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認為，學術研究基本上是個人的事情，是個人的智力活動。扎堆干活，干農活還可以，有人氣，情緒高，但就會有搭便車的可能。而一到工廠流水線上就要有分工了；而分工說白了，就是每個人首先把自己的那塊事情干好。在學術上，除了工科的大規模項目和社會科學的對策性研究或社會調查必須協調行動外，我認為，基礎理論研究，無論是自然科學，社會科學還是人文科學，基本都是個人性的，冷暖自知。安于自己的本分，恪守自己的追求。
但安分守己并不是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圣賢書。人都有關切，也必須有關切。我也有。但目光不應盯著法律理論界，盯著法學人，盯著學術的主流或支流、中心或邊緣；目光應盯著社會，盯著人。但也不是抽象的社會和人，我主要關切的是今天的中國社會和普通中國人。關注和研究中國的問題、中國人的問題，這不是眼光狹隘，而是我們只能如此。無論我們如何關心國際，如何關心全人類，其實都注定只能從我們周圍的社會、周圍的人開始。哪怕是想著討論一般的法律、普世的法律，但也只能從本地的當代的法律問題開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是我歷來主張的研究進路。“法律思考不很容易跨出國界”，即使你追求或自以為是在“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
如果法理學不能回答具體的問題，或者說，中國的法理學甚至連中國的問題都回答不了，解決不了，你怎么可能回答普遍的問題、全人類的問題。因此，我個人認為，中國的法理學必須也只能扎根于當代中國，必須首先努力回答當代中國的問題。
這種回答，不能只是在一般層面，或在形而上層面，在我看來，它必須汲取各個部門法的知識，汲取其他學科的知識；只要可能，還要努力對各個部門法能有些許用處。這不是說要建立某種高于部門法學或實踐的法學理論，而是說，基礎理論的研究必須能解說部門法的某些問題，促使部門法的理論整合，形成某種融貫的話語。如果法學理論做不到這一點，就不會有人關心所謂的法學理論，所謂理論研究成果就可能成了小圈子里幾個人的自娛自樂。
我也不是說一個人不能做某些自娛自樂的研究。個人完全可以。但作為整體的一個民族的法律理論，它必須與部門法和部門法的社會實踐有關。而且，當代中國的法學理論還承擔了重要的歷史使命。隨著中國的迅速和平崛起，隨著金融危機，中國正在走向世界舞臺中央，甚至是被拽進這個舞臺中央的，在中國還沒有做好足夠的準備，沒有完備的規劃，各方面的實力還不夠的條件下，而法學和法律理論是中國國力的一個重大薄弱點。如果中國走上世界舞臺，沒有或最終形成自己的政治觀、法律觀，沒有自己的國際政治法律觀，沒有相應的理論，沒有相應的建立在對人性、經濟、社會和國際政治深刻理解基礎上的系統的經驗的和實證的理論，顯然不行。那就缺乏軟實力。
我把政治觀放在法律觀之前，不是筆誤。因為在國際之間，或對普通人來說，不可能理解和把握細致的法律理論，他們能理解和把握的往往只是復雜系統理論中衍生或抽象出來的幾個命題，甚至就幾個概念。因此在這個意義上，我大膽地、冒失地說一句，所謂法律理論，在社會功能上，就是一種政治意識形態。這就像今天西方主張的人權、民主、自由一樣。中國的法理學當然要吸納這些命題和概念，但還需要我們的貢獻，需要中國人的貢獻，包括中國的政治意識形態。因為，中國不是一般的大國，而是一個文明的大國。
要實現這種法理學追求，不可能僅僅靠讀書，不能僅僅靠讀古書或外國人的書。實現這個追求的最堅實的基礎就是當代中國社會的實踐，中國的經驗和教訓。注意，還不只是法治實踐和經驗教訓，后者很可能只是前者中很小的一部分。這也就是說，我們的法律理論必定是要基于對中國的研究，包括對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歷史文化的全面把握和理解，才有可能。
這是一個艱巨的工作，一個需要想象力和創造力的工作；換言之，這是任何前人包括外國前人的經驗都不足以應對的工作。但我們必須去做，我們必須有這個雄心大志，在理解我們的時代和社會的背景下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