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學人要關注現實
■人物名片
□彭新林
作為一名刑法學學者，
□本報記者 蔣安杰
■是否關注重大現實法治問題，乃是衡量法律人的社會責任感和學術良知的重要標志；關于重大現實法治問題的研究，尤其應當注意提倡集體攻關，營造社會氛圍
■民意要適當考慮，但絕不能盲從，更不能以民意公投來決定是否廢止死刑。以死刑“平民憤”不啻是對民眾原始報復本能的放縱
■有必要強調指出的是，即使被告人被鑒定有精神病，如果其尚未完全喪失辨認或者控制自己行為的能力，同樣應當負刑事責任，只不過是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
從“隨州案”談司法精神鑒定
記者：熊振林，湖北隨州的一個普通農民。今年1月4日晚，在隨州市洛陽鎮釀造驚天血案，8名無辜者、包括一名2歲半的兒童成為他手下的冤魂。如果不是被抓到，他還要潛回隨州，再殺9人，包括他的前妻。社會公眾在驚詫其冷血、殘忍、暴戾的同時，也有不少人質疑：他是不是大腦有問題？他是不是精神病犯罪？此外，前兩年發生的震驚全國的邱興華殺人案也因精神病的司法鑒定問題而受到社會各界的普遍關注。您能否就此談談看法？
趙秉志：應當說，從邱興華犯罪的特點和表現出的癥狀分析，確有一些異常的表現。在邱興華妻子已提出邱氏家族多人有精神病史的情況、以及國內也有精神病學專家對此提出質疑的情況下，司法機關在決定對邱興華是否作精神病司法鑒定時，務必特別慎重。在作出不予精神病司法鑒定的決定時，司法機關理當排除對邱興華精神異常的合理懷疑，給社會一個有說服力的解釋，方能獲得公眾的認同。從保障被告人人權、提高司法權威和實現刑事訴訟程序正義的角度著眼，對邱興華進行精神病的司法鑒定，應當說是無可厚非的。
當然，對于剛才提到的這些典型案件中的精神病司法鑒定問題，還有必要強調指出的是，即使被告人被鑒定有精神病，也并不必定代表行為人就完全不用負刑事責任。從我國刑法的有關規定可知，要認定精神障礙者有刑事責任能力，必須同時具備兩個標準：第一是醫學標準，簡言之即實施危害行為者必須是精神病人。第二是法學標準。也就是說，從法學、心理學的角度看，患有精神病的行為人的危害行為，不但是由精神病理機制直接引起的，而且由于精神病理的作用，使其行為時喪失了辨認或者控制自己觸犯刑法之行為的能力。即使是精神病人，如果其尚未完全喪失辨認或者控制自己行為的能力，其實施犯罪的，同樣應當負刑事責任，只不過是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
對于間歇性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時候犯罪，負刑事責任則是理所當然的。因此應當正確認識精神病與刑事責任的關系，不能簡單地得出“精神病人犯罪一概不負刑事責任”這樣的否定結論。在司法實踐中，尤其應當力戒這種“有病無罪論”的錯誤偏向。
不可否認，在近年來的司法工作和司法精神病鑒定工作中，一定程度上存在著“有病無罪”的主張與做法，即不管被告人所患的是精神病還是非精神病性的精神障礙，其精神疾患的程度如何，其是否在精神病發病期間實施的危害行為，其精神病理機制與其危害行為的實施有無直接因果關系，其實施危害行為時是否喪失了辨認或者控制行為的能力，只要被告人患過某種精神疾患，或者家屬、群眾等反映他有些“神經病”、“精神不正常”，甚至只因其親屬中有精神病患者，就把被告人視為無刑事責任能力的精神病人，而對其危害行為不追究刑事責任。這種“有病無罪論”的主張與做法是極其錯誤的，它根本不符合刑法第十八條的法學標準，甚至也往往不符合該條款的醫學標準。如果按照“有病無罪論”行事，就會放縱存在責任能力、本應依法負刑事責任的犯罪分子。
一步一個腳印奮力前行
記者：北師大于2005年8月和2006年4月先后成立了刑事法律科學研究院與法學院，在一所高校內有兩個獨立的法學研究實體單位，這在國內是一個全新的嘗試與創舉。您作為北京師范大學法學學科帶頭人，目前擔任北師大法學兩院的院長，同時還兼任全國刑法學術團體的主要負責人，這會不會影響到您的學術研究？您平時是如何處理學術研究與社會工作的關系的？
趙秉志：我認為，體制創新是法學教育事業跨越式發展的動力。可以說，真正確立一種全新高效的科研管理體制，北京師范大學“法學兩院”在學校和有關方面的鼎力支持下，積極探索體制創新，已經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我的工作大致分為三個部分：一是在學校的教學研究，一是組織、協調和推動全國刑法學術事業的發展，還有就是一部分社會工作。擔任北師大法學兩院的院長以及全國刑法學術團體的主要負責人，這不僅僅是學校和社會對我個人的信任，同時更是沉甸甸的責任。要把工作做好，就必須腳踏實地，一步一個腳印，奮力前行，始終懷有一種高度的責任感和使命感，當付出辛勤的汗水與大量的心血。
在我看來，如何處理好學術研究與社會工作的關系是一門藝術。社會工作方面的忙碌和頻繁的學術交流活動，并未改變我長年養成的學術研究中“坐冷板凳”的習慣。無論個人在學術地位上如何變換，充分利用一切時間進行學術積累，在學術研究中注意坐下來思考和研究，踏踏實實地做好每一件事，真心真意地付出，力爭實現學術研究與社會工作兩者的良性互動、相得益彰。這算是我的一點體會吧！
法律學人應當關注現實法治問題
記者：對于法治而言，重大現實法治問題的研究和解決往往是促成社會法治進步的重要契機。關于重大現實法治問題的研究，您能否談談個人的看法？如何才能有效地推進重大現實法治問題的研究？
趙秉志：關注重大現實法治問題，是法律學人的使命和應有的擔當。可以說，是否關注重大現實法治問題，乃是衡量法律人的社會責任感和學術良知的重要標志。刑事法治是現代法治的重要方面，其保護法益的廣泛性、重要性和對違法制裁的特殊嚴厲性，決定了刑事法治領域的重大現實問題，同時往往事關國家文明、社會進步和公民基本權益。因而尤應為刑法學者所關注。
關于重大現實法治問題的研究，一是應當注意提倡集體攻關，營造社會氛圍。
重大現實法治課題的研究，僅靠學者個人的單兵作戰是很難有重大影響與成效的；而由學術機構、學術團體組織的集體攻關研究，則會產生廣泛的社會影響。
二是應當提倡理論界與實務界配合，理論與實務結合。
對于任何重大現實法治問題尤其是刑事領域的問題，若想進行卓有成效的研究并提出切實可行的解決方案，就決不能僅僅由理論界獨立進行理論的推演論證，而應由理論界與實務界攜手并肩進行理論聯系實際的探索。這是深化法學理論、促進法治實踐的寶貴經驗，也是近年來我國重大法治現實問題研究不斷取得成效的重要原因所在。
當然，除此之外，要有效地推進重大現實法治問題的研究，也離不開合理的規劃、科學的方法、豐富多樣的形式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