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我國著名國際法專
牛的故事
９歲時發(fā)生的一件事情卻打斷了他的放牛娃生活。一天中午，鄰村的牛販子來到梁西家，氣勢洶洶地把他心愛的黃牛牽走了！原來，因為他父親不識字，將一張賣牛字據誤以為借款抵押字據，并在上面按了指印，所以牛就這樣被騙走了。梁西深受傷害，暗下決心：不管家里多么困難，也要去上學！沒隔多久，父親咬緊牙關把他送進了離村不太遠的一所新式學校。
他的中學時代是在抗日烽火中度過的。在學習條件極差、生活異常艱苦、敵機日夜威脅的環(huán)境下，父母通過辛辛苦苦地耕種和高利借款，勉強供他讀完了６年中學。國難與家貧，鑄造了他發(fā)憤圖強、堅韌不拔的品格，也激發(fā)了他的愛國熱情——他投身到救亡運動的偉大洪流中，發(fā)表《樊城風雨》、《蛙聲》、《文明與野蠻》、《兩地薔薇》等多篇作品，宣傳抗日。
１９４６年，梁西以一篇熱血滿腔的作文《多難興邦》和各科優(yōu)異成績考入抗戰(zhàn)勝利后從四川樂山遷回武昌珞珈山的武漢大學。第二年，曾任“中國赴舊金山聯(lián)合國成立大會代表團”顧問的周鯁生校長，開設“國際法”課程。梁西深情地回憶道：“
１９５３年，他應聘參加北京大學法律系的重建工作，并成為５０年代中國法律院校最早的一批兼職律師之一。當年被人騙走一頭牛的梁西，此時是多次出席重大涉外案件庭審的大律師，為公正而奮斗。１９５５年５月，最高人民法院開庭審理“卡麥隆駕駛美機侵入中國領空進行騷擾挑釁危害中國安全”一案，他接受委托擔任被告律師。此案在中美關系史上意義重大，舉世矚目。
從舊社會的放牛娃到新中國最高學府的教師，他開始了在北京大學３０年的教學生涯。不過，他與牛的緣分卻并未了卻。文革初，在江西鄱陽湖畔的北大“五七分校”，他湊巧又有機會喂起了四條水牛，過起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與牛相依的生活。兩年以后分校解散回北大時，他懷著頗為復雜的心情，光著膀子，同公牛合拍了一張照片。這張老照片至今仍置
“防空洞”里的意外收獲
在北大，梁西是一心一意讀書教課的“夫子”，下決心做個“傳道、授業(yè)、解惑”的好教員。不過，有人卻批評他不關心國家大事，走白專道路，“小資”情調。
一向內斂低調的梁西也未能逃脫時代給知識分子帶來的厄運。不過，談到自己作為“臭老九”被派往江西“改造”的經歷時，
“首先，我參加勞動鍛煉，思想認識方面有提高，再也不是文弱的‘書呆子’，身體更結實，健康可是讓人受益終生啦。”
“第二，去江西，也就沒有卷入北大內部的兩派爭斗，避免了受懲。”
“最幸運的一點是，我躲進了一個‘防空洞’……”
原來，林彪墜機事件后，在周總理安排下，北大外出勞動鍛煉的教師們大都返校了。為了做好尼克松訪華的準備，周總理還委托外交部搜集有關尼克松的資料，最后，外交部又把一部分任務交給了北大法律系。梁西與王鐵崖、芮沐、沈宗靈等著名學者一起，成了編譯組成員，參與翻譯了《聯(lián)合國與裁軍》、《聯(lián)合國手冊》、《尼克松：六次危機》、《希思外交報告：舊世界與新前景》等６部書和大量有關聯(lián)合國的文件。這些書和文件對于我國的學術研究和中國恢復聯(lián)合國席位后的外事工作，極具參考價值，曾獲國內外和聯(lián)合國秘書處的贊賞。在此期間，
“參加編譯組的７年，不僅使我躲進了一個遠離動蕩與紛爭的‘防空洞’，對自身語言的提高和研究素材的積累，比再讀幾個大學的收獲還要大！”他慶幸自己于動蕩之年，還能有這樣的學術經歷。
就這樣，當一些人卷入種種風波，或飛揚一時，或受盡折磨時，他卻在“防空洞”的庇護下默默地積蓄能量。他從各種信息資料中敏銳地覺察到，國際組織在未來的世界將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而中國在聯(lián)合國也將起到日益突出的作用，他決心研究以聯(lián)合國為核心的國際組織，夜以繼日地鉆研，不辭辛勞。功夫不負有心人，“文革”甫一結束，他就基本構建出研究國際組織的新體系，并終于在我國率先開創(chuàng)了“國際組織法”這門新課程。
“冷與熱”的辯證法
圖書館—教室—家，自１９５０年以來，
在“政治熱情”高漲的年代，他始終不爆不火，在未名湖畔鉆研著被人冷落的學問；在“淘金歲月”，他依舊心靜似水，在珞珈山上守著一屋書香……
８０年代初，海洋法是國際法的熱門，著名法學
回武漢大學任教，
１９８４年，
對于學術上的熱點，
對于如何看待教學與科研的關系，
初唐詩人盧照鄰曾經留下“寂寂廖廖揚子居，年年歲歲一床書；獨有南山桂花發(fā)，飛來飛去襲人裾”的名句，這用來刻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