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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令良教授訪談:學海縱橫男兒本色
發布日期:2010-04-16  來源:本站原創  作者:佚名

現任澳門大學法學院院長,兼任教育部法學學科教學指導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國法學會法學教育研究會副會長、中國法學會世界貿易組織法研究會副會長、中國法學會國際經濟法學研究會副會長等職。
  得知曾令良教授離開武大,還是在今年伊始網絡流傳的一個帖子上。隨后,記者登錄澳門大學法學院網站,果然見到了教授的名字,證明該帖子并非空穴來風。
  教授就此事接受采訪說:“我是20079月經澳大與武大協商后應聘擔任澳大法學院院長的,聘期為三年,其間,我還是武大的講座教授。因此,我來澳大既是服從兩個大學高層之間的安排,也是我個人應聘的結果。”
  他認為,澳門是中西政治、經濟、法律、教育和文化連接與融合的區域,轉會這里,一方面可以利用自己的學術積累和多年的管理經驗為澳門的法治建設做出貢獻,另一方面可以通過澳門高度國際化的平臺更好地歷練自身的學術素養,搭建連接和融通中西國際法教學與研究的橋梁。
  20074月份記者去武漢參加法理學年會,時任武大法學院院長的曾令良在會議上致辭。他音色飽滿,中氣十足。

  選擇國際法研究無怨無悔
  曾令良是中國歐洲聯盟法學的開拓者之一,他于20世紀90年代初獨著的《歐洲共同體與現代國際法》是我國研究歐共體法和對外關系法的第一部專著,在海內外產生了較大影響。
  他還是我國WTO法學的開拓者之一,是中國首批三位WTO爭端解決機構專家指示名單成員之一。
  在曾令良的學術生涯中,“國際法”三個字始終構成了一條鮮明的主線。
  曾令良說:“我對國際法的興趣是一個漸進的過程,而且如同美酒佳釀,時間越長,興趣越濃,大有一日不可無的感覺。”
  1956年出生的曾令良,在大學學習的是英語語言文學。在上翻譯課和畢業實習期間,老師分配的作業是聯合國資料翻譯。
  這樣一種偶然的機會,他開始頻繁地接觸“聯合國”這個詞匯并對聯合國的地位和作用有了朦朧的認識,也開始接觸“國際法”這個當時對大多數普通中國人說來都十分陌生和神秘的概念。
  對于自已為什么選擇國際法作為研究方向,曾令良是這樣解釋的???“改革開放之初,國家要要健全法制,恢復法學教育,振興法學研究,就必然需要大量的高級法律和法學人才;而國家實行對外開放,勢必在各個領域需要各種形式的國際交流與合作,造就中國自己的高級國際法律人才時不我待。在這樣的背景下,我選擇了國際法學作為我畢生的職業目標,并通過攻讀研究生學位和隨后公派留學美國的方式開始了我的國際法人生。”

  學術研究的苦與樂
  踏上國際法研究的列車,幾十年不改初衷。他坦誠地說:“任何社會的人、從事任何社會職業,都有其苦與樂。誠然,學術研究中的苦與樂有其自身的特點,而這種特點又會因人而異。”
  曾令良認為,在他的學術研究中,快樂是始終占主導地位的,而且,學術研究中的苦愁是有時空上的間歇性,而快樂則是永恒的。正是這種永恒的樂趣促使他忘記工作甚至生活中常常遇到的煩惱,克服研究中遇到的各種困難,最終完成一項項學術和應用研究的課題。
  “就一個社會科學者而言,最大的快感不是研究結果出來的那一刻,而是他的著作出版后得到同行專家的認可,是他的論文在國內外頂級學術刊物上發表后產生了影響,是他的學術觀點引起學界同行的共鳴,是他能把最新的研究成果應用到課堂教學和研究生的指導之中,以及他的研究成果或咨詢意見得到有關部門的重視和采納。”曾令良如此詮釋學術研究的快樂之源。
  自19992007年,曾令良主政武大法學院將近十年。99年剛上任時,曾四十有三,剛過不惑之年,而離開武大赴任澳門大學時,他則已過知天命之年。
  學而優則仕對于中國知識分子來講,似乎是一個永遠跨不過去的心結。一般來講,學者當官,學術生涯即告結束。而要想兩者兼顧,則須付出相當大的代價。
  曾令良坦言,對于他個人來講,最大的苦,或“困難”、“困惑”主要源于兩個方面。
  首先是不能全心身地投入自己所鐘愛的國際法研究。近10年來,除了教學和科研外,他還先后擔任武漢大學法學院院長、歐洲問題研究中心主任,另有多項社會和學術兼職。在這種情況下,要認真地從事學術研究,非得有一種韌勁不可。
  其次是獲取資料和信息的渠道不能滿足研究的需要。資料和信息掌握得如何是法學研究的關鍵,無論是基礎理論研究,還是應用研究,因為這直接關系到法學研究的科學性和質量高低。雖然中國內地這些年來在這方面有了快速的發展,但相比歐美等發達國家和港澳地區還有一定的差距。

  期待中國法治的美好明天
  曾令良以一名法學學者的身份見證了改革開放三十年的歷史變遷。他為中國取得的成績感到無比的自豪,但同時那顆學者的心靈,亦讓他對現實充滿了焦慮與期待。
  他認為,必須承認,中國的法治水平還不能適應國內民主政治建設、可持續經濟發展、和諧社會構建的實際需要,也與全球化背景下國際社會對中國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的期待有一定的距離。
  中國法治建設是一個龐大的系統工程。首先,必須維持一個持久和平、安全的國際和周邊環境;其次,必須增強立法,特別是中央部門和地方立法的科學性和民主性,消除立法過程中的部門保護主義和地方保護主義,實現立法過程的透明度;再次,必須注重立法上的一個“適應”和一個“兼顧”,即適應中國或地方或部門領域的實際情況和適當兼顧相應的國際法規則和國際法治趨勢;最后,應思考中國法學教育的改革,盡快實現中國法學教育從粗放型的規模發展向集約型的質量提升的轉變。
  采訪結束,當記者問他作為法學界僅有的七名長江學者之一,應該承當怎樣的使命時,曾令良略作思考,說:“作為一名國際法學領域的長江學者,我應擔當的使命應該是:努力成為一名在國際上有一定影響的國際法學者,建設一支高水平、高素質的國際法學團隊,產出先進的國際法研究成果,培養具有國際水準的國際法人才,從而為中國和國際兩級法治、民主和良政建設做出一名自己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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