就沒有彼的這個關系；但是這兩個又不是一個問題。新聞的黨性和真實性，確實存在著一定的差距。
我記得，在當時在我們看新聞的時候，我們知道，國內的新聞實際上也是分等級的：有的新聞是大參考，有的新聞是司局級以上的看的，有的是黨部長一級看的，有的甚至是更高層次才能夠看到的新聞。
這種新聞的等級的劃分，是在共產黨執政的下面的一個創舉。其他國家應該說，新聞只是限于它的保密性，如果它是具有保密的，它是受到了限制，不是人人都可以看的。但是一般的新聞，應該是人人都可以看到的。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在新聞的管制的方面，有所緩和；可以說，在這一點上，比原來好了很多很多。但是呢最近，我們又看到，有些上升的趨勢。
我想，這個從法治的角度來看的話，應該說，新聞是應該以法律的準則作為它最高的原則。除了這個原則之外，沒有其他更多的利益。如果我們考慮，是黨的利益，只能夠維護黨的利益而不能夠報道某些東西，那黨的利益和法律的原則就有一個可供商量的余地了。那么究竟什么是正確的呢？應該怎么來看待這個問題呢？
我們現在急需制定新聞的法律，新聞的法律一個重要的原則就是要解決新聞和公權力之間的關系。也就是說，新聞的真實也好，新聞的自由也好，究竟在多大的公權力的許可范圍內允許來進行？這個問題現在已經是迫在眉睫。
如果我們在我們的立法體系里面，說我們已經完成了社會主義立法的體系，但是我們又缺少了有關新聞的立法、出版的立法、結社的立法，那我們可以說，還是有欠缺的地方。
所以作為新聞工作者、傳媒工作者，一個重要的底線就是，在公權力控制新聞的情況下，寧可不說話，也不能夠去講那些違背法律良心的話。
因為我們實踐中有些傳媒工作者也對我說：“我們是不得不發表這樣的一些新聞�！钡悄闳绻`反了我們法律良心的一個底線的話，那是很可悲的。
第二個問題呢，就是“喉舌”。
我這個，我們學法律的時候，很注意，學新聞的時候，很注意這個新聞的“喉舌”的作用。我們那時代的所看到的新聞，完全是取決于它反映了多少的民眾的心聲，是作為民眾的喉舌而出現的。
我想，我們解放前看到的，《大公報》也好，其他的進步刊物也好，以至于我們的《新華日報》也好，那真是民眾的喉舌、民眾的心聲。很多人是發自心腹的來買這些報紙來看，花多少錢都愿意。
但是，現在的情況有所改變了。我們現在有一些個刊物，是倚靠了一種，強制的一種訂閱。我們有一些個官方的刊物，發行的量也很大，但是它是一種官方強制的力量來推動你。究竟有多少人認真去讀這些報紙呢？恐怕編這些報的人心里頭也沒有底。
我們學術上也好，其他方面也好，我們有一些壟斷性的刊物。你要是想發表那個論文，你就要到我這兒來；而且不僅你要到我這兒來，還要向我來付錢、交費。這個可以說是中國學術界的一種恥辱。
我登了一個文章，不僅拿不到稿費，我還要拿出多少版面費，來買這個版面。這樣的一種的學術，能夠起到多大的作用啊？
我們現在也有一些的傳媒，是靠廣告。一個是靠數量大、很大的廣告，版面可以有很多，但是都是廣告。而且現在也不僅能這樣，而且發展到了新聞都成了廣告了，用新聞的方式寫進廣告的內容。這個也是一個很悲哀的。
所以新聞的傳媒的生命力到底在什么地方？我覺得傳媒的生命力就在于一個，就是你有你自己的讀者群，有自己的廣大的讀者群，愿意在你這個地方，來看你的報紙，看你的網站，看你的新聞。這個才是你成功的秘訣。
我知道我們現在有一些的新聞，比如說《南方周末》，《南方周末》并沒有太多的新聞的版面，但是它的發行量在一百多萬份，而且這一百多萬呢，完全是靠自己的內容的獨特、內容的吸引力來引起人們的關注。我想，這就是輿論的作用、輿論的力量。
所以，新聞立法應該解決第二個問題，就是新聞和公眾的支持度是什么關系。如果一個新聞、一個媒體，沒有真正的讀者群，寧可關門倒閉，也不應當去浪費那些紙張，浪費那些寶貴的資源。這是傳媒工作者應該有的第二個法律的底線。
那么，第三個問題呢，就是啟蒙的問題。
我覺得，我們所說的啟蒙，就是指，從國際上來看，文藝復興是一種啟蒙運動，我們中國“五四”前后也有啟蒙，我們的改革開放某種情況下也可以說是一種啟蒙。這個啟蒙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消除愚昧、提倡文明：我們應該把文明帶給人間，而不能夠再搞愚民政策，再搞那些愚昧的東西。
我們的普法大概是一種啟蒙，但是事實證明，我們的由司法部門所主持的這種普法越來越走形式，普法的考試也變成了一種形式上的東西，而真正對我們起到法律上的啟蒙的作用，恐怕我們的報紙、我們的廣播、我們的電視臺，我們的中央電視臺的《今日說法》也好，其他的以案例的形式來宣傳法律的作用，要大大高于我們的普法。所以我們可以說，普法要比起我們報紙上的啟蒙，雜志上的這種啟蒙作用，還差了很多。
我們現在所講的，報紙宣傳里面的啟蒙的作用，很多需要我們很好來思考。
前段時間報紙上在討論“民主是個好東西”還是“民主是一個壞東西”，我覺得，民主是一種現代的生活，那么，它不應該說是一種壞東西，而是在文明的情況下如何把它更好一些。
我們講“三權分立”，“三權分立”是西方國家的，但是“權力的分工制約”是好的，是進步的。你可以說中國不實行“三權分立”，但是你不可能去批判這個“三權分立”。
現在“司法獨立”也不講了，憲法上寫得清楚；但是我們的輿論上，不提“司法獨立”。那難道司法從屬于政府的權力、從屬于公安的權力，那就是先進的嗎？
專制是錯誤的，民主是進步的，在這一點上，是非必須清楚！不能夠把正確的和錯誤的混為一談！如果我們報紙上宣傳的不是正確的東西，把一些正確的東西也視為是“愚昧落后”的，那我們在宣揚倒退。我們報紙的作用就起了相反的作用。
所以，堅持啟蒙、反對愚昧，這是新聞傳媒工作者的一個神圣的職責。但是現在的情況，有時是相反的。
所以我這個第三個底線，在我們說來就是，堅持啟蒙，反對愚昧，必須把正確的東西告訴老百姓，讓老百姓懂得。這是我們媒體的一個神圣的作用。
我為什么要講這三個問題？我覺得這是傳媒工作者的三個理念，也可以說是三個最低的底線。一個，就是要是“說真話”；第二個，要有群眾的擁護；第三個，要講正確的，不要宣傳倒退。
就這樣，謝謝大家。
�。�2011年5月8日，由中國法學會名譽主辦，中國傳媒大學、中國政法大學、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法制日報社、中國律師雜志社、北京岳成律師事務所主辦，北京大學法學院、清華大學法學院、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及16家媒體協辦，43家媒體提供支持的“法律與傳媒高峰論壇暨岳成網開通儀式”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前校長江平先生發表上述講話，由陳寶成據錄音整理，未經先生審閱）
所以應該說，對于新聞也好，或者對于法律也好，我是都深有感情的。另外呢，這些年來呢，跟媒體的人呢，也有很多的接觸，我也感覺到媒體也有一些苦衷。所以我這次選擇了一個題目呢，叫《傳媒人的幾個法律底線》。
我也在思考啊，我在學新聞的時候，當時所教我的新聞，應該是貫徹什么理念，應該有一個什么樣的目標。
我覺得有三個目標。第一個呢，就是真實。
我記得第一堂課上新聞學的時候，就講到新聞的真實性。但是我參加工作了以后，不久，在新聞界就傳出了新聞的黨性的問題。所以在我腦子里面馬上就反映了一個問題：新聞的黨性和真實性究竟是什么關系？這個問題雖然尖銳一點，但是好像是不能夠回避的。
我覺得，新聞的真實性和新聞的黨性，不是對立的，不是有此就沒有彼的這個關系；但是這兩個又不是一個問題。新聞的黨性和真實性，確實存在著一定的差距。
我記得，在當時在我們看新聞的時候，我們知道，國內的新聞實際上也是分等級的：有的新聞是大參考，有的新聞是司局級以上的看的，有的是黨部長一級看的，有的甚至是更高層次才能夠看到的新聞。
這種新聞的等級的劃分，是在共產黨執政的下面的一個創舉。其他國家應該說，新聞只是限于它的保密性，如果它是具有保密的，它是受到了限制，不是人人都可以看的。但是一般的新聞，應該是人人都可以看到的。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在新聞的管制的方面，有所緩和；可以說，在這一點上，比原來好了很多很多。但是呢最近，我們又看到，有些上升的趨勢。
我想，這個從法治的角度來看的話，應該說，新聞是應該以法律的準則作為它最高的原則。除了這個原則之外，沒有其他更多的利益。如果我們考慮，是黨的利益，只能夠維護黨的利益而不能夠報道某些東西，那黨的利益和法律的原則就有一個可供商量的余地了。那么究竟什么是正確的呢？應該怎么來看待這個問題呢？
我們現在急需制定新聞的法律，新聞的法律一個重要的原則就是要解決新聞和公權力之間的關系。也就是說，新聞的真實也好，新聞的自由也好，究竟在多大的公權力的許可范圍內允許來進行？這個問題現在已經是迫在眉睫。
如果我們在我們的立法體系里面，說我們已經完成了社會主義立法的體系，但是我們又缺少了有關新聞的立法、出版的立法、結社的立法，那我們可以說，還是有欠缺的地方。
所以作為新聞工作者、傳媒工作者，一個重要的底線就是，在公權力控制新聞的情況下，寧可不說話，也不能夠去講那些違背法律良心的話。
因為我們實踐中有些傳媒工作者也對我說：“我們是不得不發表這樣的一些新聞�！钡悄闳绻`反了我們法律良心的一個底線的話，那是很可悲的。
第二個問題呢，就是“喉舌”。
我這個，我們學法律的時候，很注意，學新聞的時候，很注意這個新聞的“喉舌”的作用。我們那時代的所看到的新聞，完全是取決于它反映了多少的民眾的心聲，是作為民眾的喉舌而出現的。
我想，我們解放前看到的，《大公報》也好，其他的進步刊物也好，以至于我們的《新華日報》也好，那真是民眾的喉舌、民眾的心聲。很多人是發自心腹的來買這些報紙來看，花多少錢都愿意。
但是，現在的情況有所改變了。我們現在有一些個刊物，是倚靠了一種，強制的一種訂閱。我們有一些個官方的刊物，發行的量也很大，但是它是一種官方強制的力量來推動你。究竟有多少人認真去讀這些報紙呢？恐怕編這些報的人心里頭也沒有底。
我們學術上也好，其他方面也好，我們有一些壟斷性的刊物。你要是想發表那個論文，你就要到我這兒來；而且不僅你要到我這兒來，還要向我來付錢、交費。這個可以說是中國學術界的一種恥辱。
我登了一個文章，不僅拿不到稿費，我還要拿出多少版面費，來買這個版面。這樣的一種的學術，能夠起到多大的作用啊？
我們現在也有一些的傳媒，是靠廣告。一個是靠數量大、很大的廣告，版面可以有很多，但是都是廣告。而且現在也不僅能這樣，而且發展到了新聞都成了廣告了，用新聞的方式寫進廣告的內容。這個也是一個很悲哀的。
所以新聞的傳媒的生命力到底在什么地方？我覺得傳媒的生命力就在于一個，就是你有你自己的讀者群，有自己的廣大的讀者群，愿意在你這個地方，來看你的報紙，看你的網站，看你的新聞。這個才是你成功的秘訣。
我知道我們現在有一些的新聞，比如說《南方周末》，《南方周末》并沒有太多的新聞的版面，但是它的發行量在一百多萬份，而且這一百多萬呢，完全是靠自己的內容的獨特、內容的吸引力來引起人們的關注。我想，這就是輿論的作用、輿論的力量。
所以，新聞立法應該解決第二個問題，就是新聞和公眾的支持度是什么關系。如果一個新聞、一個媒體，沒有真正的讀者群，寧可關門倒閉，也不應當去浪費那些紙張，浪費那些寶貴的資源。這是傳媒工作者應該有的第二個法律的底線。
那么，第三個問題呢，就是啟蒙的問題。
我覺得，我們所說的啟蒙，就是指，從國際上來看，文藝復興是一種啟蒙運動，我們中國“五四”前后也有啟蒙，我們的改革開放某種情況下也可以說是一種啟蒙。這個啟蒙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消除愚昧、提倡文明：我們應該把文明帶給人間，而不能夠再搞愚民政策，再搞那些愚昧的東西。
我們的普法大概是一種啟蒙，但是事實證明，我們的由司法部門所主持的這種普法越來越走形式，普法的考試也變成了一種形式上的東西，而真正對我們起到法律上的啟蒙的作用，恐怕我們的報紙、我們的廣播、我們的電視臺，我們的中央電視臺的《今日說法》也好，其他的以案例的形式來宣傳法律的作用，要大大高于我們的普法。所以我們可以說，普法要比起我們報紙上的啟蒙，雜志上的這種啟蒙作用，還差了很多。
我們現在所講的，報紙宣傳里面的啟蒙的作用，很多需要我們很好來思考。
前段時間報紙上在討論“民主是個好東西”還是“民主是一個壞東西”，我覺得，民主是一種現代的生活，那么，它不應該說是一種壞東西，而是在文明的情況下如何把它更好一些。
我們講“三權分立”，“三權分立”是西方國家的，但是“權力的分工制約”是好的，是進步的。你可以說中國不實行“三權分立”，但是你不可能去批判這個“三權分立”。
現在“司法獨立”也不講了，憲法上寫得清楚；但是我們的輿論上，不提“司法獨立”。那難道司法從屬于政府的權力、從屬于公安的權力，那就是先進的嗎？
專制是錯誤的，民主是進步的，在這一點上，是非必須清楚！不能夠把正確的和錯誤的混為一談！如果我們報紙上宣傳的不是正確的東西，把一些正確的東西也視為是“愚昧落后”的，那我們在宣揚倒退。我們報紙的作用就起了相反的作用。
所以，堅持啟蒙、反對愚昧，這是新聞傳媒工作者的一個神圣的職責。但是現在的情況，有時是相反的。
所以我這個第三個底線，在我們說來就是，堅持啟蒙，反對愚昧，必須把正確的東西告訴老百姓，讓老百姓懂得。這是我們媒體的一個神圣的作用。
我為什么要講這三個問題？我覺得這是傳媒工作者的三個理念，也可以說是三個最低的底線。一個，就是要是“說真話”；第二個，要有群眾的擁護；第三個，要講正確的，不要宣傳倒退。
就這樣，謝謝大家。
�。�2011年5月8日，由中國法學會名譽主辦，中國傳媒大學、中國政法大學、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法制日報社、中國律師雜志社、北京岳成律師事務所主辦，北京大學法學院、清華大學法學院、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及16家媒體協辦，43家媒體提供支持的“法律與傳媒高峰論壇暨岳成網開通儀式”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前校長江平先生發表上述講話，由陳寶成據錄音整理，未經先生審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