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法律與生活》半月刊2004年4月上半月 本刊記者 杜智娜
顧培東，1956年生于江蘇建湖縣。1978年考入西南政法大學法律系，1984年獲法學碩士學位后留校任教。1987年調入四川省體改委，1995年8月辭去行政職務創辦四川康維律師事務所。現任康維律師事務所主任律師，四川大學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中華全國律師協會常務理事。先后獨立或合作出版書(譯)著20余部。
結識
為了這本書，本刊記者跑遍了北京的大小書店，甚至打電話到四川人民出版社訂購都沒
能買到。幾經周折，記者得到了
3天后，顧培東來北京出差時，帶來了記者“踏破鐵鞋”都沒找到的那本書。
著書十余年“不過時”
我們的話題是從《社會沖突與訴訟機制》這本書開始的。
《社會沖突與訴訟機制》寫于1989年冬天，其主題是用法哲學、法社會學以及法經濟學的一些基本理論，解析和透視訴訟制度中主要元素的理論基礎，論證和揭示既有制度的科學內涵。當時，恢復計劃經濟的呼聲很高，而經濟改革理論研究卻處于停滯狀態。盡管書中的內容并不能為訴訟制度的變革提供建設性思路，但對豐富訴訟理論的積極作用應予肯定。同時，該書在研究方法上，亦有一定的突破，對訴訟理論由“注釋法學”轉向“理論法學”起到了積極的推進作用。
“那時，我個人境況不佳，卻又不忍消沉，情急之中，躲入城市一角，一氣呵成寫出此書。”回想寫書時的境遇，顧培東的神色在從容中又有些黯然。
轉眼10多個春秋過去了，該書不僅在訴訟法界，而且在相關學科領域，都被大量引用，有相當大的影響，法律出版社近期將出修訂版。提到這本書的引用率高時，顧培東笑得很坦然。“當年我寫這本書時，就有愿望讓它保持10年不落后。”他謙虛地說，“我只能說書中的主要內容現在還不算過時。”
十幾年前寫的書至今能保持“不過時”，這應該是著書者最大的欣慰了。
“非典型性”學者
近10余年來，顧培東先后獨立或合作出版(譯)著20余部，主要有：《法學與經濟學的探索》、《社會沖突與訴訟機制》、《大陸法系》、《破產法教程》。另外他還在《中國社會科學》、《法學研究》、《經濟研究》、《中國法學》、《光明日報》等報刊發表經濟學、法學學術論文100余篇，僅在《中國社會科學》雜志上，即發表了6篇。
面對豐厚的學術成果，顧培東卻稱自己是“非典型性”學者。
學者怎還冠之以“非典型”呢？
顧培東告訴記者，一方面，主流職業學者有自己的學術規范與規則，更有他們自己的功利標準。而顧培東自認為從1987年調入四川省體改委后，他就脫離了學者慣常所處的環境，使他很少考慮自己在學者譜系中的地位，不太顧及學者間威權秩序的影響，更不會陷于流派門第之爭。換句話說，他不太遵奉在特定學術環境中的某些游戲規則。恰恰是游離于這個圈子之外，讓顧培東處于放松狀態，能夠去理性地看待一些問題，反而有了更多的體悟。另一方面，他不以學術為生，“為學問而學問”或“純學問”已淡出他的生活。“近10余年來，學問已不再是我謀生的手段，學術上的功利于我來說更主要是自我精神上的滿足。學問在我生活中所占據的地位則取決于追求學問的樂趣與做學問的痛苦二者之間隨機性的平衡。”
在顧培東看來，他不是職業學者的更重要的原因是他的研究內容、研究方向散碎零亂，不具備一般學者所具有的專業專長。他讀研究生時所學專業為民事訴訟法，但他研究興趣除民訴法學外，更在于法理學和民商法學。在四川省體改委工作近10年中，他的研究主題多為經濟學，近年來最為豐沛的創作激情都付于經濟論文的寫作之中。
為了進一步解釋，他打了一個比方：“如果你是一個專業的籃球運動員，你籃球打得好，別人認為你是應該的。但如果你只是個企業老板，你籃球打得好，別人會認為你很了不得。然而，面面俱到等于面面不到，不是專業的，你就永遠達不到專業水平。”
顧培東自比非專業人士，在他人眼里卻是他過于自謙。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賀衛方曾在一次講座中談到，法學界有一個耐人尋味的現象，即法學界人士往往跨學科研究，其中尤以西南政法學院出身的法學界人士最突出，像顧培東橫跨法學、經濟學，在法學和經濟學方面的研究都卓有成效。他認為
顧培東告訴記者，他喜歡搞學術，卻不想做專業學者，他屬于學術“邊緣人”。“但是，在許多場合，我更愿意以學者的身份、以學者的姿態去面對社會，特別是以學者的思維、以學者所一貫秉持的文化批判的態度或以理性化的建設性見解去審視和評說周邊發生的一切。”在顧培東眼里，用學術的視角來看待社會問題，是在享受學術，消費學術，而且始終對學術有一種感念，一種向往。
2002年，
面對中國的法學教育，顧培東談到了自己的擔心：“目前中國的法學教育還沒有做到理論與實踐的結合，兩個架子兩張皮，不注重實踐，沒有認識到法學是社會實踐的產物。”他主張學生在學習時“要以市場化為導向，要有堅實的基礎，除了專業知識外，還要注意知識的延伸。對學術要有真正的理解。這不是一個學科的問題，需要多個學科的交叉積累。除了學習法學知識外，你還要懂社會學、經濟學、倫理學等方面的知識。”
體悟“律師業”
從已經小有成就的公務員到下海當律師，顧培東的人生軌跡經歷了一個平滑的轉彎，自然而且順理成章。回憶這段經歷，顧培東說：“上世紀90年代初，盡管當時對形勢沒有特別清楚的認識，但是我覺得要溶入其中。”
1995年8月，顧培東辭去行政職務創辦四川康維律師事務所。曾在上學時，就有做律師想法的顧培東，終于實現了自己的愿望。
談到對律師行業的體悟，顧培東語調低沉下來：“盡管這是一個朝陽行業，但現實中有許多尷尬。現時中國的律師業，商業化特色甚濃，與西方律師制度的原創模本已相差甚遠，得其形而失其神。‘在商言商’是這個行道錙銖必較的最佳理由。即便是正義和良知，也往往需要物質性功利加以誘發。顯然，在此行道中保持學者的精神稟賦是困難的。”說到這里，顧培東沉寂了片刻。
提到自己做律師的經歷，顧培東的語調再次高揚起來。這些年，他更多的是把律師實務作為同社會各階層、特別是有產階層相聯系的一種通道，在與他們的交往中加深對一些社會問題的認識，或者反向地用自己所具備的理論分析工具去解析各種社會現象。面對有產階層，通過了解他們的生存狀態，謀求把他們的消極方面限制一定范圍，張揚他們積極的東西。
“我就是從富人那拿錢，給窮人貼錢。”顧培東坦率地說，“從富人那里找經濟效益，從窮人那里要社會效益。”
作為司法部律師專家委員會成員，他語重心長地說：“盡管在中國，‘律師’這個詞褒義和貶義并存，但是決不能做投機取巧、鉆法律空子的律師。律師業也要‘三講’：講政治，就要深入了解中國的問題；講大局，就要在錯綜復雜的形勢中，有一種大局觀；講學習，實踐和理論有許多新問題，需要律師不斷地進行知識更新。”
作為專職律師，顧培東有了充分接觸社會各階層的機會，使得他的學術視野里有了新的要素。他常常用學術分析案子，觀察社會現象，有許多獨到的收獲。他認為，法律就是在社會各階層利益訴求的沖突下，調整社會秩序，整合社會資源，使得資源最大化。通過法律，對社會進行控制。
對于未來的打算，顧培東說:“寫一本符合自己愿望的書，不太費勁，但很好看的書，一個法律人看社會的書。”
“西政”情懷
西南政法大學曾被稱作中國法學的“黃埔軍校”，也有人評價它是中國法學教育最成功的典范。
1978年，歌樂山下的西南政法大學迎來了復校后的第一批學子。360多人中，顧培東是其中一員。在當時誰也不會想到，這批七八級的學生成就了日后的“西政現象”，而解讀“西政現象”又是目前法學界和媒體的共同興趣。對于“西政現象”，顧培東笑稱“七八級”的意義是在七八級獲得意義后才被認知和肯定，才有了今天的意義。
“一個群體，一段歲月，一脈情緣，一串佳話，一種現象。這就是七八級。”顧培東為《遙想當年》所寫的序《為“七八級”放歌》一文中這樣評價到，“‘七八級’是一個品牌，塑造‘七八級’的不僅有政界新秀，學界紅星，更有那些默默無聞、踏踏實實地履踐社會道義、人生責任，安于平凡而又口碑極佳的同窗校友。‘七八級’是一種理念。她蘊涵著正義、道德、善良、勤勉等諸多積極的價值和語義。她賦予這個群體永恒的人生自信，也鞭策著這個群體成員不斷進取與努力。‘七八級’是一面旗幟。她召聚著這個群體，永不松散、間離，即便帶上大牌名校的博士帽，也不會數典忘祖。‘七八級’是一個參照系。她時刻校正著這個群體的人生軌跡，每當面臨逾規越界時，群體中的任何成員都無法回避這個群體如炬的目光。‘七八級’是一個精神家園。她給予這個群體每一個成員以關心和撫慰。她驅走我們的倉皇無助，她消解我們的落泊寂寥；她為我們的生存高奏歡樂頌，她為我們的逝去輕吟安魂曲。”
知情人無不驚嘆：“七八級”創造了一個神話，是個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神話。
談到顧培東在西政讀研究生時的學習精神，他自稱是不一定空前，但敢謂絕后：“偏處一隅的孤寂，知識解放所激發出來的求知渴望，同學間不可言說但足可感受到的強烈競爭，伴以
學生生活總是給人留下了難以忘懷的情愫，回憶那段時光，不單單是回憶那段永逝的青春。顧培東以為，回憶的魅力在于，人們往往不是從過去幸福的事件獲得現實的快感，而是以現實的心境觀照往昔的酸楚，在“今勝于昔”的心態優勢中得到一種慰藉。
母校于顧培東，有著一種精神的寄托。西政的榮辱困頓都讓這個兒子牽腸掛肚，對于西政的重振發展，有期待，有希望，更有無聲的鼎力相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