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學者與院長兩種角色的矛盾中，韓大元力求取得一種平衡，但在白天的大多數(shù)時間里，他還是毫無選擇地投入到院長這個角色。
他提出“人文情懷，崇尚法治，追求真理，服務社會”的理念，主張行政與學術相分離，在人大法學院的歷史上，他成為“第一個不擔任學術委員會主席和學位評定委員會主任”的院長。
韓大元，1960年生，1980年考入吉林大學法律系，1984年考上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研究生，1987年畢業(yè)后留校任教。1990年到1992年赴日本留學，師從日本憲法學家阿部照哉教授。現(xiàn)任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院長、博士生導師，并兼任中國法學會常務理事、中國法學會憲法學研究會會長、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學科評議組成員等職。
法制日報記者 蔣安杰
一年前，當英俊帥氣的韓大元從王利明院長手中接過掌門大印時，人大法學院已經(jīng)連續(xù)兩次在教育部組織的學科評估中蟬聯(lián)第一。當選院長，對于韓大元來說，不僅僅是一個榮譽，光環(huán)后面更是沉甸甸的責任和重擔。
上任后，韓大元沒有以“改革派”的姿態(tài)出現(xiàn)，更多的是他“淡出和退出”的身影。
當了院長，韓大元主動提出不再由院長兼任學術委員會和學位委員會主任或主席，而是由法學院的老資格教授劉春田和朱景文擔任；韓大元主動傾聽一些老師的意見，盡量解決他們的職稱問題；說服有影響力的
一年間，韓大元以平和、不傷和氣為主線，以人的尊嚴為根本，讓每一個教授都發(fā)揮其所能的“施院”方針讓他在人大法學院越發(fā)深入人心。
隨著一年之內人大法學院兩個二級學院(知識產(chǎn)權學院和律師學院)的盛裝揭牌，韓大元院長的寬容、低調、有遠見，愈加映襯了他的內斂和執(zhí)政功力。
情注未來的“輪椅教授”
韓大元當院長后，業(yè)內人士對他評價很高。既會“做院長”，又會“做人”，幾乎是一致口徑。
說他“會做人”，是因為他更愿意為院里的老師和同學做事兒，更愿意為每個人提供機會。他自己在多個場合強調“嚴待法學院的每一項工作，尊重法學院的每一位老師，愛護法學院的每一名學生，法學院才會有更加美好的未來。”
人大法學院一位著名的刑訴法教授，在國內做課題、做項目首屈一指，去過很多國家，2009年還是第一次與新任院長韓大元以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代表團的身份共同出席了日本的一個刑事司法會議。
還有一位在人大法學院工作了二十幾年的副教授，韓大元找其認真談話，希望他按規(guī)定再發(fā)表幾篇學術文章，院里會盡快考慮解決他的職稱問題。
剛宣布成立的中國人民大學律師學院，據(jù)說開始時有些人對徐建出任院長一職頗有微詞，一些人持有異議，因為徐建本人只有本科學歷，沒有博導資格，沒有在人民大學工作的經(jīng)歷。這些似乎看起來都是“硬傷”，在多種意見爭執(zhí)的情況下，掌門人韓大元則力主由有經(jīng)驗的徐建律師擔任更合適。
法學院07級本科一班馮雅杉或許是這個集體里最特殊的一個成員。她不能自由地在操場上奔跑，不能愜意地在百家廊漫步，不能和大家一起登上八大處的山巔，她只能安靜地坐在自己的輪椅上。她9歲時因車禍造成脊髓損傷，從此只能在輪椅上生活。但她自從成為一名法學院的學生以后，所有的同學從來沒有嫌棄過她，在生活的點滴中極盡所能地幫助她、關心她。推著輪椅送她上下學，為她買早點，幫她接熱水，長年如一日，如此場景成為人大校園內一道亮麗的風景線。
這個特殊的女孩同樣得到了韓大元院長的關愛。接受記者采訪時，韓院長告訴記者，一年以來，他一直與哈佛大學法學院聯(lián)系，院里精選了包括馮雅杉在內的三位同學，英語超過了博士生的水平，都是拔尖人才，準備把他們送到哈佛法學院碩博連讀，目前已經(jīng)基本達成意向。
“希望馮雅杉將來學成回國，回到母校，成為人大法學院第一個坐輪椅給大家上課的法學教授。”這是韓大元院長的一個心愿。
博士生拒招自己的弟子
早在當院長前，韓大元在學生中就有非常好的口碑，多少年來，他堅持博士生不招自己的學生，采取非常包容和開放的心態(tài)給外校的學生機會，這與當今很多老師只招自己的學生沉浸在自己的門派孤芳自賞形成極大的反差。
“五·一”節(jié)前夕，當記者來到明德樓
十幾平方米的辦公室沿墻壁整齊排放著幾個滿滿當當?shù)拇髸瘢k公桌上放著一沓碩士論文，對面桌上和地上擺滿了資料，一個小圓桌放在門口，方便來客。晚上六點多鐘的夕陽余暉從窗戶照進來，顯得很溫暖。
“已經(jīng)讓學生改了三遍了，每一篇論文都要這樣改上很多次，”韓院長認真地告訴記者。
韓大元說，“人大法學院的老師都是堅持給本科生上課，法學院上個月剛做過一個調查，教授給本科生講課達到90%，基本上每個教授都給本科生上課，這是我們法學院的傳統(tǒng)。特別是第一個學期的課對學生的一生是很重要的，我特別希望有經(jīng)驗的教授給本科生上課，多給他們一點愛，他們會記得一輩子。”
在韓大元看來，法律人的稱號并不是追名逐利、趨炎附勢的工具，而是一種理性、寬容、自信、開放的實踐理念，是一種始終以奉獻社會為己任的人生責任，是一種為中國法治的實現(xiàn)不懈努力的承諾與使命。
韓院長在授課中經(jīng)常告訴學生，“要關心人、愛護人、尊重人的生命和正當權利，以人為本，是法律人的核心價值追求。”
為了讓學生們更懂得生命的價值與力量，加強寧養(yǎng)臨終關懷活動的影響力，
“到身患絕癥的病人身邊，陪病人聊天、讀報、散步，體會人文情懷的真諦以及奉獻意識的內涵，體會人文關懷力量的偉大和神奇，對學生的成長非常重要。”韓大元主張，人文關懷是一個法律人必須具備的職業(yè)素養(yǎng)。
“五四”憲法紀念館的倡導者
韓院長回憶說：“記得當時吉林大學宣傳欄幾乎貼滿了宣傳憲法的文本和圖片。憲法學者
1984年，韓大元考上了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研究生，選擇了憲法專業(yè)，1987年畢業(yè)后，他留校任教。韓大元院長說，這都與當時的“憲法勁風”有關，因為1982年是憲法特熱的一年，憲法課自然也成為他最喜歡的課程。后來導師許崇德的學者風范也深深地影響著韓大元，到現(xiàn)在，韓大元已經(jīng)當了23年憲法老師，可以說與憲法結下了不解之緣。
“憲法學的魅力就在于憲法的魅力。”二十多年的憲法學教學與研究，讓韓大元深深感到一個國家制憲史的重要性與它的學術魅力，去國外進行學術交流，每每看到他們的憲法紀念館，他們對憲法發(fā)展史文獻的整理和重視，也讓韓大元心生羨慕，因而在各種場合，他多次通過不同的方式呼吁設立“五四”憲法紀念館。
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露絲·拜德·金斯伯格“無論我走到哪里，無論什么時候，我都會隨身攜帶一本憲法”的信仰，也讓韓大元頗有感觸。作為一個憲法學者，他積極倡議每個公民都攜帶憲法文本，他覺得憲法應走進尋常百姓的生活，每個公民都應該認識到憲法的莊嚴性，維護憲法的尊嚴。
如果說，1982年學習憲法還算是個時代的產(chǎn)物，那么，時至今日，憲法學對于韓大元來講已經(jīng)不僅僅是個情結，而是從外向內滲入到他的靈魂。
“工作母機”悄然展雙翼
曾經(jīng)留學日本、追求學術獨立性的韓大元院長深知，做一個法學院的掌門人很難，因為法學思維的根本特征就是懷疑與批判。他說，他不想談什么改革，他不是什么改革派，他只想讓每一個人都受到尊重。
“當中國的法學院院長是必須需要付出的，必須尊重學者的學術自由，要尊重每一位學者，因為每個學者都有個性，教授或助教都有不一樣的學術追求，要尊重他們的公共尊嚴。”韓大元接受記者采訪時真誠地表達了這樣的想法。他認為，院長不僅僅是一個學者，更是一個管理者，必須拿出一部分時間管理，履行院長這個職責。
在學者與院長兩種角色的矛盾中，韓大元力求取得一種平衡，但在白天的大多數(shù)時間里，他還是毫無選擇地投入到院長這個角色。他提出“人文情懷，崇尚法治，追求真理，服務社會”的理念，主張行政與學術相分離，在人大法學院的歷史上，他成為“第一個不擔任學術委員會主席和學位評定委員會主任”的院長。
今年正值人大法學院建院60周年，韓大元院長告訴記者，60年的文化傳承，60年的文化底蘊，60年的人文環(huán)境，60年人大法學院一批老教授積累下來的經(jīng)驗，給人大法學院發(fā)展帶來了寶貴的財富。
目前他們正在抓緊整理書寫院史，已經(jīng)準備了半年多時間。60年的院慶只是一種形式，最重要的是，利用這個契機，梳理歷史，理清流派，總結在過去的60年里，人大法律人為社會發(fā)展與進步作出了哪些貢獻，為中國法學的發(fā)展作出了哪些學術貢獻，學術傳統(tǒng)是什么，如何傳承歷史，開創(chuàng)未來？
“無論怎樣，學者要有一種自己的學術追求，要在學術上有所貢獻。”韓大元院長很堅定地表達了自己的觀點。
韓大元院長今年50歲。俗語說，“四十不惑，五十而知天命。”當人們講“四十不惑”的時候，這個“惑”字有兩個意思：一是他不會迷惑于事物的表面現(xiàn)象，他有能力去破解；二是他能拒絕誘惑。那么所謂的“知天命”指的是什么呢？在韓大元看來，“知天命”就是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自己該做什么不該做什么。
作為一個院長，韓大元非常在乎他人的感受，在乎細節(jié)，因為細節(jié)可以讓人性的光芒得以放大，讓人有血有肉，可以感受、可以觸摸，真實而動人；因為在乎校友，于是明德樓一層大廳便多了間為校友準備好咖啡和茶的休息室，溫馨而親切。
相比轟轟烈烈的改革派，韓大元院長確實顯得溫和、低調，然而波瀾不驚中，素有“工作母機”之稱的人大法學院，已經(jīng)在“知識產(chǎn)權學院、律師學院”兩個二級學院培養(yǎng)復合型、實用型法律人才的目標下，悄然張開了“雙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