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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旁人眼里，何勤華是一名嚴格而又和善的修行者，他常常說，法學是一門古老而又博大精深的學問，需要一大批學者為此獻身

　　法治周末記者 吳曉鋒

　　幾年前和何勤華教授初次見面時，就憑直覺把他歸入了江浙才子一類———儒雅、清瘦、文氣，還操著輕柔委婉的江浙普通話。

　　幾天前再次見面交談，證明我的感覺是正確的，何老師出生于上海市川沙縣(現浦東新區)。但讓我吃驚的是，何老師居然是1955年生人，比我想象中大了足足10歲的樣子。

　　人顯年輕大約可以歸結為兩個原因：一是善于保養、生活規律；二是淡泊寧靜、心底純真。而我一直覺得，搞法制史的人一定是淡泊寧靜之人，這樣才坐得住“冷板凳”，守得住“象牙塔”，遠離塵世喧囂，在歷史的塵埃中尋找思想的光芒，也擦拭自己的心靈。

　　作為外國法制史學科的傳承者與開拓者，何勤華教授應該就是這樣吧。

　　癡愛法制史研究

　　在中國，對外國法律制度的研究，包括“外國法制史”課程，早在清末(20世紀初葉)沈家本從事立法改革時就已經起步，但外國法制史研究獲得真正意義上的發展，則是在1978年改革開放之后。

　　“起步的艱辛是難以想象的。”何勤華說，“外國法制史這門課程，在我們1978年剛入學時，還沒有教材，由嶸老師來上課時，就帶了一卷地圖，對著地圖給我們講解古代西亞和西方法律的起源和發展等，等到我們快結束這門課程時，才發下來學校內部印刷的講義《外國國家與法律制度史》，其內容主要是1950年代出版的蘇聯編寫的《國家與法權通史》教材的翻印”。

　　何勤華說，外法史的第一代學人就是在此時扛起大旗的，以陳盛清、林榕年和徐軼民等教授為代表。1982年4月，他們發起并召開了在武漢大學全國外國法制史研究會成立大會暨第一屆學術討論會(年會)，隨后編寫出版了該學科第一本統編教材《外國法制史》。

　　1977年考入北京大學法律系的何勤華對異域之邦的法制文明產生了濃厚興趣，于是1982年1月投身華東政法學院徐軼民教授門下攻讀外國法制史專業的碩士研究生。

　　由此，何勤華開始了在外國法制史領域的學術攀登。1986年，出版了《東京審判始末》一書。1988年4月至1989年4月、1993年4月至1994年10月，受國家公派，何勤華兩次赴日本東京大學法學部進修日本法制史。他不僅盡量多地收集日本法和法學發展的文獻資料，而且還廣泛涉獵英、美、法、德等西方發達國家的法制發展史料，從而在回國以后的三四年中，發表了涉及多國多領域的30多篇論文，還出版了《當代日本法學》、《西方法學史》等專著，填補了我國在這一研究領域里的空白。

　　在老一輩學者的帶領下，何勤華又為學生們開設了《羅馬法》、《日本法講座》、《外國民商法導論》等課程。他在外國法制史研究領域的辛勤耕耘，碩果累累，也得到了學界的認可。1999年，何勤華從第二任會長林榕年教授手里接任了全國外國法制史研究會會長職務，也就在這一年，他被評為第二屆“中國十大杰出中青年法學家”，同樣也在這一年，他執掌華東政法學院帥印，擔任校長職務至今。

　　與他同時期的第三代外法史學人不乏我們熟悉的大腕，一個個在法學界閃亮的名字經常被何勤華如數家珍般地提起：梁治平、賀衛方、高鴻鈞、夏勇、米健、方立新、曾爾恕、葉秋華、鄭祝君等，他們彼此輝映，成為新中國外法史研究的第三代傳人。但是，有的人后來轉向了別的領域發展，比如人權、憲政、司法改革等等。但何勤華依然癡癡地在故紙堆中耕耘著，成為第三代外法史的領軍人物。

　　何勤華說，每個國家的法制都有其閃光的亮點，也有其不足和缺陷，這可以為中國的法制建設提供經驗和教訓。這是外國法制史這門學科的價值和貢獻所在。

　　著書領軍外法史

　　已經功成名就的何勤華絲毫不敢懈怠，興趣一旦成為理想，執著一旦成為習慣，便會伴隨一個人的終身，浸透在他的一言一行中，融入在他的品格氣質中。

　　何勤華又率領一批青年學者，在外國法制史研究的道路上繼續前進。

　　華東政法大學學報主編李秀清，是何勤華帶的第一批外法史博士生。她說，何老師跟他們在一起，無論在聊什么，總會聊著聊著就聊到學術，就聊到外法史。

　　更有一個片段讓李秀清和第一屆弟子們刻骨銘心，并每次聚會都會提起。

　　2001年，李秀清他們入學后與何勤華吃首次“迎新飯”。師生都情緒高漲，壯志凌云，大有為中國外法史研究事業而怎么怎么的決心、信心。

　　觥籌交錯中，何勤華從包里拿出一摞紙，同學們目瞪口呆———原來是導師早已為他們準備好的90多個博士論文選題。

　　這可是一份特別而隆重的“見面禮”啊！

　　在選就各自的主攻方向后，弟子們跟隨導師，和其他各地的青年學者一道，致力于編寫一本高水平的外國法制史教材。

　　他們編寫的《外國法制史》，連續多次修改增補，2006年出的第四版成為國家級“十一五規劃教材”，至今已經印刷了17萬多冊。2004年，該教材在臺灣出版了繁體字版，向港、澳、臺及海外華人社會發行。

　　除了編寫各類教材之外，何勤華又主持編寫(翻譯)了“世界各主要國家的法律發達史系列”，“西方法制史系列”，和“世界法學名著譯叢”。

　　這三套叢書在外延和內涵上拓展了外法史學科，前者共有12卷，涉及世界各主要國家和地區的法律發展；“西方法制史系列”對西方憲法、民法、商法和刑法的歷史第一次進行了系統的梳理；而后者，則將柏拉圖的《法律篇》、格勞秀斯的《戰爭與和平法》、布萊克斯通的《英國法釋義》等第一次翻譯成中文，引進中國學術界。

　　同行評價，何勤華開創了西方法學史的研究，何勤華于1996年出版了《西方法學史》，將西方歷史上的法律學說和法律智慧也納入了西方法律史的研究范圍，從而大大拓展和豐富了外國法制史的學科內涵。

　　勤奮影響著弟子

　　對于長期擔任一校之長的何勤華來說，為什么能在公務纏身的同時，筆耕不輟，成果等身，我想答案除了勤奮還是勤奮。

　　何勤華曾在他的自選集《法律文化史論》的前言中，深感敬佩地描述了日本同行的敬業精神，“雖然不坐班，但是每天都到辦公室工作，中午不回家休息，一直工作到深夜……”

　　而他自己呢？

　　據他的學生介紹，他們晚上9點以后就不敢再給何老師打電話，因為他都是晚上9點睡覺，早上4點起來治學，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如果你星期六和星期天要找何老師，就給他辦公室打電話，他一定在那兒；何老師大年三十和大年初二(包括之后幾天)也在辦公室，只有大年初一會回浦東老家看望母親。

　　而最讓郭光東記憶猶新的一件事是，有一年的大年初一給何老師拜年，他卻在辦公室，原因是那天他不用去看母親。

　　“他就像佛教中修律宗的修行者，我們覺得他對自己嚴苛得近乎殘忍！”郭光東說，“我們經常勸他，他表面也答應，但還是那樣子。我們覺得苦，他卻樂在其中吧，完全是一種癡迷的境界！”

　　上海外國語大學法學院院長助理張海斌博士同樣如是感受，他說，“何老師特別珍惜時間，有一股不舍晝夜只爭朝夕的精神。做了校長以后，由于行政事務繁忙，每個雙休日，他一般都在辦公室看書寫作，我們每次去找他，也都是雙休日到他辦公室去，談完事后便離開，絕不敢浪費他的時間”。

　　何勤華的弟子們都說自己是幸運的，因為跟何老師在一起的時間算是最多的，他們的活動，何老師都會盡可能地安排時間參加。

　　而在出行的路上，何老師總是要跟他們聊自己最新的研究心得與研究計劃，也詢問他們最近的研究情況和閱讀情況。“偶爾他也會講起過去經歷的一些艱難卻有趣的事，海闊天空，無所不及，講到開心處，便會像孩子般舒心而有些內斂地笑起來。”

　　晚上下榻酒店以后，用完晚餐，何老師總先回到自己的房間，要么打開筆記本寫作，要么從包里取出事先帶來的書看。

　　學生們則喜歡聚在酒店的包房里唱歌，“唱到高興時，便去力邀何老師。他婉拒不過，往往也會上場唱一首”。張海斌說，“何老師的歌唱得很不錯，節奏感很強，抑揚頓挫，有點美聲的味道”。

　　對于學生的這種評價、關心和體貼，何勤華也總是深受感動。

　　他認為學生的贊譽和尊敬，是他人生的最大樂趣，也是能持之以恒地坐冷板凳的最大動力，和學生在一起談學術聊家常搞活動，是最為開心的事。

他常常說，法學是一門古老而又博大精深的學問，需要一大批學者為此獻身。“所以，我要好好地培養學生，我們的生命是有限的，再長壽的人，過若干年后都要離開這個世界，但是通過一代代學生，我們的學術理想和學術生命就可以無限地延續下去。”

來源：法治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