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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晉藩教授訪談:定不負培養法學英才重任
發布日期:2010-06-25  來源:本站原創  作者:佚名

張晉藩,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政法大學法律史學研究院名譽院長。曾擔任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兼研究生院院長、中國法律史研究所所長。國家重點學科法律史學的學科帶頭人,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曾任中國法律史學會常務副會長,名譽會長等。主要著作有:《中國古代法律制度》、《清律研究》、《中華法制文明的演進》、《張晉藩文選》、《中國監察法制史稿》等。

我認為辦學辦教育就是要培養英才,培養治國安邦的人才。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培養一個人才要花很多的財力和精力,而且是一項長期的工作。我們這個國家就是人才太缺了,一個國家的強盛沒有人才是不行的

從個人角度來講,要有舍我其誰的國家擔當意識,建設富強偉大的中國,舍我其誰。我們每個人要有這種理想和志向

張晉藩

1982年,中央五個部門(公檢法司還有教委,當時不叫教育部)向中央政法委報告,決定成立中國政法大學,報告中提出中國政法大學的體制是一校三院制。一校是一個校部,三院是本科生院、研究生院、進修生院。

  另辟蹊徑設想超前

中國政法大學研究生院的籌備工作始于1983年初。春節過后,司法部領導就找我談話,希望我去組織研究生院的籌備工作。當時,我對研究生院很有興趣,到中國政法大學一是為了研究生教育事業,再就是想建立一個中國法制史學的研究基地。

19835月,籌備工作進入了緊張階段,我的主要工作是負責學科設置和教學計劃的安排。當時對學科設置的設想是很超前的,除了法制史、法理、刑法、民法、訴訟法這些基本學科之外,還設置了兩個新學科,一個是法社會學,一個是環保法,當年這兩個新學科都招碩士生了。應該說在學科建設上,研究生院是很超前的。第一屆碩士生里頭就含有社會學和環保法學。當時我們沒有這方面的師資,就請北大和武大的老師來講課,同時還把法社會學的七名碩士生放到北大去,由袁方教授親自言傳身教。還有一個超前的項目是對法制系統工程的研究,1985年政法大學研究生院召開了全國的法制系統工程研討會,由我主持,請了錢學森來作報告,這個會開得非常成功。會后,研究生院建立了法制系統工程教研室。學科設置超前是很可喜的,遺憾的是教育司的負責人認為法大不具備條件,后來下令停招法社會學與環保法學碩士研究生。否則這兩個學科也會成為政法大學的重要研究基地。

在研究生的教學組織上,因為當時法大的教授算上我也就四五個人,副教授不到二十人,一下子要培訓125名碩士研究生力量不夠,所以院里有針對性地組建了校與校、校與實際部門相結合的導師組。我認為這個教學組織形式很好,全力以赴地貫徹執行,很快,17個學科的導師組都建立起來了。當時法學各個學科的帶頭人都是我們導師組的成員或者組長。如國際公法的王鐵崖,他很熱心地組織導師組會議和安排教學任務。國際私法請了韓德培來講學,法理請了人大的孫國華,民法請了佟柔,刑法請了高銘暄,法律思想史請了北大張國華,他們都是國內第一流的專家。當時,導師組里法大的力量是次要的,基本上是以校外的導師為主。校內外結合的組織形式非常好,每個導師都講自己之所長。除了校內外的專家,我們實踐中還把學校和實際部門的專家結合起來。比如最高人民法院的政策研究室主任張懋,人大常委會負責環保工作的曲格平給我們上課。真正有些兼容并蓄的味道。導師組的教學組織形式在當時非常成功,第一屆和第二屆的研究生都享受到了這種教育的盛宴,他們的知識面是寬廣的,所以第一屆第二屆畢業生大部分留校了,成為法大的骨干。現在雖然不可能再采取這種形式,但是經常地請各名家和實際部門的負責人來作學術報告,對于開拓學生的思路大有好處。當時我們的研究生院很有權威,導師組的同志們也非常盡職盡責。為了給導師一點小小的車馬費補助(當時沒有講課費),我爭取到一筆經費給每個校外導師每月十元錢,導師們非常珍視這微薄的補貼。他們不在乎錢的多少,在乎的是給他一個講壇去教育高層次的學生。像王鐵崖先生雖然年事已高,但仍然認真備課、辛苦授課。

  篳路藍縷以人為本

研究生院初創階段條件十分艱苦,共三個班,學校只能住兩個班,還有一個班在大鐘寺大隊租了一個院子,旁邊就是豬圈,每天三餐都要步行到學校。我經常去看校外的那個班,晚上十二點的時候,很多宿舍的燈還都亮著。當時,校內有四個文藝團體混住,那是非常熱鬧的。那邊有學員在吊嗓子練花腔,這邊的學生在誦念英語,就在那種條件下,我們培養出了許多非常優秀的研究生。所以環境好了不一定就能培養出人才,條件艱苦也不一定不出人才。我讀研究生時的導師是何思敬,是個老革命家、老法學家,他對我們講過,在延安窯洞的煤油燈下翻譯《哥達綱領批判》,有一段關于工錢同律的內容翻譯對了,進城以后在日光燈下卻把這一段翻譯錯了。他說,條件艱苦的時候人的思想會很集中,很容易刻苦,這段話給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研究生院的經驗說明,條件艱苦的情況下只要任務很明確,抓得很緊的話,照樣可以出好人才。當然,這不是說在有條件的情況下不去改善條件,有條件改善當然要改善。但是光一味地考慮條件不一定能念好書。

當時,研究生的經費十分緊張。工作和學習條件也很差,但我們堅持把應該用在研究生教育上的經費全部用在研究生的培養教育上。當時我們用緊缺的經費給每兩個學生配發了一臺收錄機,為他們能學好英語盡可能地提供條件。還有就是給研究生每人每年提供一次機會,組織他們參加全國性的學術討論。特別是在第一屆的碩士論文調查的時候,把每人四百元的調查經費全部發給學生(那時候400元可是不小的一筆錢),當時有的老師擔心學生游山玩水,事實證明這種擔心是多余的,不少學生將節余的錢如數返還給研究生院。這次的論文調查給他們的印象影響相當深刻,很多同學寫出了高質量的調查報告。表面上看著是花了一些錢,但是對他們思想的教育,視野的開闊,刺激他們以后的努力好處太多了。有個叫胡建農的,現在在深圳做法制辦副主任,他說當時能下定決心去沿海地區工作,就是緣于論文調查印象的導向作用。

  百年樹人任重道遠

回顧研究生院的發展,我認為首先中央在政法大學建立研究生院是正確的,尤其第一屆集中招125人的大規模是十分需要的。因為我們缺少師資,所以第一屆的研究生基本上是留校的,第二屆的也留了六七十人,一共二百多人。師資力量是一所高校很重要的基礎,如今他們都在第一線發揮著巨大的作用。較大規模的集中培養師資力量,既解決師資力量緊缺的問題,又解決研究力量的不足,實踐證明,中央當年的決策是非常正確的。

其次就是以導師組的這種形式來解決師資的不足,這也是一個非常好的措施。即使師資力量夠了,同樣需要與校外的力量和實際部門的力量結合起來培養學生。請實際部門的專家來講課就等于走出去實習了一次,肯定會起到非常好的作用。設立導師組直接的目的是為了解決師資的不足,但實際的效果卻無形中提高了教育質量,培養了人才。

國家撥給研究生的經費是培養經費,一定要堅持專款專用,全部投入在研究生的培養上,而且要講求計劃性、講求實效性,不能亂花一分錢。

研究生院在成立以后始終保持著穩步發展的勢頭,在國際上影響力日益增強,反映越來越好。好幾位美國來講學的教授都表示,中國政法大學的研究生院相當于哈佛大學的法學院;日本來講學的教授說你們的博士生相當于日本的博士,水平高、不摻假。”1987年第一屆法制史專業博士生畢業,他們是新中國第一批法學博士生。所以教育部頒發給朱勇的博士證書編號為001號。當時主持答辯的七個答辯委員會都是第一流的專家,如戴逸、李侃等。

我認為辦學辦教育就是要培養英才,培養治國安邦的人才。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培養一個人才要花很多的財力和精力,而且是一項長期的工作。我們這個國家就是人才太缺了,一個國家的強盛沒有人才是不行的。像二戰后美國和蘇聯都到德國去搶人才。從個人角度來講,要有舍我其誰的國家擔當意識,建設富強偉大的中國,舍我其誰。我們每個人要有這種理想和志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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