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松年，1936年11月生，浙江寧波人。1960年畢業于華東政法學院，現為中國政法大學
法治周末見習記者 肖莎 法治周末記者 王婧
對很多人而言，74歲是個每天喝喝茶、聊聊天、看看報、散散步的年紀。然而74歲的應松年依然是個“空中飛人”，忙于到處調研、講學，推動著中國行政法學的發展。
談起這些年來在法學教育上做過的事情、帶過的學生，應松年嘴角上揚，如數家珍：從最初在西北政法大學帶過的本科生，到在中國政法大學、國家行政學院帶過的碩士生、博士生，其中不乏當今行政法學界的領軍人物。
“當老師真的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你可以看到學生的成長。而且現在每到一個地方開會，只要有學生在那里，他們有時間就會去看我。”應松年說。
“我不是個自信的人”
在弟子們看來，中國的行政法學有今天的成就和影響力，與導師應松年的努力分不開。
盡管1980年從新疆伊犁調回西北政法大學工作時，應松年的初衷是鉆研法制史，但由于當時西北政法大學缺乏行政法
“西北政法大學的圖書館特別好，那時候有相當豐富的行政法方面的文獻。”應松年說，“西北政法大學也干了件好事，‘行萬里路，讀萬卷書’，讓我們老師們到其他政法院校去學習，我在西南政法大學、中南政法大學、北京政法學院等學校也看了很多相關文獻，并且在這個過程中結識了很多老朋友”。
雖說如此，應松年告訴《法治周末》記者，當他向當時的司法部法學教材編輯部的
時隔多年，他已經在行政法學領域里成為泰斗級人物，開創了中國行政法眾多“第一”，如參編第一部行政法學教材、培養第一代行政法學研究生、參與新中國第一部行政訴訟法的起草，以至此后眾多行政法的出臺，都包含著他的心血，但回想起那時的“年少氣盛”，應松年仍說：“我不是個自信的人，但當時也看了一些材料，心里有點數。”
說起老師的不自信，弟子們表示：“老師也許不是最自信的，但非常努力。”曾經做過應松年秘書兼科研助理的王靜告訴記者，在她眼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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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靜是應松年2003級博士，曾做過應松年近4年的秘書兼科研助理。
王靜告訴記者，老人家似乎不知疲倦，他每年都會有自己的計劃，要推動哪些事情心里非常清楚，而且即使是自己身體不舒服，也會把一切事情安排得很好。“他的那種忙不是表面的忙，是發自內心的，在
對王靜的這種評價，應松年笑了笑說：“做任何事情都要全身心地投入，定了目標，就要付出全部。其實我也沒覺得那么辛苦。”
但應松年的忙，是弟子們有目共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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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確，在跟應松年約這次采訪的時候，他的現任秘書兼科研助理俞楠告訴記者，日程排得很滿。即便是在采訪當天，應松年辦公室的人也是一撥接一撥，由于
“學術不是一個人的事情”
應松年的忙，不是一個人在忙。他說自己總是喜歡有什么事情都拉著學生一起做，當初全國人大法工委行政立法研究組成立，一個個法律草案的出臺都有他的學生參與，比如當今的中國政法大學教授劉莘、浙江工商大學校長胡建淼等，直到現在，有任何學術活動他都會招呼學生們一起做，“這已經成了一種習慣”，2008年《湖南行政程序規定》的起草也是他和王萬華(中國政法大學教授)等弟子一起完成的。
在應松年看來，這是一個共同學習和提高的過程，而且在這些過程中，他的學生們也找到了各自的研究興趣，有些人并成為相應領域的帶頭人。
“我最近在反思自己，好像這么多年來我的個人專著不是特別多，很多書都是學生們和我一起完成的。”應松年說，盡管有些東西是學生寫的，但他會最后審定，而且會在前言或后記里寫清楚各個章節的作者都是誰，因為里面很多觀點都不是他自己的，但只要學生的觀點能自圓其說，不是太離譜，一般都會保留。
通常，應松年還會鼓勵學生發表不一樣的觀點。“
在張羅學生們一起做課題、做項目的過程中，應松年也會及時發現學生的優點，并不拘一格地用人。他說早在編寫《行政行為法》一書時，他就發現了當時還在讀碩士二年級的馬懷德很不一樣，“我覺得他特別有靈氣，而且看問題很敏銳、很深刻，我當時就讓他當了全書的副主編”。如今，馬懷德已是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了。
“我一直都覺得學術不是一個人的事情，也不能靠一個人來完成，需要有一個集體、一批人，大家一起努力，一起進行思想碰撞、交流，才會有整個事業的推進，才會出更好的成果。”應松年說。
“老人家價值觀多元化”
盡管應松年手里有很多課題要做、文章要寫、調研要進行，但他并不會向學生攤派研究任務，相反他會根據學生個人特長和興趣分配工作。
“最近就有一個學生說他不喜歡做城市管理方面的課題而‘拒絕’了老師，老師也不會說什么。”俞楠告訴記者。
在俞楠看來，應松年是個價值觀多元化的人，他會支持學生自己的選擇，“有時候我們聊天的時候他還會說，如果你覺得自己做什么工作好，就可以自己決定”。
不過，對于學生的人生規劃，應松年也會適時提供意見和幫助。“我經常跟學生接觸，對學生的特點都比較清楚，會建議他們從事研究或行政工作等，有時在找工作的時候也會幫幫他們。”應松年說。
提到幫助學生，俞楠告訴記者，曾經有一次應松年推薦學生去某高校工作，該學生也順利通過了面試，但后來學生又找到了更好的工作，就跟他說自己不去高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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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太會發火”
寬容，是受訪的學生對應松年的一致評價。
王靜說自己曾經是個“馬大哈”，在剛任科研助理的時候犯過很多錯誤，但應松年都很寬容，從未發過火。
王靜給記者講了兩個小故事：“有一次幫
提到這些事情，應松年說：“我是個不太會發火的人。學生有做得不對的幫他改進，罵一頓沒什么意義，而且幫他改進的過程可能會比罵他一頓印象更為深刻。”
也的確，在應松年的寬容之下，王靜說自己很快從一個“馬大哈”變成辦幾百個人參加的會議基本都不會出錯的人。
盡管對學生很寬容，王建新告訴記者，談及侵犯公眾權益的事情，應松年的聲調會格外高，甚至會用手高頻率地敲打著桌子說：“這個事情怎么可以這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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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人的寬容和治學的嚴謹，是共生于應松年身上的兩種特質。
讓王建新記憶深刻的是，去年“釣魚執法”情況被媒體曝光之后，應松年曾跟他提過可以寫寫這方面的文章。“我以為老師只是隨便說說，但我寫完一篇一兩千字的文章發給他后，老師竟然改了三遍。我覺得這至少反映出兩點，一是老師對學生很關心，二是老師治學很嚴謹。”談及應松年給他印象最深的一件事，王建新首先說的就是這一點。
這種嚴謹體現在教學上，就是認真上好任何一堂課。
在學生們的記憶中，應松年是極少落課的，在他的日程安排里，給學生上課從來都是第一位。應松年曾說：“上課是教授的天職，兩個學生與二十個學生并無區別。”
王建新告訴記者，中國政法大學規定博士一年級的下半年有門課叫導師指導課，是各個導師給自己學生開的課，畢竟每一屆博士生數量有限，也就一兩個，有些老師就單獨對學生指導，上課時間也不固定。“但
“學生都是自己的孩子”
做人的大度和寬容，治學的嚴謹與堅持，讓應松年的學生對其保持著一定的敬畏之余，更多的是把他看成了自己的父輩或者是祖輩，并且時間久了，連學生的家屬都跟他很熟。
而在應松年眼里，他和學生之間也不僅僅是老師和學生的關系，還有長輩跟晚輩的關系，“學生都是自己的孩子”是他整天掛在嘴邊上的話。
如果有哪個學生長期沒有音訊，應松年會不停地念叨“這孩子去哪兒了”；如果有學生長期在國外，回國看應松年，他們會說“先擁抱一下吧”；有學生發現好吃的地方，會帶他去吃；應松年在吃飯的時候也會念叨某個能吃的學生，說如果他在這桌菜就能吃完了；學生結婚生子，應松年都會親自挑選禮物送給他們，近年來還多次擔任學生婚禮的證婚人，如果無法參加婚禮，也會用大紅紙打上祝詞送過去；即使是平日里的出去講學回來，應松年都會給學生帶小禮物，最近一次去越南還給每個人帶了一瓶香水……
說起和應松年之間的點點滴滴，弟子們都覺得“太多了，且說不完”。
就在不久前，應松年還作為證婚人出現在其博士生曹鎏的婚禮上，他還自己發明了一套證婚詞：家庭和諧是社會和諧的基礎，怎樣達到和諧和美的境界？我不由得想起了馬英九的話：“家事處理三原則：大事由先生決定，小事由太太決定，至于何謂大事，何謂小事？這由太太決定！”
溫馨而幽默的語句，道出了老師與學生之間超乎師生關系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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