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紀的信息自由超出了我們以前可以想象的極限。在短短二、三十年，我們可讀取信息的數量和讀取的便捷程度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對一個心懷求知愿望的人來說，這是最為令人振奮的時代。
文字、圖形和載體的結合造就了可讀取信息。從泥印、甲骨文、青銅銘文、石刻、竹簡、帛書到雕版印刷，這一文明之路在中國漫長而曲折。回顧歷史，我們不難發現：有形文本負載的信息是有限的，它們的保存和傳播很容易遭到破壞——戰爭、風化、霉變、水火災害、保管失當、歷代皇帝的焚書、禁書和文字獄。皇帝試圖壟斷有形文本的偉業有時比焚書、禁書為害更甚。1773年，乾隆皇帝征集天下圖書，把它們集中到北京，雇傭3800多名文人日夜抄寫，耗費10年時間，復制成七套《四庫全書》。從民間征集的圖書和雕版，凡不容于大清者，全數被毀，再加上運輸、保管和使用過程中的丟失和損壞，無數民間征書就此消失。作為人工抄寫的復制品，《四庫全書》充斥謄寫錯誤、遺漏和刪改，抄本在多大程度上與原本保持一致，實屬疑問。七套《四庫全書》或毀于戰亂，或束之高閣。可以大膽假設：在成書之后、數據光盤問世之前，讀者瀏覽過的《四庫全書》，相加累疊，也不會有一整套。這就是說，如果把七套《四庫全書》想象成一本書，那么，在長達200多年的時間里，它的全部讀者的閱讀量相加，也沒有能完成一次全書閱讀。所以，《四庫全書》真實的作用是把民間書籍和它們的讀者隔離開來——使書籍成為沒有讀者的藏品。
在公共圖書館問世之前，書籍是官方和有錢人壟斷的，有書的人未必讀書，讀書的人未必買得起或者借得到書。公共圖書館是一次偉大的知識開放。但是，如何有效利用公共圖書館，如何讓那些需要閱讀的人能最便利地接近書籍，這是始終無法解決的難題。圖書采購、分類、登記、制作卡片、上架流通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圖書是按照讀者難以理解的方法進行分類的，以中文圖書為例，有“人大法”、“國圖法”、“科圖法”、“資料法”等等。翻查按照分類法制作的卡片盒、填寫索書單、委托管理員找書，并不是一種享受。為應對使用公共圖書館的不便，學者往往不惜代價增加私人藏書，但是，再用心、再有勢力，私人藏書也難以超過一套《四庫全書》。如今，每個中國人大概都買得起一張《四庫全書》的數據光盤！恰是數據化為普通中國人打開了中文古籍的大門，大多珍本、善本、秘本如今都成為普及讀本。
民國之前，在官方和私人藏書中，法律圖書為數甚微。這和法律職業的合法性有關。在傳統中國，民間“包攬詞訟”是違法犯罪，知識傳授就靠幾套“訟師秘本”在那些鋌而走險的業內人之間秘密流傳；“刑名幕友”是邊緣化的官方職業，只有幾套“佐治藥言”之類的經驗之談。在“訟師秘本”和“佐治藥言”時代，個人大腦足以擔當法學文獻數據庫和搜索引擎。在我讀研究生的時代，法學讀物主要是“統編教材”、前蘇聯和東歐法學著作的中文譯本、“內部印行”的臺灣法學教科書和各種各樣的法規匯編。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中國開始了法律電子數據庫的建設，最早是國家信息中心的“法律數據庫”光盤，2000年版本是4000多元一套。借助“法律數據庫”，我第一次嘗試對中國法律進行全文關鍵詞檢索，瞬間完成在以前看來是繁復無比的工作，這種感覺實在非常奇妙。今天，登陸中國政法大學圖書館的網站，可以進入Chinalawinfo、WestLaw, Lexis, Heinonline等等法律數據庫，而借助搜索引擎可以完成檢索也更加精細了。搜索引擎的構想正是來自一個古老的技術——西文書籍的書后索引。書后索引讓讀者可以快速查找書中的某一名稱、詞匯和主題顯現在哪一頁或者哪幾頁。書后索引采用的基本技術是：列出名目（index heading）和尋找名目在文本中的位置（associate locator）。實際上是由索引編輯（indexer）在充當搜索引擎，并且把搜索結果顯示在書后。在書后索引中，一個概念可以有一個或者多個名目。如果我們把書后索引的一個名目比喻為一個“入口”的話，在波斯納《法理學問題》一書，就有四個名目與漢德公式（Hand formula）有關，他們分別是：“cost-benefit analysis”、“tort law”、“Hand”、“Hand formula”，讀者選擇任何一個入口，都可以在書中找到與漢德公式有關的全部論述。當古老的檢索技術演變成數據化的搜索引擎技術之后，奇跡就發生了：人們可以從成千上萬的法律、判決和法學論文中找到僅僅和自己當下關注的問題相關的資料！
作者用文字表達思想，而閱讀不是被動接受，而是綜合了讀者自身的理解、欣賞和批判，因此，閱讀是一種思想交流，而讀者和作者的互動能使交流更為生動。在互聯網時代，文字作品的“發表”與其經典形式已有實質差別，例如：“發表”不必有紙質文本；作品能在它出版之后自動擴張——讀者的回饋與作品融為一體，導致作品內存不斷增加；一份文本可以在同時擁有一個以上的讀者——讀者和作者之間的交流可能成為常態。我們可以把發表在互聯網上的電子文本和“萬言書”、“大字報”這兩種傳統的中文文本進行比較，進一步展現“發表”的變異。“萬言書”作者通常是這樣一些人：他們有知識、見解和膽略；他們心中的目標讀者只有一個人；為了使文本抵達那位唯一讀者，他們不惜用自己和家人的生命冒險。但是，在大多數情況下，“萬言書”并不能抵達作者心目中的唯一讀者，即使抵達唯一讀者，他也未必會用心去讀“萬言書”；即使讀了“萬言書”，讀者和作者之間也未必會有“風云際會”的交流，因此，就文字作品可能引發的交流而言，“萬言書”絕對屬于得不償失的冒險。與“萬言書”相比，“大字報”進入讀者視野的可能性增加了，大字報的讀者群擴大了。但是，張貼一張大字報，需經構思、擬稿、準備紙張、毛筆、墨水、揮毫抄寫、調制漿糊和張貼等工序，作者可能因為偶然原因而在任何一個環節放棄，例如：毛筆字寫得不順，月底沒有糧票去買面粉調制漿糊，沒有借到扶梯而無法將大字報張貼到所需高度。在克服種種困難，把大字報貼上墻之后，一張大字報能獲得多少讀者，又和張貼的地點和保留的時間密切相關，因此，大字報也不是能夠有效抵達讀者的文字作品。與“萬言書”、“大字報”相比，如今，通過互聯網，一份電子文本可以在瞬間同時抵達無數讀者，每個讀者都可能通過反饋而擴張文本，閱讀帶動著名副其實的交流。
圖文數據化、數據庫、搜索引擎和互聯網把信息生產、儲存和讀取的自由推向了頂點。就接近信息的技能、經濟能力和獲取信息的便捷程度而言，人和人之間的差距變得越來越小。在日新月異的電子化技術面前，信息壟斷和遏制信息似乎已經變成了不自量力的無謂之舉。對那些好奇心永不衰竭的人來說，對那些有心創作文本并努力為文本找到最大讀者群的作者來說，對那些學而致用的專業人員來說，這確實是一個最有希望產生輝煌成就的時代。但是，這又是一個很難掩蓋無知或者原諒無知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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