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曾經一直把1953年作為西南政法學院的建校時間，這也沒有什么大錯，因1953年是西南政法學院正式掛牌的時間，即把西南政法學院取名、有名并掛牌的這一年算作建校年，沒有把西南革大和以革大為基礎組建西政的時間算進去。這之間就存在一個時間差的問題。
我打個比方，一個人的誕生，從呱呱墜地到戶口注冊、姓名登記之間有一個時間過程，所以，我們不應該把一個小孩戶口登記、取名的時間作為她的誕生之日。
如果完全以取名、掛牌時間來推斷確定的話，那么西南政法大學是1995年更名掛牌的，西南政法大學的建校時間總不能從1995年算起吧！
法制日報記者 蔣安杰
2010年3月11日，西南政法大學網站發布了一則消息，稱學校黨委會通過了《西南政法大學60周年校慶工作總體方案》，決定今年9月19至20日將隆重舉行建校60周年慶典活動，校方成立了校慶領導班子和十個工作組，各項籌備工作已經進入日程。
隨即在北京的一個會議上見到西政付子堂校長，他告訴記者，確有此事。西南人民革命大學政法系系主任、西南政法學院原副院長宋子祥比對自身經歷，結合史料分析認為，西南政法大學的校史，應當追溯至1950年成立的西南人民革命大學。
“況且，1953年8月我校就已經有畢業學生，且是四年制的畢業生，這可由部分老教師、老畢業生保存的畢業證書表明，1953年8月，西南政法學院就有52年由其他大學調整而來在西南革大的學生畢業，獲得了西南政法學院頒發的畢業證書。”這些都足以說明西政校史可以追溯至1950年，付子堂校長肯定地說。
消息一出，多少讓人有些詫異。因為西政過去一直以1953年為建校的起點———1993年，學校舉行了有史以來的第一次校慶，隆重紀念建校40周年；十年之后，即2003年9月20日，建校50周年的盛大慶典，和西政承辦的法學教指委、法學教育研究會年會同時舉行。猶憶當時全國法學名流齊集沙坪壩，輝煌之至。今年60周年校慶，就是說，建校的起點從1953年提前到了1950年，西政為什么要更改建校時間？建校60周年是怎么推算出來的呢？修改校史有著怎樣的意義呢？本報記者就此特別采訪了西南政法大學校黨委書記張國林。
“追根”與“溯源”
記者：西政校方、校黨委是如何論證60年校史風云變遷的？如何確定西政校史始于1950年的呢？
張國林：其實沒有校史變遷的問題，只是確定哪年建校更符合歷史事實的問題。研究和論證、認定校慶日，就是我們學習校史、回顧校史、不忘校史、不忘歷史的愛校教育活動。參天之木，必有其根；杯山之水，必有其源。“追根”與“尋根”的思想根植于我們心靈深處，這是東方人特有的文化現象。對西南政法大學建校年的論證和認定，同樣也是在“追根溯源”。當然，這必須基于真實的歷史事實、嚴謹認真的科學態度。
歷史都有一個演化過程，西政的歷史并不長，但也有一個演化演變的過程。從辦學地址、學校名稱、主管單位的多次變更可見其演變的過程。
重慶是1949年11月30日才解放的。解放后的1950年初，為西南地區開始和平建設培養執政人才的需要，根據黨中央指示精神，中共中央西南局和西南軍政委員會決定舉辦西南人民革命大學，由西南軍政委員會主席劉伯承兼任校長。同時，在成都、昆明、貴陽、川南、川北、西康設立分校。
同年3月，西南革大開始籌辦。4月，總校首批6500名學員入學。5月14日下午，在復旦中學操場舉行了隆重的成立大會和第一期開學典禮。
1952年8月，西南人民革命大學抽調干部十余人在原革大一部的化龍橋部址組建政法系。10月，西南革大決定撤銷原有的校部和一、二、三、四部，成立了財政系、經濟計劃系、工廠管理系、貿易系、俄文系、政法系和政治教育系七個系，并從當月開始接收從重慶大學法學院(含政治系、法律系)及四川大學政法學院(含政治系、法律系)遷來的514名師生。年底，私立重慶財經學院法律系師生也遷來學校。1953年，西南地區其余高等學校院系陸續調整，又有貴州大學法律系及云南大學法律系師生共計211人陸續合并來校。至此，擁有49位教師和699名學員的西南人民革命大學政法系正式組建完畢。
1953年8月20日，在化龍橋革大一部部址上，由西南人民革命大學政法系為基礎組建的西南政法學院正式掛牌成立，原東北抗日聯軍第二路軍總指揮、西南革大云南分校校長周保中將軍出任首任院長。1953年9月，西南革大在完成其歷史使命后正式宣布結束，西南革大總校及各地分校從成立到結束，大約三年零五個月不等。
1958年，中央公安學院重慶分院又并入我校。特殊的建校背景，使我校既會聚了法學名流又吸納了實務精英，既秉承了深厚的法學傳統又融入了公安教學的特色。學校也因此被譽為新中國法學教育的“西南聯大”。
記者：用王健教授的觀點，原先將建校時間定位1953年，是“完成說”，建校時間始于1950年，是“整體說”。那西政校方僅僅是根據宋子祥老師的回憶文章還是能提供更有力的考證？
張國林：原西南革大政法系主任宋子祥老院長的回憶文章，對建校年的認定當然很重要，因為這是歷史的見證。但對學校哪一年建校的研究當然不能“一文而為之”，大量的材料可供研究。其實，學校的歷史不長，現在認定建校年，還有許多有利條件，如許多參與建校的老同志都還健在，有“人證”；許多資料、物件都還完好，有“物證”。認定工作并不復雜，就是原來寫的校史都有明確的記載和描述，《西南革大史》也寫得很清楚。歷史有記載，但沒有認定。當然，如果這些有利條件逐步消失后，再來認定和研究就困難多了，那倒是真難以說清楚了。
為了慎重起見，為了更好地研究這段歷史，學校專門成立了校史論證小組，論證的原則就是兩個“有”，即有據、有意義，也開過不少調研會討論、聽意見和通報情況以及有關變更建校年的想法。早在2008年4月開始就啟動了建校起始時間論證工作，歷時近兩年才最后確定。論證小組成立后，先后到四川省檔案館、重慶市檔案館、涼山州檔案館等文史單位查閱相關資料，調閱了八十余卷(冊)關于西南人民革命大學和我校建校歷史的文獻資料和原始檔案，為論證工作提供了有力的史料支撐；同時，分別于2008年4月21日、4月28日、5月7日，邀請三十余位原任校領導、資深教授和離退休老同志，收集線索；采訪革大老同志，采訪《西南革大史稿》主編。通過召開不同層次的會議，聽取各方面意見和建議。
最終將西南政法大學的建校時間確定為1950年，主要有以下依據：
首先，我校是在西南革大政法系的基礎上建立的，西南政法學院與西南人民革命大學有著合法程序上的傳承關系。《關于建立西南政法學院的報告》中所強調的“將原屬西南革大政法系作基礎改建為西南政法學院”，可以明確地看出，西南政法學院是西南人民革命大學政法系的延續。
其次，在西南革大呈送西南文教部的《西南政法學院設置計劃草案》當中明確規定：“政法學院由重慶大學政治系、法律系，四川大學政治系、法律系，重慶財經學院法律系組成，受西南人民革命大學領導”。
西南政法學院成立初期的教學資源幾乎全部來自原西南人民革命大學政法系。西南政法學院建院地址是在化龍橋，即原革大政法系之校址。1954年8月20日，西南政法學院遷至歌樂山麓，也就是現在的沙坪壩校區。雖然地址發生變動，與革大政法系原址相離，但政法學院的人員、設備、資料等一系列主要實力，皆得以留存。當時，西南政法學院的行政、工作、教學人員除少部分于各地調派，幾乎全部來自西南革大。
從當時西南政法學院呈報西南政法委員會的《我院各科室領導干部原工作職務及我院初步確定的擬調職務的表冊》中得到印證(見圖1)。而且，西南政法學院成立時的系科、師生也是成建制的以西南革大政法系為基礎。同時，從《關于建立西南政法學院的報告》和《關于政法學院抄至教育長文件所列原革大圖書館部分情況摘要》、《關于政法學院致教育長文件中所列有關原西南革大家具調撥情況》(見圖2)等檔案資料來看，革大政法系原有的教學設備、圖書資料、辦公居住用樓甚至辦公用汽車，也都撥給了西南政法學院。現在學校還保存著西南革大時期的人事、財務、物資檔案和課桌椅等實物。
1953年8月，西南政法學院掛牌成立后，西南人民革命大學隨之于9月宣布結束，這充分說明了兩者的前后繼承關系。
再次，西南政法學院成立后仍然繼續擔負起了原西南革大所承擔的干部培訓的任務，這說明西南政法學院與西南人民革命大學有著歷史任務上的傳承關系。這一點，可以從《西南政法學院一九五三年年終綜合報告》中“本年度我校擔負了專修科與干部輪訓班兩個教學任務。輪訓班教學的目的是在提高在職政法干部的政策理論水平”得到印證。
同時，1953年8月我校就已經有畢業學生，且是四年制的畢業生，這可由部分老教師、老畢業生保存的畢業證書表明，1953年8月，西南政法學院就有52年由其他大學調整而來在西南革大的學生畢業，獲得了西南政法學院頒發的畢業證書(見圖3)。
尊重歷史的理性新梳理
記者：按照您的說法，“完成說”與“整體說”各有千秋，那么，重新改寫校史對西政的發展有什么劃時代的意義？有這個必要嗎？
張國林：要說有什么意義，意義第一位就是尊重歷史、尊重事實。現在認定西南革大是西政的前身，是基于真實的歷史事實，可以說是“鐵證如山”。從尊重歷史的角度出發，對學校的建校歷史作新的梳理，目的在于彌合這段歷史，確保歷史的血脈不被割裂，這不是改寫校史，而是更好地尊重事實、尊重不太久遠的歷史、繼承和發揚光輝歷史！
其意義之二就是繼承。西南革大艱苦樸素的作風、嚴謹扎實的教風是一筆十分寶貴的精神財富，我們有責任有義務把她更好地繼承和保留下來。盡管革大與我們漸行漸遠，但革大精神是西政精神的淵源，應該歷久彌新！
記者：具體地來說，西政校史始于1950年，還是始于1953年，在當下進行一個科學的考證，能為西政帶來什么本質的益處嗎？
張國林：如果總結一下的話，將西南政法大學建校起始時間確定為西南革大成立的1950年，我覺得意義是“三個有利于”：一是有利于厘清學校的建校發展史，還歷史以本來面目，進一步溯清西南政法大學與西南革大的歷史淵源關系；二是劉鄧大軍進軍大西南解放大西南建設大西南，這是心系天下、敢于犧牲的革命情懷，在我們的“西政精神”同樣具有這樣的內涵，同樣是這精神的表征。溯清這段歷史，有利于更好地繼承和弘揚西南革大的優良傳統，更好地學習和繼承這段歷史；三是西南革大在新中國的發展史上是一個標志性的產物，為建國初期新生政權的鞏固，經濟社會的發展發揮過十分重要的作用，溯清這段歷史，也有利于學校在新的歷史時期如何進一步履行好黨的教育方針，為國家培養更多更優秀的接班人提供積極的借鑒和思考。
校史是一張重要的名片
記者：那學校是否與各省的校友會進行了及時的溝通和協商？這樣改變建校歷史是否能得到校友的認可或多數校友的認可？在您看來，這樣會不會讓學界有不同的看法？
張國林：學校建校時間的修正是學校通過多方面論證和工會教代會、常委會、黨委全委會以票決的方式確定的，這些會議都是全票通過，這說明眾愿所歸，不是少數人的意愿所為。學校展覽館早展出了西南革大的歷史以及與西政的歷史性聯系，我給教育部的有些老領導以及政府、軍界的領導介紹后，他們都給予高度關注和認同。同時，學校也與各地校友會進行了積極的溝通和交流。去年11月在湖南長沙召開的全國校友代表會，我向與會的各省校友代表通報介紹了建校年論證的相關資料并聽取意見，得到所有到會校友的擁護支持。隨后，我們又通過西南政法大學校友雜志和校友網，廣而告之。根據我們了解，各位熟知西南政法大學歷史的校友紛紛表示贊成，絕大多數校友都認為西政校史可追溯至成立于1950年3月的西南人民革命大學。
校史是一個大學的重要明信片，是一所大學寶貴的精神財富。近年來學校校史研究成為社會熱點之一，各高校也都成立了專門機構、組建了研究校史的隊伍、編輯出版校史書籍，而我校在這方面的研究工作起步較晚，投入太少，即使我們這次不多的研究論證，只是基于還原歷史真相，而非盲目去攀比什么。利用舉辦60周年慶典之機，召開高層次學術研討會、出版高水平的學術著作，這可見證西政60年來的變遷，表達對學校歷史的尊重，更好地與學界交流。
記者：“西政精神”、“西政神話”已經廣為人知，改寫校史時間能否真正實現西政的重振旗鼓和再造輝煌？
張國林：校史是對一所學校發展軌跡的真實記錄，所有社會表象都源于一種人文的力量和精神。“心系天下、自強不息、和衷共濟、嚴謹求實”的“西政精神”根植于豐厚的歷史土壤，在她的孕育下長于思辨的學術之風、求真務實的治學態度中生生不息、代代傳承，才使得西南政法大學傲立于中國法學教育之林，才使得眾多的西政學子成為學界和實務界的領軍人物，形成了社會所公認的“西政現象”。
學界最講究嚴謹和尊重事實、尊重歷史，我在前面已經就學校的建校歷史作了梳理。目前，我們正處于“第三次創業”的攻堅階段，對學校歷史的“尋根”，必能激勵全體西政人緬懷前輩，銘記過去，銘記輝煌，向往輝煌。歡迎對西政校史感興趣的學人與我們一起來共同研究西政，也歡迎學界來研究西政的昨天、今天，這也有利于幫助我們豐富校史研究，有利于我們走向輝煌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