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2010年1月8日，新年伊始，我校校長、著名民法學家、著名知識產權學者吳漢東教授在百忙之中，抽出寶貴時間接受中國私法網的專訪，在有限的一個半小時內，吳老師為我們講述了他的學術成長歷程并由此提出對年輕學子的期望和建議，吳老師深入淺出地談了民法學與知識產權研究的關系，吳老師還對中國私法網的發展寄予殷切期望并欣然題詞。此次談訪，在有限的時間里給了我們無限的啟迪，我們也希望能給讀者以啟示。
記者：吳老師，非常感謝您在百忙之中抽出時間接受中國私法網的采訪，我們幾個工作人員也是非常高興有機會向您請教一些問題。私法網是在您親自組織下創建的民商法律學術網，所以我們的第一問題，就是您如何看待學術網站的地位和作用？
吳教授：我對私法網有著一種特殊的感情，因為它是在2003年我們探討民商法學科建設的時候建立起來的一個學術網站。那個時候是沒有資金，沒有專門的人員，但是有周佳念博士等這樣一批青年學者，因此私法網得以籌備、建站。我認為學術網站是一個學科建設的載體，也是一個展示學科實力和成就的窗口，更是一個傳播學術思想、報道學術動態的重要渠道。我曾和外校考取學校民商法學的研究生交流過，他們很多都是通過私法網這樣一個平臺來了解我們這個學科的。應該說，目前我們私法網的運作是健康的，勢頭是良好的，我是比較滿意的。但是我希望它能更好，因為我們2007年獲批為國家級重點學科，所以我們的網站也要與這個頭銜相匹配。我也和唐義虎博士有過交流，都認為首先應該加大對私法網的投入，過去我們是一窮二白，完全靠熱情，靠一些公司的資助來運作。現在我們有了211重點大學的經費，所以應該加大投入。第二就是應當提高學術品位，反映全國民商法學術成就，更重要的是展示我們中南民商法學科的研究成果和學術狀態。我們昨天剛開了民商法學科建設會議，回顧和檢討了09年民商法學科的工作。我想我們的網站就應該反映這種動向。網站的這些同學做出了很大的貢獻，但是光靠同學們和唐義虎博士的努力還是不夠的，我們的學科帶頭人、學術骨干都應該關心和支持網站的建設與發展。如果說民商法學科是我們共同的精神家園，那這個網站就應該是我們共同構筑的學術平臺，要通力合作、共同關心，把它建設好。
記者：我以前也是通過這個網站考到中南來的，考研期間網站對我的幫助還是很大的。怎樣才能提高學術品位呢？
吳教授：你說的是一個深層次的問題，剛才我和唐博士交換了意見，加大投入好辦，修改版式也比較容易，但是要有學術內容，需要經常性的學術講座，不定期的學術沙龍。要靠老一輩學者的引導，但更重要的是中青年學者去參與、去組織。高校的競爭就是人才的競爭，人才的競爭最關鍵的就是中青年學者之間的競爭。中南民商法聚集了一批中青年學者，需要我們去引導。你談到的這個問題看起來是一個網站建設的問題，更是一個深層次的學科建設問題。
記者：現在整個社會學歷層次越來越高，您如何看待我國的法學教育？
吳教授：中國的高等教育已進入到大眾化階段，應該說對于我們這樣一個人力資源大國是很重要的。法學教育在量的擴張這方面做得很好，我記得新世紀初全國有260多所法律院校，現在已有650多所，在校法科學生76萬人，其中本科生40萬人。在高等教育發展過程中法學教育應該是發展最快的領域，我對此是憂喜參半。首先法學教育規模的擴張勢在必行，因為要滿足人們群眾對高等教育的需求。但是法學教育的興辦必須特別注重質量，注重規格，實行必要的準入制度，不能過于盲目、過于功利。有些專業是比較熱門而且難以入門的專業，比如計算機專業，有些專業是非常熱門也比較容易入門的專業，比如法學。有些學校就“十幾個人、七八條槍”，就敢辦一個法學專業，現在已經入門的已有650多所了。我覺得法學教育不能自亂江湖，盲目擴張，現在到了一個注重質量的重要發展關口了。我覺得法學教育學歷層次有不同的目標，我曾談到本科教育是通才教育，研究生是一個專才教育，博士生是一個高才教育。從法學來看，雖然走向了大眾化，但是依然應是一個精英教育。關于這個問題，我在09年的西安會議上講過法學教育的大眾化與精英化的問題。過去法學職業的教育層次比較混亂，從職高到大專到本科、研究生、博士生，到博士后。我認為法學職業應該以本科為起點，以法律本科作為進入法律職業共同體的起碼資格。現在從事司法職業有一種學歷在逐步提高的趨勢，很多法院以研究生為必要條件，但是我認為法律共同體的進入，可以以法律本科為基礎，以法科研究生為補充。以我校學生而言，本科一定要通過司法考試，研究生階段則要在專業上增加就業競爭力，這是我對學歷層次的看法，它應與今后的工作相聯系，不是越高越好。我特別指出，博士階段不是培養法律實務人員，而是法學的教學與研究人員。我認為研究生只有很少一部分來攻讀博士，博士主要從事教學研究。當然這里的研究工作也包括立法、司法、行政部門的政策與法律的研究。
記者：與我們學生相關的一個問題就是現在一些同學想讀博，您覺得我們應該怎么來判斷我們自己適合走這條道路？
吳教授：其實這個判斷應該來自于自己，首先你應該有興趣，把博士學位看成是一種目標來追求，如果是為了從事實務就沒有必要，因為研究生三年時間還是很緊的，它的任務最重要的是完成學業取得學位；其次就是尚未通過司法考試的要通過司法考試，便于擇業；第三就是考慮是否繼續深造、準備考博。我覺得第一個任務是大家所共同的，到了后面就要分叉了，大部分人應該是選擇通過司考從事實務工作，只有少部分人選擇繼續深造，進行學術研究。我覺得準備考博這一些人應該是有理論興趣，理論的研究能力，這是最起碼的。應該因人而異，不能一概而論，有一些同學學術、外語很好，文字功底不錯，特別擅長理論研究，這部分學生不妨考考博。因為現在博士生招生規模已超過美國了，所以國家會適當加以控制，不會發展很快。現在教育部會重點發展專業碩士教育，比如工商管理碩士，公共管理碩士，和我們的法律碩士，這些碩士也都是面向實務工作的應用型人才。
記者：現在法學教育界有這樣一種觀點，認為在研究生階段應該將研究生分為法律實務與理論研究兩個方向，來專門培養，您對此有何看法？
吳教授：我覺得法律碩士培養實務人員，法學碩士培養理論研究人員這種區分不完全準確。其實我現在看到法學碩士規模還是大于法律碩士，法律專業碩士肯定是培養從事實務工作的人才，法學碩士這個群體有少部分人會攻讀博士學位而從事學術研究，大部分人還是從事法律實務工作。我指的研究人員不僅僅是高校的研究人員，還包括政府部門、司法機關從事政策和法律研究的人員，是一個廣義的概念。
記者：我們想問您一個個人的問題，您認為您求學有哪些重要的階段？最大的收獲分別是什么？
吳教授：（笑）我的三個學位都是法學的，我認為在本科、研究生和博士階段有著不同的要求。這個要求不僅是老師、學校對你的要求，也應是自己對自己的要求。我看到一個雜志上報道，在校大學生，有明確的人生的目標的不到5%，有階段性目標的不到10%。我覺得不管哪個階段的學習都應該有明確的目標。我的經歷和你們不同，我是二十七、八歲才上大學。因為十年“文革”大學停辦，我當過農民，當過工人，當過共青團的書記，然后考大學進入了校園。那個時候上大學，用當時的話說，是為中華崛起而讀書，從我自己的追求來看是“我要讀書”，因為當時我做了地區郵電局的團委書記、黨委委員和政治處的主任，當時已到了一定的地位。我義無反顧，因為我喜歡讀書，我要改變自己的命運。上大學前我讀到初中二年級就輟學了，然后17歲下鄉作知青，雖然叫“知識青年”但是沒有知識，我的高考數學考試做到因式分解就完了，因為我只學到這里。我的語文、政治和歷史、地理這幾門考得好，才使我有了上大學的機會。當年我的分不高，只考上湖北財經學院，我第一志愿是北大。有一年我去北大做演講時，我說當年啊我想上北大的中文系，被拒之于門外，今天被邀請來講學我當然很高興。朱蘇力院長說幸虧北大沒錄我，否則中國就多了一個平庸的文學家而少了一個杰出的法學家。這個話當然聽起來是讓人高興的。其實我當時就想讀書，以改變我的處境，改變我的命運，我覺得自己沒知識。我們那個時候學習都是很勤奮的，非常認真的。我以為啊，本科階段應該是夯實基礎，掌握技能。從法學這塊來說，我認為法學本科應具備司法共同體準入的資格和條件，這是我對法學本科教育階段的認識。那么研究生階段呢？從我的研究生學習來看，我奠定了一個要從事專業研究的目標。因為我和你們情況不太一樣，我讀研究生時年紀很大了，應該是32歲才讀研究生。那個時候我選擇民法，但我師從的是我校的法理學教授章若龍先生，因為那時沒有民法的碩士點，只有法理學的，但是我當時跟老師說好了，我身在法理但研究民法。我覺得研究生階段就應明確自己的專業去向，不管將來做什么工作，比如說將來當檢察官、法官，當律師，當教師。就是說，研究生階段應該明確專業、奠定方向。
博士生階段，就是要提升和凝練自己的學術水準和平臺。所以我把本科階段叫通才教育，碩士階段叫專才教育，博士教育叫高才教育。特別是博士生階段啊，學得好就長學問，應該是學術生涯的重要轉折點，我自己也是這樣體會的。從我自己來看啊，我讀本科的時候，就有一種研究學術的興趣，初步展示自己理論研究的能力。當時我寫了一篇論文參加學校大學生論文競賽，獲得了一等獎，寫的是用道德和法律來遏制犯罪。通過這個獲獎，我發覺我有這方面的才能和興趣，所以我立志要讀研究生，要從事法學研究。我讀研究生的時候，我就確定研究知識產權。那個時候我碩士論文題是《論知識產權法律制度》，現在看寫這個文章很可笑，好大的題目。但那個時候這個領域沒有一個人寫，有人做了一個資料統計，是國家版權局做的，收集了新中國以來的法律文章和論文，我的碩士學位論文擺在第一篇，可以說是新中國以知識產權為研究對象的第一篇學位論文。我說要明確學術方向、專業方向，是從碩士研究生角度說的。博士階段就不同了，我覺得此階段是提升水平，也是攀登高峰的重要階段。看我的博士論文，比較自豪，是第一篇全國優秀博士論文。和現在評選不同，現在是一年一評，我們那時候是把三年的博士論文拿來一起評選。確實是萬里挑一，法學方面選了我這一篇。我覺得這三個階段你首先要明確，不同的階段要有不同的追求，而且盡可能在有限的時間當中，來實現自己的奮斗目標。我覺得學習目標是非常重要的。回想這三十年啊，我的學習的階段性目標都是實現了的。階段性目標加起來，我想可能就是你大半輩子的目標吧。現在我所從事的學術研究，不過是這三個目標的繼續、提升和拓展。
記者：結合您的求學經歷，您還可以給我們一些什么建議或要求？
吳教授：新一代的學子和我們老一代的學人有很大的差別，我從年輕人的身上更多的是看到他們的優點和特長，唐詩有云，“宣父猶能畏后生，丈夫未可輕年少。”說老實話，我絕對不會以九斤老太一樣的心態感慨一代不如一代。年輕一代學子他們的優點和長處啊，是我們這一代所不具備的，比如說他們掌握先進技術的能力和水平要超過我們，獲取信息的渠道和辦法勝過我們，這是我們這一代人所不及的。他們電腦玩得多好！說什么都知道！現在條件也好，想看什么書都有。我覺得現在年輕人的外語水平、計算機水平、交際能力、組織能力、活動能力，應該說絕大部分都勝過我們老一輩。但是我覺得年輕一代學子也有不足的地方，吃的苦不多，還有就是潛心學問的勁頭不夠。我兒子也是三個學歷都讀法學，現在還在德國讀博士。我老說他你們總是學習方面花功夫不多，喜歡上網，聊天玩游戲，還有很多其他愛好。愛好是要有，但我覺得年輕人要能吃苦。看我們那個時候當農民，連飯都吃不上，但我們還在煤油燈下學習；后來進了城市當了工人，我是做投遞員，套用魯迅的話說，人家喝咖啡談戀愛的時間我是用來看書、寫字的。人還是要經歷一些磨難的，我覺得現在的學生心里素質、吃苦勁頭都有待于改善和提高。
所以建議呢，用剛才的話說，第一：我建議年輕學子要樹立遠大目標。有目標，才有方向，才有動力。樹立目標，追求卓越，這是我第一個建議。第二個建議，勤奮學習，不斷進取。前面講的是目標，后面講的是精神。為什么要勤奮學習？法學很容易入門，卻也很容易無門。為什么我要特別強調勤奮學習呢？就是說你要學習真本事；或者說將來成大氣候、大事業，個人努力就非常重要。我就給這么兩點建議吧。這也是我悟道幾十年的體會。
記者：您在09年知識產權研究生入學的時候說過，“方向比想象更重要，見識比知識更重要，成才比成績更重要，情商比智商更重要。”您能否詳細解說下這四句話的內涵？
吳教授：其實當時我就展開講了，只是沒有記錄。我的即興發言比一問一答要好，我不喜歡準備文字稿，麻煩的是講過了有時候就忘記了。第一句是“方向比想象更重要”。說的是，年輕人既有很多腳踏實地的理想，也會有些不切實際的幻想。即使是理想，也要建立在現實的基礎之上，在這種情況下，審時度勢來確定自己一生哪怕是一個階段的奮斗目標，是非常重要的。你說讀書是為了什么，就算養家糊口也是一種方向，怎樣來養家糊口啊，將來想做什么呢，有人說我想做教授，有人說我想做法官、律師，我認為這都是方向。這里的“方向”，也是我剛講的，也是反復強調的“要有目標”。它不是一種浪漫的幻想，也不是一種不切實際的空想，而是一個在現實基礎之上的一種理想，這是我想講的第一句話。
第二句話，是“見識比知識更重要”。知識是一種簡單的接受，或者說是一種靜態的儲備，作為一種信息儲存在我們的腦海之中。政治的、歷史的、法學的很多知識，這些知識元素我覺得并不難掌握，多讀多背都可以做到，但形成一個見識是很難的。見識是能動的，通過你的知識儲備，去分析、觀察、解決問題。這個見識是一種能力、見地。我在很多場合做知識產權講座的時候，曾經講過兩句話。一個就是英國著名的哲學家培根在英國工業革命的前夕講的“知識就是力量”，我覺得這句話還不太準確，做了修正，認為“先進的知識才是力量”，才能成為改造社會、推動時代前進的力量。另一句話是當代國際社會形成的共識叫“知識就是財富”，我覺得也不準確，我說“有產權的知識才是財富”，我覺得只有賦予具有私人產權的知識也就是知識產權，才能成為個人和企業支配的財富。我前引的兩句話是經典名言，對我來說就是一種知識，后面通過我的觀察和分析，我進行一種修正，就是我的一個獨到的見識。所以知識，老師可以灌輸給你，可以從書本上獲得，但是要形成自己的見識那就要思考，進行歷史和邏輯的分析，形成你對事物的某種看法；而且這種看法還要具有科學性，所以見識不是說我的看法就是見識。我的看法為大家所公認，為歷史所證明才能成為見識。在這個問題上，我覺得一個人學知識并不難，而形成一個獨到的正確的見識，那是需要過程、需要歷煉的。
記者：我們之前看到這句話，曾簡單地認為是強調實踐的意義，您的解說對我們啟發相當大。
吳教授：第三句話是“成才比成績更重要”。這是我對學生的期望，成績好固然重要，也是成才判斷的一個標準，但絕不是唯一的標準，成績好不等于就能成才。我覺得三年的學習一定要成績好，但是僅僅成績好是不夠的，通過這三年的學習要學會關心集體，幫助同學，培養自己實際的工作能力，要訓練自己的一些法律技能。古代關于人的培養有一個很重要的觀點，即培養人的目標不是培養器物，培養的人應是大寫的人，全面的人，具有完整人格的人。
第四句話是“情商比智商更重要”。我對我們學生的智商一點都不懷疑，都很聰明，絕對是時代驕子。但是情商夠不夠呢？我覺得情商非常重要，在學校里面，同學、師生之間關系是非常純潔的，彼此之間的缺點、不足都是可以通融的。但一旦踏入社會，缺乏情商、不善于處理人際關系，它往往會給人一生的發展帶來消極的影響。根據我的觀察，我們一些大學畢業生在工作崗位上沒有產生很令人滿意的業績，我認為不是才氣不夠，而是缺少情趣，缺乏情商。希望同學能夠注意到這個問題，其實我的四句話應聯系起來看，我剛才講了做一個大寫的人，全面的人，有完整人格的人，與具備一定的情商，應該是一致的。
記者：這四句話是緊密結合的。
吳教授：對，是緊密結合的。
記者：這四句話，學生覺得十分受用。
記者：還有一個問題要請教老師的是，我們感覺自身嚴格意義的學術訓練搞得比較少，您能不能跟我們談一下，您認為一個嚴格的學術訓練包括哪些階段？各個階段分別應該做些什么樣的事情？
吳教授：過去我還年年參加民商法的碩士論文答辯，答辯完了之后，總是要我做些論文的評點。我從如何撰寫學位論文開始講了一些東西，現在都忘記了，當時的一些學生依稀還記得，還說“受益匪淺”。現在要我全面地講這個問題，有點困難，我在這里簡單說幾句。
首先，治學跟我們將來的實務工作有一些相通的地方，法律學習和法律工作的規范和要求應該是相通的。
做論文來說，首先是選題。好的選題是論文撰寫成功的一半。最好是零起點研究，此外就是舊題新作，這也是一種創新型研究。總的說選題一定要注意創新，新路子、新視角、新觀點。我曾經跟一個學生說，“勸君莫奏前朝曲，聽唱新翻楊柳枝”。研究也可以這樣。我當年寫《著作權合理使用制度研究》，說句老實話，當年中國只有四、五篇文章，每篇文章四、五千字，我把它寫成26萬字。這里邊不僅是內容創新，在寫作方法上也有創新。記得當時吳志攀教授任北大法學院院長，他要求所有的研究生一人買一本，就是因為研究方法創新的原因。
選題之后，就要搜集資料，廣泛閱讀，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進行你的研究。所以說要廣泛涉獵各種中西文的文獻，這個特別重要。其實不是天下文章一大抄啊，抄起來也很不容易的啊，不是你隨便撿兩篇文章抄就行了，抄也有不同水平的啊。（笑）
第三個來講，就是結構設計。有些文章寫出來百讀不厭，常讀常新，而有些文章讀起來卻味同嚼蠟，包括一些老先生著述都這樣子。文科是需要文采的啊，你做律師，在法庭上想要說服法官，打動聽眾，律師的口才一定要好。做老師寫文章，篇章結構要安排好，文章中一定要顯示你的文字功底，這個文字功底不要小看。說句老實話，有時候就業單位就是因為你現場的一篇文章決定要你還是不要。寫錯別字啊，有病句啊，都是不行的。所以不要小看文采。
第四個是觀點的提煉。創新思維在這中間很重要。所以不要以為法律就是機械的照章辦事，法律問題的解決沒那么簡單。而你思維能力水平的高低表現在你的創新水平上。
最后一個問題是寫作規范。比如注釋啊，文獻啊，都要有，其實一篇學位論文的撰寫，就反映了你是如何來治學的，包括如何讀書，如何寫作。
記者：怎么去達到您剛才所提出的那些要求，比如選題選得好，結構組織得好？這個步驟是什么？
吳教授：需要積累和訓練，從小文章開始寫起。包括我們自己都不是天才，不會一開始寫篇文章就舉世皆驚，它有個訓練的過程。文科跟計算機科學不一樣。據說計算機科學啊，35歲前是最容易出成績的，以后就不行了。文科卻不同，我坦誠地說，學文科50歲以后才有話語權。為什么？你必須學養深厚。學養深厚不是簡單的知識增加，而是一種能力的提升，是學術不斷的豐富和完善。那么如何才能做到這點呢？不要急于求成，也不可能一步登天，先從小文章開始寫，三千字、五千字的文章完全可以啊，慢慢地再去寫大，寫幾萬字的碩士論文和一二十萬字的博士論文都有一個過程。這是第一點。
第二個體會是要琢磨人家怎么寫文章。現在文章和書太多了，要會看人家怎么去寫文章的，看人家寫這個主題怎么去表述思想的。可以通過好文章（我不叫范文），去琢磨人家怎么選題，怎么論證，怎么進行結構設計，怎么提煉自己的觀點。因此一方面是自身訓練，另一方面是觀察人家。這個就是一個積累的過程，一個訓練的過程。你把這就關過了，我覺得將來就算你寫個訴狀啊，給領導寫個材料啊都不是問題。
我記得我年輕時雖然是個初中生，但很喜歡寫，自稱為“文學青年”，在郵局做了一年的投遞員以后就被調去做秘書。那幾年秘書生涯給我幫助特別大，所以我后來作為一個初中生能考上大學，得益于那幾年的經歷。那幾年寫了很多東西。所以我覺得必須動手，勤于動腦，勤于動筆。學法律專業，有兩條：會講、會寫。
記者：您剛才提起我們現在求學跟您經歷的不同，您覺得哪些條件是我們必須把握的？
吳教授：時代變了，社會環境也變了。不能改變的是我們對未來的一種追求。如果現在還要求你們不上大學、去下農村，離開圖書館、課堂去干體力勞動，我覺得那將是一種時代的倒退。我覺得我們當年長身體、求知識的時候去農村當知識青年，是一種社會的悲劇。所以，我們這代人走到今天，是以一大批人失學為代價的。所以我覺得沒必要讓你們再去吃這種苦，今天你們有更好的條件來讀書是一種幸福。當然你們也面臨著更激烈的競爭。那時候我們上了大學還愁什么就業啊？我們那代人進了大學就是進了保險箱了。你們這代人要充分認識到這個時代的特性，與以前我們所處年代的不同。你們要充分利用現有的學習條件，以應對激烈的競爭。
吳教授：其實，你們還有一個就業問題沒有問我，我結合其他問題一并回答。我當年也跟我的學生說過，法學專業就業倒數第一。就業難是個普遍現象，但你要找出一般規律來。對于那些好大學、好學生，不難，那就要提高我們學校的核心競爭力、個人的核心競爭力。我的學生就業我很少操心的，都搞得很好。所以你要展現自己的優勢和特色。我不是政府，無法去保證整個法科學生的就業，但我作為校長，我關心我的學生就業；我作為學科帶頭人，我關心專業研究生的就業。學校要創造一個好的環境和條件，去幫助你們就業，你們自己也要好好提升自己的競爭能力。這決定了你能不能夠脫穎而出。從這個角度來說，我覺得人生在世，總要作幾件對得住自己的事。
記者：接下來問您的是比較專業的問題，吳老師您一直專注于知識產權的研究，但我們知道您對民法也有很高的造詣，我們請問您怎樣看待民法學與知識產權法學的關系？
吳教授：從我的教學生涯來看，我是研究民法起家的。我給學生上的第一門課是“羅馬法”，在我們學校我是率先開設的，這個在全國高校也是很早的。后來又講民法總論，很多學生都聽過我的課。從研究來看，我關于民法研究的論文也產生一定影響，在《中國法學》等雜志上發表的“論財產權體系”、“知識產權立法體例與民法典編纂”等這些文章受到學界重視，在立法層面很多建議也被采納。民法理論對知識產權的研究啊，它的作用是基礎性的，知識產權的很多問題要放在民法的語境中去研究，否則就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對此，在我的論文集《知識產權多維度解讀》的自序當中，我認為有很經典的描述。關于民法學和知識產權法學這兩者關系，我講三句話來說明知識產權研究方法，一是以民法學理論為基礎，二以多學科知識為背景，三以基本理論問題和實踐問題為研究對象。很多知識產權學者缺乏民法教學的經歷，缺少民法理論的功底，背離民法基礎理論，這是不合時宜的。知識產權涉及很多領域，所以法學、經濟學、管理學都在搞，包括社會學、政治學都在做研究。但我覺得知識產權，什么叫“權”啊，它是個法律問題，搞知識產權的人一定要懂法，這是我說的第一點，要防止這方面的問題。我在中央政治局講課的時候，胡錦濤總書記問我知識產權人才是怎么培養的。聽了我的介紹后，總書記說，這樣看來，知識產權人才要懂科技，還要懂經濟，當然要懂法律。第二點呢，研究知識產權僅僅知道法律是不行的，這方面的問題也要防止。知識產權人才應是復合型人才，知識產權研究，除了強調民法學為基礎外，它需要很多知識要素。首先是它與科技的關系，知識產權是源于科技革命而生，基于科技革命而變，與最新的科技聯系在一起，比如基因專利，網絡版權，與時代最新的技術聯系在一起。其次知識產權與管理學、社會學、倫理學、政治學都有緊密聯系。我現在在高層講課、在業內講課之所以受歡迎，是因為我不只是講法律；我現在發表的文章很多涉及發展戰略、政策科學、文化與經濟，已經超出知識產權法律。所以我說的這個意思啊，兩個方面傾向都要避免，一不能背離民法基礎理論，二不能僅具有單一的法律知識元素，這是我對知識產權學生的一個建議，也是我對知識產權和民法學關系的一個看法。
記者：吳老師，我們學校有國家級的知識產權研究基地，您如何看待知識產權理論對知識產權保護的作用，您如何看待知識產權對建立創新型國家的意義？
吳教授：其實你問到的問題是學科建設與法律制度建設的關系。我覺得，理論研究是法制建設的先導和前提。知識產權制度對中國來說是一個制度舶來品，是從西方引進的，很長時間水土不服，不能做到為我所用。西方國家在制度創立時已經有一個深厚的學理基礎，有一個深厚的法律文化環境。現在我覺得中國知識產權的問題不是一個立法的問題，不是一個制度創建的問題，而是一個制度運用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知識產權的理論研究與宣傳就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我在很多場合高度評價了鄭成思教授當年起到的作用，我說他是中國知識產權理論研究的先行者，也是知識產權文化的啟蒙者。現在理論研究的水平啊，有很大的提高，而且這些理論研究對知識產權法制建設、知識產權政策制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很多知識產權理論研究的成果轉變為國家知識產權立法和政策制定的思想資料。這幾年我們在這些方面還是做了很多的工作的。英國《知識產權管理》雜志去年將我列入“全球知識產權最具影響力50人”，肯定了我在這方面的作用。有人說我是知識產權研究的先行者，我覺得我是中國知識產權事業的一個布道者。我真正地感受到知識產權法制對建設創新型國家的重要性。近代英國工業革命的發生、現代美國在“二戰”以后的崛起，他們社會發展的重要制度工具之一就是知識產權。所以我覺得中國在未來一二十年的發展中啊，一定要把知識產權作為制度支撐，這是國際經驗。也是國情使然。
記者：有一個具體問題，您認為知識產權保護水平的制度設計應該遵循哪些原則？
吳教授：這個問題我在去年《中國法學》發表的《中國知識產權法制建設的評價與反思》這篇文章里面講了很多。這篇文章回答了九個方面的問題。“逼我所用”還是“為我所用”？這是探討知識產權的立法背景；“超高”保護還是“過低”保護？這是對保護水平的評價問題。中國應建立什么樣的知識產權保護水平？應考慮兩個問題：第一遵循國際公約規定，因為我們現在是世界貿易組織的成員，也參加了相關的國際公約，那么根據最低保護標準的原則，我們現在關于知識產權保護水準不能自設標準，這是遵循國際公約的基本要求。所以在知識產權保護水平的選擇上，國際法高于國內法，國內法服從國際法。這是我想講的第一句話。第二句話就是，立足中國國情。我覺得現在來講啊，有些發達國家超出了國際公約的水平，自行設立很高的保護標準，中國不宜盲目跟風。知識產權的國際化，絕對不是西方化，而是說根據國際公約的規定，建立一種適當的保護標準。這個適當的保護標準說的是什么意思呢？是根據中國國情在國際公約規定的框架之內自行地規定一些事情，設計一些規范。但是我認為知識產權的保護啊，不應該是停留在法律規定的文字上，而應該是一個實實在在的法律制度，在知識產權保護、在打擊侵權問題上，我有兩個基本觀點，就是“外抗強權，內打侵權”。第一，外抗強權，就是我們必須頂住外國施加的壓力，因為知識產權侵權是國際性現象，不是中國獨有的。一些西方國家總是想在知識產權這個問題上做文章，對中國政府和企業施加壓力，想憑借他們的技術優勢謀取貿易利益，我認為這是不合適的。第二是內打侵權，我認為中國要成為一個創新型國家，成為一個現代法治國家，必須凈化市場、打擊侵權，維護一個法律基礎上的競爭秩序。
記者：您以前在訪談中間說過，知識產權保護不但要講“國際話”，也要講“中國話”（吳笑，“那形象了一點，呵呵”）。您覺得在民法怎么去做到講中國話呢？
吳教授：知識產權有這么一個特征，它是一種私權，但也具有其他民事權利所不具備的特點。第一，它是知識私有的財產形式。第二，它是國家公共政策工具。我們可以說知識產權戰略，但我們很難說有個物權戰略，有個債權戰略，所以說知識產權的政策工具屬性表現得特別明顯。英國知識產權委員會有個論斷，把知識產權看成是一種私權，但是更應該把它看成是一種政策工具。授予公司和個人任何的特權，都不是目的，而是實現公共利益的一種手段。從這個來講，工具屬性是特別明顯的，這就是我為什么要對知識產權要進行政策科學分析。所以我在評價整個知識產權的時候，用了這么一句話，就是我們構建中國知識產權制度的時候，一是國際視野，一是中國立場，這兩個都不能落下。“國際話”是指現在是個國際市場，你必須熟悉這個游戲規則，遵守這個游戲規則，我熟悉它、利用它是為了我們整個國家的利益。
記者：那為什么民法中卻很難去講“中國話”呢？
吳教授：對民法我卻沒有這么講“中國話”。現在民法有這么幾個特點，民法社會化，民法公法化，還有民法國際化。民法的國際化，比如說合同法、知識產權等，很多都有國際公約的因素，而且表現為一種趨勢。但是知識產權，跟物權法、合同法、侵權法等有所不同，不能簡單地把既要講“國際話”又要講“中國話”套用到民法上。我講話是有分寸的，講這句話是有背景的，記得當時我在人民大會堂高層論壇做演講之后，馬上有記者采訪我。我們在很長一段時間專門講國際話，特別是人家強勢的時候，當時話語霸權被西方國家所控制的時候，我們沒辦法。但我覺得現在可以講中國話了，就是我們國家知識產權戰略制定和實施，就得講中國話。我們現在正在醞釀一些立法，要保護中國有優勢的一些知識產權資源。有這樣一些意識，這也是講中國話；不盲目地跟隨一些西方國家，我們的知識產權保護標準就低不就高，這既不違反國際規則還是講國際話，更是講中國話。這個在知識產權領域特別明顯。知識產權是個雙刃劍，保護得好，會鼓勵創新，提高我們自主創新能力；保護得不好，就會阻礙信息傳播，妨礙技術利用。
記者：中國私法網作為國家重點學科——我校民商法學科的學術網站，獲得過“全國十佳學術網站”，您對于網站的發展有何建議和期望？
吳教授：其實這個問題我一開始就說了，中國私法網獲得“全國十佳學術網站”，這個榮譽來之不易，也是民商法學科全體同仁的共同努力的結果，也更來自于一茬又一茬的民商法學子的辛勤工作，說老實話我要對我的同事表示感謝，對我們的同學表示感謝。一開始我就說了，我們要共同地關心和愛護它。我們要不負“十佳學術網站”的聲譽，把它做好做大做強。當然從深層次來說，網站的建設必須要依靠民商法學科的做大做強。從自身的發展來說的話，我們還要實行精細化的管理，高質量的采編，使得我們在眾多的學術網站中有地位、有影響、有聲譽。我的學生有時候說我活得太累，我這個人追求完美，要做就做好，這個網站辦了這么多年了，不容易，大家都要認真地把這件事情做好。我們共同努力！
吳漢東教授簡介
吳漢東，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校長，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國家保護知識產權工作研究基地：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知識產權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委員、教育部高校法學學科指導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國法學會知識產權研究會會長、中國法學會民法研究會副會長、最高人民法院特約咨詢專家、最高人民檢察院特約咨詢專家、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仲裁員，著有《著作權合理使用制度研究》、《知識產權多維度解讀》、《知識產權基本問題研究》（總論）、《無形財產權制度研究》（合著）等著作10余部，另在《中國社會科學》、《法學研究》、《中國法學》等刊物發表文章120余篇。專著和論文曾獲首屆全國優秀博士論文獎、司法部優秀科研成果一等獎、首屆中國出版政府獎圖書獎、湖北省政府社會科學優秀科研成果一等獎、教育部人文社科優秀科研成果二等獎、全國法學教材與科研成果二等獎、首屆中國法學優秀成果獎專著類二等獎等，并被評為“2008中國知識產權年度最有影響力十大人物”、“2009年全球知識產權最具影響力50人”。2006年5月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一次集體學習上為國家領導人講授“我國知識產權保護的法律和制度建設”，并為國家行政學院、國家知識產權局、國家工商總局、國家版權局、國家廣電總局、文化部、國資委以及廣東省、陜西省、湖北省等省部級機關做過專題講座。
記者：唐義虎、張波、寧尚成、周璐
錄音、文字整理：周璐、張波、寧尚成
攝影：寧尚成
校對：唐義虎
責任編輯：寧尚成、唐義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