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四寶在各方面的努力是有目共睹的，從當年學英文的努力勁兒就能看出來。
他也很樂觀，即使是幼年喪父，北大畢業后做鑄工、考研失利，也并不妨礙他好好生活，“因為我深知成功是從失敗中來的”
法治周末見習記者 肖莎 法治周末記者 王婧
依然奮斗在國際經濟法教學、科研、實踐前沿的沈四寶教授，自1970年本科畢業于北京大學法律系，他已在高教戰線工作了四十年之久。
而今的他雖已年過六十，但看起來并不老，這不僅僅是面相，還有狀態。
他平日的生活可歸結為一個字，忙。
“我們這個采訪最多只能有1個小時，我10點還有重要會議。”剛一落座，沈四寶就匆匆地說。
說起年齡與狀態的差異，沈四寶笑著告訴《法治周末》記者，“這都要歸結于我心態好，心態好，身體和精神狀態才會好”。
律所的工作人員都稱他為“沈老師”，而這個稱呼也是他最喜歡的。如今，卸任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法學院院長的他，仍然奮斗在教學、科研第一線并被推舉為教授委員會主任，同時應上海大學校領導的邀請，在上海大學法學院擔任非全日制實職院長一職，并且是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北京市仲裁委員會的仲裁員。他同時還在英國倫敦、法國巴黎、新加坡、香港等仲裁機構擔任仲裁員職務。
“在這么多角色中，教師是做得最成功的，那么多優秀的學生是我的驕傲。”沈四寶說。
當然，除了這些社會角色，他也是兩個兒子的父親。小兒子出生后不久，他就去了美國念書，回來時兒子都不知道他是誰，這著實讓他很內疚。不過，“我還是盡力做稱職的父親”。
如今，兩個兒子都是法律圈人士，并且都已成婚，在小兒子的婚禮上，他說，“希望你們做精神上的富二代”。
“這個說法是否有些創新？但這是我的真實想法。”沈四寶的幸福感溢于言表。
學法律實屬巧合
1965年，沈四寶19歲。填高考志愿時，他并不知道法律是什么。那時的他想做醫生，但無奈視力不好，只得放棄。
不過，當時他看過幾部前蘇聯間諜電影，對電影里反間諜人員的工作非常感興趣。在看到當時的北京大學法律系有一門課叫“刑事偵查”后，“感覺這個跟反間諜工作有點關系”，于是就報考了北大法律系。
不得不說是陰錯陽差。
“但我大學成績特別好，曾被選為體育委員和班長，在當時算德智體全面發展。而且我在大學一年級下學期就入黨了。”談及40多年前的大學生活，沈四寶很興奮，“那時候法律系屬于絕密系，不是誰都能入黨的，必須根紅苗正才行”。
1970年，沈四寶本科畢業。他被分配到北大儀器廠做鑄工。
“在城里，那是最臟、最累、最讓人瞧不起的工作。工作內容就是把大塊的鐵用24磅榔頭砸成小塊，然后放到高爐里熔化，再放到模子上做成相應的形狀。”沈四寶回憶說，當時每天回去洗澡時打好幾遍肥皂都不起泡沫，每次拆洗被子，棉絮都是黑的。
但這樣的經歷也并沒有讓他對生活失去信心，“我一直相信生活不可能總是這樣，而且工作太累了，沒有時間想很多”。
好在生活也并沒有辜負他。很快，沈四寶就開始參與法律系的重建(1970年法律系被取消)，并擔任1974級和1975級學生的班主任。
他的生活又重新回到了跟法律相關的軌道上。
30歲開始學英文
1975年前后，北京市委發了文件，要求全市公民學習英語，以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
沈四寶告訴記者，那時很多人都對學英語有思想顧慮，畢竟這是跟資本主義相關的東西，但他當時就認識到學英語對于了解外部世界的重要性，開始自學，“堅持學下來的是極少數，而我是其中一個”。
沈四寶回憶，那時他跟王選教授住鄰居，王選教授也鼓勵他學外語，并在提高聽力和口語水平方面給予了他很大幫助。
而在當時的條件下，學英語的主要途徑就是聽廣播。“我白天還要在法律系工作，于是就買了一個錄音機，把廣播錄下來，回家再反復聽”。
但即便如此，在第一次考中國社科院的研究生時，沈四寶還是因為英文成績差幾分而名落孫山。
“這件事對我打擊很大。”沈四寶說。
接下來的整整一年，他每天早上5點鐘起床讀英文，“課本我都要背爛了”。
當時，沈四寶已經有了孩子，傍晚，在其他人吃完飯去遛彎兒的間隙，他還跑到北大四院的教研室學習。
功夫不負有心人。在1979年第二次考研時，他的英文成績是84.5分，“已經相當高了，這個成績在當時可以免修英文，不過我念書期間還是堅持上英語課”。說到這兒，沈四寶笑了。
也正是英文優勢，幫助他在1981年將《美國標準公司法》翻譯成中文出版，并在此基礎上出版了《西方國家公司法概述》一書，填補了我國公司法教學和研究領域內的空白，并打下了向國際經濟法進軍的堅實基礎。
如今，英語對于沈四寶來說，是種可以熟練應用的語言。采訪時，他邀請一個美國法學院學生旁聽，“鍛煉一下中文”，為避免美國實習生聽不懂，他還不時用英文解釋跟記者聊天的內容。
法律的真諦是實踐
1981年9月，沈四寶在其導師芮沐的幫助下，前往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學習兩年。回國后，因為種種原因他未能留在北大，前往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法學院任教。
“如果說北大是我個人發生最大變化的地方，那么對外經貿大學就是給我機會發揮才華的重要平臺。”沈四寶說。
沈四寶把在哥倫比亞大學學習到的教育理念帶到了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法學院，明確提出了要為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培養三會人才的教學思路，為達此目的又和同事們提倡并實踐雙語教學和案例教學的教學方法，并在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法學院持續實踐了二十多年。
沈四寶認為，法律的真諦是實踐，而實踐的基礎是知識和理論，這不僅體現在法律緣于實踐，而且體現在法律只有通過實踐才能得到最準確的理解，只有通過實踐才能發揮法律的效用。他同時認為，法律的真諦是實踐，但并不是忽略理論和書本知識的作用，恰恰相反，知識是從事實踐的基礎，理論是進行實踐的指導。因此他的個人作品集被定名為《法律的真諦是實踐》。
在沈四寶看來，理論是為解決實踐問題服務的，紙上談兵沒有意義。沈四寶在長期的教學中感到，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培養出來的學生尤其要注意實踐的能力，其中“三會”：能熟練運用外語、懂得并能操作國際經貿業務、精通法律專業知識，這三點是提高實踐能力的必由之路。
“經濟全球化背景下，我們培養出來的學生不能只知國內、不知國外，要為學生打開兩扇窗，這樣才有可能實現‘空氣對流’，屋子里只有一扇窗會令人發悶。”沈四寶說，他自己在當教授的同時，也做律師、仲裁員，力圖在課堂上用實例給學生上課。
當前就業問題是備受關注的社會問題，但沈四寶告訴記者，對外經貿大學法學院畢業的學生基本上都留在了北京，并且大部分人做了律師，“我們的就業狀況比較樂觀，今年的就業率是100%”。
在沈四寶的帶動下，外經貿法學院的國際法專業被教育部批準為國家級重點學科，法學院也被教育部批準設立國際法學博士后流動站，談起這些，沈四寶非常自豪。
2009年，做了12年院長的沈四寶辭去院長一職，“希望給更多有能力的人上升的機會”，同時他被上海大學法學院聘為院長，“這是我回報家鄉的機會”。
創造積累精神財富
采訪中沈四寶給記者的印象是：自信、努力、樂觀。
打網球是沈四寶的一大愛好，他還被選為對外經濟貿易大學網球協會會長。
沈四寶在各方面的努力也是有目共睹的，從當年學英文的努力勁兒就能看出來。
他也很樂觀，即使是幼年喪父，北大畢業后做鑄工、考研失利，也并不妨礙他好好生活，“因為我深知成功是從失敗中來的”。
“我覺得，這些人生經驗都應該告訴后輩。而我接下來更主要的工作也將是———創造并積累精神財富。”沈四寶說。
所以，在小兒子的婚禮上，他希望兒子、兒媳“著力把自己打造成知識上的富二代，道德上的富二代，著力去傳播人類的精神文明和為人類創造點滴精神財富，從而成為精神上的富二代”。
沈四寶覺得，物質不要太過追求，不要認為生活復雜了才是幸福，“要知道，簡單的幸福也是幸福，而且往往更幸福”。
正因為如此，他心態很好，所以他即使是在文革期間完全脫離法律去干體力勞動，也能找到簡單生活的幸福，“太累了倒在床上就睡，什么都不用想”。
沈四寶說自己一向不喜歡復雜，上課也是如此。“我喜歡用比喻，把法律的很多概念形象化、簡單化。就像剛才解釋雙語教育意義時，用窗戶的數量作比一樣”。
在小兒子的婚禮上，沈四寶還希望兒子、兒媳“做有進有出的人，有進有出的家庭”，在他看來社會上存在三種人，第一種是“不出不進”，也就是孤立主義者；第二種是“只進不出”，也就是極端個人主義者、貪婪者；第三種是“有進有出”的人，“出”是樂于幫助他人，“進”是尋求別人幫助。
“社會因分工而有聯系，要融入社會，廣交朋友，就要做有進有出的人，有進有出的家庭，不要封閉自己。”他這樣告訴兒子。
這讓記者想起在采訪之前跟他的一位學生的對話：沈四寶給某屆學生上的第一堂課的主題是“howtobea
lawyer”，他在課上說，做好的律師，最重要的是“sociable”。
他在多年的工作和生活中，也的確很好地實踐了“sociable”的要求，那諸多成功的角色即是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