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歷史經驗來看，在大慶的情況下搞一個特赦，有利于讓老百姓看到，這個國家還是有它的“仁政”。施“仁政”得“人心”嘛
殘忍地殺害了8位被害人、連兩歲嬰兒都不放過的“湖北隨州特大殺人案”罪犯熊振林，在一審被判死刑后，最近向法院提交申請稱：“被告認為今年（2009年）為建國60周年，黨和政府會不會大赦？請求給一次生的機會，感激不盡。”
特赦，通常是指國家對特定犯罪人免除刑罰的措施，只赦免刑罰，不赦免罪行。世界大部分國家都有赦免的法律制度。1970年代越戰結束后，美國對戰爭期間的逃兵和逃避服兵役者實行大赦。
新中國也一度規定了“大赦制度”，1954年頒布的《憲法》規定了“大赦”和“特赦”，并將大赦決定權賦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特赦的決定權賦予了全國人大常委會，大赦令和特赦令由國家主席發布。不過，中國從未實行過“大赦”，并在現行憲法中取消了“大赦”制度。我國從1959年起共實行了7次特赦，特赦對象通常是國民黨系統的戰犯。最后一次是1975年。
該怎樣看待目前民間和學界呼吁“特赦”的聲音？國家會不會實行“特赦”？本刊專訪了
受訪人 高銘暄（中國人民大學教授）
訪問人 實習記者 王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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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么提出這個建議？
高銘暄：1959年建國10周年就搞過特赦，效果不錯。我們曾定下這個特赦制度，總不能長久地懸在那里。建國60周年是一個喜事，從歷史經驗來看，在大慶的情況下搞一個特赦，有利于讓老百姓看到，這個國家還是有它的“仁政”。施“仁政”得“人心”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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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赦只在《憲法》中提到，是否有制定專門、具體規則的必要？
高銘暄：《刑法》當中也只是在累犯制度中提到（所謂累犯，是指刑滿釋放后5年內再犯有期徒刑以上的罪）。將來要不要制定關于特赦的法律規定，那是另外一個問題。（但我覺得），赦免制度本身不應該在《刑法》里做很具體的規定。
至于國家要進行特赦時，怎么個條令、怎么個實施，這應該是在特赦的決定里，做出比較細的規定。1959年實行特赦時就是這么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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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說有一些法律學者也在做醞釀？
高銘暄：我知道北京師范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院里，就有一些教授在做研究。將來有研究成果時，會在有關報紙上公布發表的。
4
是
高銘暄：對。他們搞這些研究是有所考慮的，這是學者建議，最后實不實行，還是要由國家來決定。細則現在也有，比如湖南有個律師，叫楊金柱，就有許多具體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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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提議，主要是為了迎合國慶的“和諧氣氛”嗎？
高銘暄：這是刑法上的一種制度，憲法有相關規定，也多年沒實行了。而且特赦一般都是“大慶”時比較合適。我認為，這是推行特赦在時機上的一個考慮。
6
吉林高院副院長
高銘暄：特赦里面也包括減刑啊。有一部分刑期比較長的，服了一定的刑，但還沒達到可以完全釋放的情況，那就是減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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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刑和特赦的區別是？
高銘暄：減刑和特赦是兩種制度。刑法里面規定的減刑是日常的工作，由監獄上報相關法院決定；特赦是國家行為，要不要頒布特赦令，那是國家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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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質疑認為，釋放服刑人員易引起社會動蕩，反而導致不和諧。
高銘暄：見仁見智吧。放出去的犯人應該都是改惡從善、改造得比較好的，放出去后他肯定會感謝黨和政府的。我們不是指現行犯，現行犯罪行嚴重的，該打擊還要打擊。
總體上說，大赦還是要體現“區別對待”、“寬嚴相濟”的政策。這個建議有利有不利，但總體來說，更多的是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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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會不會給犯罪分子釋放“錯誤的信號”？
高銘暄：這是憲法規定的一種制度，確定以后，在某種場合、某種條件下總是要實施的。我們國家有減刑，也有假釋，那這是不是也給罪犯一種“信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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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議引起社會爭議，您預料到了嗎？
高銘暄：我注意到有支持的也有不支持的，不支持的更多一些。1959年那些人特赦了以后，總的表現都還是不錯的，并沒有引起什么社會動蕩。現在社會上有各種爭議，也是一種擔心，可以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