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老的寓所坐落在東總布胡同，這是一條歷史風味濃郁的北京老胡同，青墻窄巷。由繁華的上海忽然置身于此，恍如隔世。潘老是我們北京采訪之行的第一站，故印象極為深刻：這套住房空間略小，但家具什物井井有條，室內略顯陳舊，但溫暖舒適、氣氛祥和。墻壁上裝飾著一些精致的字畫，其中不乏潘老的閑暇之作，足見潘老之文化修養與細膩心思。訪談就在這墨色書香中進行著，這是一次愉快的交談，直至華燈初上，我們才與潘老依依道別……
“父親出殯時，送行的人很多，路邊有人跪著磕頭，搬小凳子做供桌燒香。……這給我的沖擊太大了，作一個好人，為人民伸張正義，為人民主持公道，人民是有分辨力的。”
記者（以下簡稱“記”）：我們今天很榮幸有機會能與您對席而坐，品茶暢談，溫故您早年的往事。據悉，您的父親是律師，父親的榜樣作用對您的一生產生了無法抹去的痕跡，我們很想知道您早年的這段經歷。
潘漢典（以下簡稱“潘”）：我父親畢業于廣東政法學堂，畢業后在汕頭任檢察官，但不久便離職做律師了，因為他發現，在國民黨的腐敗統治下，檢察官不能很好地為民申冤。于是，父親干起了律師，并迅速成名，擔任起汕頭市律師公會的會長。我小時候經歷了日本對中國的欺辱，親眼目睹了日本人在中國為非作歹，所以我有了打倒日本、打倒軍閥的思想。在愛國熱情的驅使下，我多次參加游行，如濟南慘案后，我就加入了示威游行的隊伍，高喊著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口號。父親認為國民黨的法律不是很清明，于法治、公平、公正還有很大的距離。于是，他要求我到日本讀士官學校，國家要富強就應該當兵。事實上，這是當時救國的一個主要途徑，蔣介石也曾在日本學習軍事。父親認為，國家獨立自主是最重要的，先必須救國圖存，他也希望我把國家放至第一位。我認為父親的想法是有一定道理的。
記：父親的影響對您無疑是巨大的，但這種影響似乎是“棄筆從戎”，您對法律的熱情是何時被燃起的，契機何在？
潘：這要從父親的去世說起了。我祖籍在廣州，但父親一直在汕頭做律師。父親過世很早，死于心臟病。作為大律師，按理說是應該很有錢的，但事實不是這樣。在當事人的資助下，父親才有了一副入葬的棺材。父親出殯時，給我的印象至今不滅。送行的人很多，在往墓地去的山路上，浩浩蕩蕩的群眾排了好幾里地，有學生，有貧苦的人民。令人震驚的是，路邊有人跪著磕頭，搬小凳子做供桌燒香。我當時非常感動，也很奇怪，后來從媽媽處得知，父親在當地辦了很多學校，那些學生有部分來自那里，而那些貧苦的人民，或者是我父親的當事人，或者曾受到父親的幫助。這給我的沖擊太大了，做一個好人，為人民伸張正義，為人民主持公道，人民是有分辨力的。同時，我還明白了光靠熱情是不夠的，要學好知識才能主持正義，懂法律，幫窮人說話、打官司。這樣我就很相信法律，感覺到法律是很神圣的。
記：原來如此。我們都驚訝于您精通英、法、德、日、意、俄等六國外語，這對您從事比較法研究和翻譯、引進外國作品提供了很大的幫助，可以談談您外語成就的主要動因嗎？
潘：談不上精通六國語言，除了英語，其他的都不是特別擅長。學習外語和當時的國家環境及我早年所受教育有關。父親過世后，母親教導我說，父親的事你都知道，你自己要努力。這促使我在培正中學里刻苦學習，培正學校是一所教會學校，有很好的外語背景，校長有留美的經歷。我的外語基礎和中學時的這種環境有很大的關系。進入大學以后，東吳法學院英語是必修的，用的教材直接是英文版的，法語、日語、德語可以選修。東吳大學在抗戰時期新開了德國法，在抗戰勝利之前，我們認為不但要了解英、美，也要了解德、日，因為他們是我們戰爭中的死對頭，必須要了解敵人。這個時候我學了德語，但德語是選修的，當時我們德語教師名叫劉莊艷，是駐德大使的女兒。這種環境給我的學習提供了良好的基礎，另外，學習外國先進東西的動機是我的主要動力，在東吳我看到許多書都是日文的，而日本人是引用德國的，那么我為什么不能直接看德國人的著作呢？學習其他語言也有這方面的動機。“中國政治法律學會的主要功能是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新的法律觀點，這個機構可以說是我們中國法學界脫胎換骨的一個樞紐，是一個轉折點。”
記：能夠到北大教書是一件讓人企羨的事，但我們想知道，您的舊法背景有沒有給您的教研工作帶來什么不利的沖擊？
潘：沒有。我雖然身在舊中國，學在舊社會，但我的思想還是追求上進的。國民黨的腐敗我是很清楚的，我在上海租界讀書的時候就有強烈的不滿：為什么我們國土上的法律要受英美的控制，為什么要會審公廨？對國民黨的不爭氣，知識分子是深惡痛絕的，其政治的腐敗更加劇了我們的離心力。
記：那么當時對舊法人員的改造是怎么樣的？
潘：這要區分對待，對于我們這樣的年輕人，新中國是拍手歡迎的。北京當時成立了一個新法學研究院，舊法人員，年紀不是太大，愿意接受新思想的，都可以報名，當然，上面還要進行篩選。事實上，共產黨在解放的初期就在朝陽大學的舊址上，改造舊法人員，不少舊社會的律師，不太反動的都進去學習了。
記：就我接觸到的資料而言，關于“舊法人員改造”和培養新中國自己的法律人才時，都說中國新法學研究院、中央政法干校和中國政治法律學會在其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潘：的確是這樣。中國新法學研究院是個過渡階段，1953年中國政治法律學會成立，中國新法研究會就撤銷了。中國政治法律學會以董必武為首，民主人士為輔，董必武為會長，代表黨的領導，沈鈞儒、張志讓、錢端升是副會長，沈鈞儒代表民主人士、張志讓代表律師界，錢端升代表政治學界，所以它還是個統戰組織，通過他們聯系各個地方的不同階層。我是董必武任內的第一個研究員。剛剛建立的中國政治法律學會的主要功能是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新的法律觀點，這個機構可以說是我們中國法學界脫胎換骨的一個樞紐，是一個轉折點。中央政法干校是黨中央調訓全國地方一級法院院長的地方。很榮幸，我進入北大后不久，黨要求培訓有志于從事政法工作的同志，北大把我作為新生的力量推薦了。學校的負責人有彭真、陶希晉等。在1951年到1953年之間，它為新中國培養了大量司法人才。舊法人員也是可以用的，武漢大學我記得當時也去了人，西南政法也派了一個老教師，當時清理司法隊伍并不絕對地排斥，龔祥瑞是留英的，也接納了。
記：看來反右對政法界的影響是極為強烈的，那么，您了解右派的情況嗎，那個時候多少人被打成右派呢？
潘：反右過程中，我的感覺就是把舊法人員基本否定了。有說法是，當時是有名額的，一定要達到某個數目。那個時候，學法學的基本上都改行了。中國政治法律學會應該有記載的，因為它當時出了一個年報，上海檔案局、社科院也都應該有一些相關的資料。就我知道的，陳盛清、吳家麟都被打成右派的。倪征被定為中右，中右程度較輕，這種人還可以用，梅汝也被整得很慘。被打成右派的人都被整得很慘，直接不讓他們搞法學研究了。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過這本書（潘老起身，從書架上抽出一本書，封面書名為《中國當代法學爭鳴》，作者郭道暉等），書里很詳細地記載了一些情況，如原華東分院外事審判組組長、精通外語和法律專業的沈鈞，被分配到火葬場做雜務，東吳大學法學院院長盛振為到蘇州教初中英語，原清華大學法律系主任趙鳳喈賦閑，上海的民法學家張企泰、胡元之、吳歧，行政法學家范揚，國際司法學家盧俊在復旦大學法律系都未能就各自專業發揮專長。這些人都被迫離開了法學教研工作。中國人的傳統是以和為貴，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是斗爭，這和我們傳統的觀念還是有些沖突的，辯證唯物主義講，事物是辯證統一的，如何把兩者結合起來，從馬克思主義的角度理解“以和為貴”，是一件值得認真考慮的事情。“總的來講，在反對美帝國主義的思想上是一致的，但他們講得很膚淺，理論上沒有什么說服力，因為蘇聯也沒有真正的、很大的法學家。”
記：建國后蘇聯專家對新中國給予了全方位的援助，其中就包括法制建設領域。您和蘇聯專家有接觸嗎？對他們有什么評價？
潘：他們來講課我都聽過，比如有蘇達尼科。總的來講，在反對美帝國主義的思想上是一致的，但他們講得很膚淺，理論上沒有什么說服力，因為蘇聯也沒有真正的、很大的法學家。蘇聯解放之后法學的成長也經歷了一個過程，蘇聯的法學也不是很強，說不出道理來，很多事情他們也并不通過法律手段，斯大林本人對法律也不是很尊重。法學不是搞政治，但政治對法律的影響還是很大的，領導人物不重視法律，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法律在整個國家中不受重視。建國初，我國曾派了一個代表團到蘇聯調查，回來后做了個報告，我感覺也沒什么特別的。蘇聯講依靠法制，毛澤東也講要依靠法制，但不知道怎么落實到具體內容，那個時候也沒什么法，大法就是《共同綱領》。我們對蘇聯專家不是心服口服的，他們的那套東西不見得都對。
記：蘇聯專家到中國主要是集中在哪一塊？有學生到蘇聯留學嗎？
潘：蘇聯專家到中國主要是集中在司法部門，立法部門他們插不上手。到蘇聯留學的不少，但主要是學生，干部過去的不多，也沒有調干，干部去蘇聯多是以組團去考察的形式。“我不需要報道，也不需要登什么東西，我們的歷史任務已經完成。……我的第一本譯作《君主論》題詞便是：獻給我的祖國和人民。”
記：您是搞比較法的，您對比較法是怎么看待的呢，特別是以后的發展前景？
潘：經濟化、全球化是勢不可擋的趨勢，規范經濟行為影響到其他規范的共同性，從經濟貿易而言，需要比較研究，中國今天不能不考慮外國的法律。中國已經面向世界了，不能關起門來，接受他們的法律是什么理由，不接受又是什么理由，采納不采納是一回事，了解不了解又是一回事。
記：最后您對我們年輕人還有什么要說的嗎？
潘：我覺得訪談，你們不必要寫我，我不需要報道，也不需要登什么東西，我們的歷史任務已經完成。你們這一代人很幸運，應該抓緊時間多學點東西，充實自己，這樣對自己也好，對國家也好。我的第一本譯作《君主論》題詞便是：“獻給我的祖國和人民”，另一本《英漢法律大辭典》也是如此，這是我一生想講的一句話。我們《英漢法律大辭典》的編寫沒有要政府的一分錢，不需要做過多的報道，也不需要政府的贊助。這部字典是東亞的一個創舉，包括日本、印度及亞洲的其他國家都沒有。商務印書館印這本書的時候費用很大，有許多是社會上捐助的。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深圳、新疆有打工仔寄錢來，捐助我們的事業，他們可能并不能看懂我們編寫的東西，但他們了解這件事的重大意義，所以人民是值得尊敬的。能夠給國家做一些事情，人民需要你，也就不枉過一生了。做人應當對得起我們的祖國，對得起我們的人民。（張偉張雪）
“父親出殯時，送行的人很多，路邊有人跪著磕頭，搬小凳子做供桌燒香。……這給我的沖擊太大了，作一個好人，為人民伸張正義，為人民主持公道，人民是有分辨力的。”
記者（以下簡稱“記”）：我們今天很榮幸有機會能與您對席而坐，品茶暢談，溫故您早年的往事。據悉，您的父親是律師，父親的榜樣作用對您的一生產生了無法抹去的痕跡，我們很想知道您早年的這段經歷。
潘漢典（以下簡稱“潘”）：我父親畢業于廣東政法學堂，畢業后在汕頭任檢察官，但不久便離職做律師了，因為他發現，在國民黨的腐敗統治下，檢察官不能很好地為民申冤。于是，父親干起了律師，并迅速成名，擔任起汕頭市律師公會的會長。我小時候經歷了日本對中國的欺辱，親眼目睹了日本人在中國為非作歹，所以我有了打倒日本、打倒軍閥的思想。在愛國熱情的驅使下，我多次參加游行，如濟南慘案后，我就加入了示威游行的隊伍，高喊著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口號。父親認為國民黨的法律不是很清明，于法治、公平、公正還有很大的距離。于是，他要求我到日本讀士官學校，國家要富強就應該當兵。事實上，這是當時救國的一個主要途徑，蔣介石也曾在日本學習軍事。父親認為，國家獨立自主是最重要的，先必須救國圖存，他也希望我把國家放至第一位。我認為父親的想法是有一定道理的。
記：父親的影響對您無疑是巨大的，但這種影響似乎是“棄筆從戎”，您對法律的熱情是何時被燃起的，契機何在？
潘：這要從父親的去世說起了。我祖籍在廣州，但父親一直在汕頭做律師。父親過世很早，死于心臟病。作為大律師，按理說是應該很有錢的，但事實不是這樣。在當事人的資助下，父親才有了一副入葬的棺材。父親出殯時，給我的印象至今不滅。送行的人很多，在往墓地去的山路上，浩浩蕩蕩的群眾排了好幾里地，有學生，有貧苦的人民。令人震驚的是，路邊有人跪著磕頭，搬小凳子做供桌燒香。我當時非常感動，也很奇怪，后來從媽媽處得知，父親在當地辦了很多學校，那些學生有部分來自那里，而那些貧苦的人民，或者是我父親的當事人，或者曾受到父親的幫助。這給我的沖擊太大了，做一個好人，為人民伸張正義，為人民主持公道，人民是有分辨力的。同時，我還明白了光靠熱情是不夠的，要學好知識才能主持正義，懂法律，幫窮人說話、打官司。這樣我就很相信法律，感覺到法律是很神圣的。
記：原來如此。我們都驚訝于您精通英、法、德、日、意、俄等六國外語，這對您從事比較法研究和翻譯、引進外國作品提供了很大的幫助，可以談談您外語成就的主要動因嗎？
潘：談不上精通六國語言，除了英語，其他的都不是特別擅長。學習外語和當時的國家環境及我早年所受教育有關。父親過世后，母親教導我說，父親的事你都知道，你自己要努力。這促使我在培正中學里刻苦學習，培正學校是一所教會學校，有很好的外語背景，校長有留美的經歷。我的外語基礎和中學時的這種環境有很大的關系。進入大學以后，東吳法學院英語是必修的，用的教材直接是英文版的，法語、日語、德語可以選修。東吳大學在抗戰時期新開了德國法，在抗戰勝利之前，我們認為不但要了解英、美，也要了解德、日，因為他們是我們戰爭中的死對頭，必須要了解敵人。這個時候我學了德語，但德語是選修的，當時我們德語教師名叫劉莊艷，是駐德大使的女兒。這種環境給我的學習提供了良好的基礎，另外，學習外國先進東西的動機是我的主要動力，在東吳我看到許多書都是日文的，而日本人是引用德國的，那么我為什么不能直接看德國人的著作呢？學習其他語言也有這方面的動機。“中國政治法律學會的主要功能是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新的法律觀點，這個機構可以說是我們中國法學界脫胎換骨的一個樞紐，是一個轉折點。”
記：能夠到北大教書是一件讓人企羨的事，但我們想知道，您的舊法背景有沒有給您的教研工作帶來什么不利的沖擊？
潘：沒有。我雖然身在舊中國，學在舊社會，但我的思想還是追求上進的。國民黨的腐敗我是很清楚的，我在上海租界讀書的時候就有強烈的不滿：為什么我們國土上的法律要受英美的控制，為什么要會審公廨？對國民黨的不爭氣，知識分子是深惡痛絕的，其政治的腐敗更加劇了我們的離心力。
記：那么當時對舊法人員的改造是怎么樣的？
潘：這要區分對待，對于我們這樣的年輕人，新中國是拍手歡迎的。北京當時成立了一個新法學研究院，舊法人員，年紀不是太大，愿意接受新思想的，都可以報名，當然，上面還要進行篩選。事實上，共產黨在解放的初期就在朝陽大學的舊址上，改造舊法人員，不少舊社會的律師，不太反動的都進去學習了。
記：就我接觸到的資料而言，關于“舊法人員改造”和培養新中國自己的法律人才時，都說中國新法學研究院、中央政法干校和中國政治法律學會在其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潘：的確是這樣。中國新法學研究院是個過渡階段，1953年中國政治法律學會成立，中國新法研究會就撤銷了。中國政治法律學會以董必武為首，民主人士為輔，董必武為會長，代表黨的領導，沈鈞儒、張志讓、錢端升是副會長，沈鈞儒代表民主人士、張志讓代表律師界，錢端升代表政治學界，所以它還是個統戰組織，通過他們聯系各個地方的不同階層。我是董必武任內的第一個研究員。剛剛建立的中國政治法律學會的主要功能是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新的法律觀點，這個機構可以說是我們中國法學界脫胎換骨的一個樞紐，是一個轉折點。中央政法干校是黨中央調訓全國地方一級法院院長的地方。很榮幸，我進入北大后不久，黨要求培訓有志于從事政法工作的同志，北大把我作為新生的力量推薦了。學校的負責人有彭真、陶希晉等。在1951年到1953年之間，它為新中國培養了大量司法人才。舊法人員也是可以用的，武漢大學我記得當時也去了人，西南政法也派了一個老教師，當時清理司法隊伍并不絕對地排斥，龔祥瑞是留英的，也接納了。
記：看來反右對政法界的影響是極為強烈的，那么，您了解右派的情況嗎，那個時候多少人被打成右派呢？
潘：反右過程中，我的感覺就是把舊法人員基本否定了。有說法是，當時是有名額的，一定要達到某個數目。那個時候，學法學的基本上都改行了。中國政治法律學會應該有記載的，因為它當時出了一個年報，上海檔案局、社科院也都應該有一些相關的資料。就我知道的，陳盛清、吳家麟都被打成右派的。倪征被定為中右，中右程度較輕，這種人還可以用，梅汝也被整得很慘。被打成右派的人都被整得很慘，直接不讓他們搞法學研究了。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過這本書（潘老起身，從書架上抽出一本書，封面書名為《中國當代法學爭鳴》，作者郭道暉等），書里很詳細地記載了一些情況，如原華東分院外事審判組組長、精通外語和法律專業的沈鈞，被分配到火葬場做雜務，東吳大學法學院院長盛振為到蘇州教初中英語，原清華大學法律系主任趙鳳喈賦閑，上海的民法學家張企泰、胡元之、吳歧，行政法學家范揚，國際司法學家盧俊在復旦大學法律系都未能就各自專業發揮專長。這些人都被迫離開了法學教研工作。中國人的傳統是以和為貴，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是斗爭，這和我們傳統的觀念還是有些沖突的，辯證唯物主義講，事物是辯證統一的，如何把兩者結合起來，從馬克思主義的角度理解“以和為貴”，是一件值得認真考慮的事情。“總的來講，在反對美帝國主義的思想上是一致的，但他們講得很膚淺，理論上沒有什么說服力，因為蘇聯也沒有真正的、很大的法學家。”
記：建國后蘇聯專家對新中國給予了全方位的援助，其中就包括法制建設領域。您和蘇聯專家有接觸嗎？對他們有什么評價？
潘：他們來講課我都聽過，比如有蘇達尼科。總的來講，在反對美帝國主義的思想上是一致的，但他們講得很膚淺，理論上沒有什么說服力，因為蘇聯也沒有真正的、很大的法學家。蘇聯解放之后法學的成長也經歷了一個過程，蘇聯的法學也不是很強，說不出道理來，很多事情他們也并不通過法律手段，斯大林本人對法律也不是很尊重。法學不是搞政治，但政治對法律的影響還是很大的，領導人物不重視法律，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法律在整個國家中不受重視。建國初，我國曾派了一個代表團到蘇聯調查，回來后做了個報告，我感覺也沒什么特別的。蘇聯講依靠法制，毛澤東也講要依靠法制，但不知道怎么落實到具體內容，那個時候也沒什么法，大法就是《共同綱領》。我們對蘇聯專家不是心服口服的，他們的那套東西不見得都對。
記：蘇聯專家到中國主要是集中在哪一塊？有學生到蘇聯留學嗎？
潘：蘇聯專家到中國主要是集中在司法部門，立法部門他們插不上手。到蘇聯留學的不少，但主要是學生，干部過去的不多，也沒有調干，干部去蘇聯多是以組團去考察的形式。“我不需要報道，也不需要登什么東西，我們的歷史任務已經完成。……我的第一本譯作《君主論》題詞便是：獻給我的祖國和人民。”
記：您是搞比較法的，您對比較法是怎么看待的呢，特別是以后的發展前景？
潘：經濟化、全球化是勢不可擋的趨勢，規范經濟行為影響到其他規范的共同性，從經濟貿易而言，需要比較研究，中國今天不能不考慮外國的法律。中國已經面向世界了，不能關起門來，接受他們的法律是什么理由，不接受又是什么理由，采納不采納是一回事，了解不了解又是一回事。
記：最后您對我們年輕人還有什么要說的嗎？
潘：我覺得訪談，你們不必要寫我，我不需要報道，也不需要登什么東西，我們的歷史任務已經完成。你們這一代人很幸運，應該抓緊時間多學點東西，充實自己，這樣對自己也好，對國家也好。我的第一本譯作《君主論》題詞便是：“獻給我的祖國和人民”，另一本《英漢法律大辭典》也是如此，這是我一生想講的一句話。我們《英漢法律大辭典》的編寫沒有要政府的一分錢，不需要做過多的報道，也不需要政府的贊助。這部字典是東亞的一個創舉，包括日本、印度及亞洲的其他國家都沒有。商務印書館印這本書的時候費用很大，有許多是社會上捐助的。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深圳、新疆有打工仔寄錢來，捐助我們的事業，他們可能并不能看懂我們編寫的東西，但他們了解這件事的重大意義，所以人民是值得尊敬的。能夠給國家做一些事情，人民需要你，也就不枉過一生了。做人應當對得起我們的祖國，對得起我們的人民。（張偉張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