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師們，同學們：
又是溫暖迎新時。開學典禮的氛圍，還有在座各位的心境，恰好用劉禹錫的詩句來表達：“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勝春朝”。因為九月的校園總是充滿了清晨的桃李芬芳。因為今天聚首法律殿堂的新生，除了法學本科、碩士、博士課程之外，還增加了兩個過去沒有的范疇，即三三制本碩連讀法科特班和中國法碩士國際班。
在這里，我作為凱原法學院院長，向2010級的所有同學表示祝賀以及歡迎之意。從今以后，不分省籍國籍，你們都同屬一個朝夕相處的集體戶籍。從今以后，不分先生后生，我們將共度一段筆墨為伴的美好人生！
本校法學教育制度的源頭可以追溯到1901年。那年的早春，光緒帝下詔變法；幾乎同時，在上海交通大學的前身南洋公學設置培養政法人才特班的申請也獲得批準。那年的酷夏，洋務派重臣李鴻章已經生命垂危，盛宣懷發出指示，強調特班辦學的宗旨就是培養像李鴻章那樣的國家棟梁之才，并延請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擔任特班的班主任。被稱為“民國法學第一人”的王寵惠，雖然并非特班學生，但他是在南洋公學的校園里接受北洋大學堂的法律專業文憑、是由南洋公學聘任為教師和選派到日本、美國留學的。
僅就法學教育國際化方面而言，南洋公學也曾經開風氣之先。1897年，學校還處于草創階段，就設置了全英語授課的法制課程。1898年建立書院，大規模翻譯、編輯、出版國外有代表性的政法、經濟等專業書籍。結果形成了各省開辦現代學堂都從南洋公學全面采購教科書和參考書的局面，風云過處，模式成形。1902年，盛宣懷對法學著作的編譯還提出了“審流派而定宗旨”的方針，并且強調“德、日的政體與中國相接近，又國力昌盛，所以其法律對于中國更為適宜，政治法律要向德、日學習”。這種學習在當時是必要的，也富有成效。
在上述意義上，我院傳承的是作為法制現代化先驅的輝煌故事。
但是，受時局影響，南洋特班的嘗試到1902年就嘎然中止了。在辛亥革命爆發之際，本校向工科轉型，改名“南洋大學堂”。孫中山赴南京就任民國臨時大總統的前夕曾蒞校演講，鼓吹工業救國、交通興國的思想，影響深遠。到中國共產黨在上海誕生的時候，本校改組為交通大學的工作也全部完成。從此上海交通大學以工科名世，在1930－1940年代被稱作“東方ＭＩＴ”，與政法毫無淵源。這種定位使得迄今一般人常常會置疑：“交大還有法學院嗎？”實際上，直到2002年，也就是南洋特班解散整整百年之后，上海交通大學才正式成立法學院。
在這個意義上，我院是中國最年輕的法學教育機關之一，充滿了奮發向上的春朝之氣。
再過兩年，我們將在徐匯校區的新法學樓里隆重舉行建院十周年的慶典，在座的絕大多數人那時應該都在場。這意味著你們有機會在新舊兩個校區的兩幢法學樓里聽課、 這也昭示了法學教育既要有法官的視角，也要有檢察官和律師的視角。就是要通過證據科學、推理方法、解釋技術以及論證修辭的研究、傳授、操演，使職業法律家作出的每一項司法決定都要經得起來自法律、事實或者其他不同方面的挑戰和推敲。這樣的法學教育目標對我們的教師和學生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尤其是進入二十一世紀之后，社會更加復雜化、動態化，風險性也進一步增大，法律家越來越難以在抽象概念建構的象牙塔里進行咬文嚼字的演繹和權利計算，而必須面對千姿百態、千變萬化的具體現象，必須把基于原則的普遍主義思維方式與基于現實的政策判斷緊密結合在一起。這意味著在法學教育的現場，不僅要注重形式理性，而且還要注重反思理性；不僅要注重制度的結構和功能，而且還要注重文本背后的各種涵意。
要達到這樣的法學教育目標，不能僅僅依賴形形色色的硬性考核指標。對于一個處于趕超階段的法學院，以基本的指標作為發展線索和評估標準當然很有必要，但這些畢竟只是手段。我們絕不能本末倒置，把手段當作目的。否則，我們就難以培養出真正的百鳥之王，更可能的倒是造就一群伊索寓言里所描述的那種“美麗的烏鴉”。即使能在形式上采取各種美麗的羽毛來裝扮自己，但烏鴉畢竟還是烏鴉。我們需要的是造就一大批真善美的各類法律精英。只有這樣的人才能成為國家的中流砥柱。而這樣的人才只能通過知識的薰陶、思想的風暴來培養。
為此我們需要營造一種自由的學風，一種潛心探求真知灼見的定力，一種百家爭鳴的氛圍。希望到2012年，在座的各位不僅成為美侖美奐的新法學大樓的第一批居民，而且還有機會親炙一些學界大師、釀出一股浩然大氣。希望到那時，希望在這樣的氛圍里，凱原法學院可以百尺竿頭更進一步，讓社會正義的旗幟高高飄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