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被稱為是學者型官員和官員中的學者；
他是中國法律界少有的“三棲法律人”；
他以鍥而不舍的精神，與眾多法律人一起推動著法律的車輪前行……
他出生寒微,所以深知底層百姓的艱難；他當過村官，所以懂得基層干部的辛苦；他碩研所學的專業是冷僻的法制史，所以能以歷史的眼光來解讀中國的法律；他畢業分配到最高人民法院做一名資料員,所以能從收集的龐雜信息中敏銳地發現行政訴訟法這一“空白點”，并最終成為一名行政法和行政訴訟法專家……
其實他的人生并沒有人們想象得那樣順風順水，但是他總是能把自己的劣勢轉化成優勢，把苦難當成財富,把磨礪當成積累,把冷遇當成機遇,把人生當成盡展才華的大舞臺。
他，就是從宜昌走出去的國家大法官，現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的江必新。
7月22日，記者專程來到最高人民法院拜見江必新。江必新全然沒有大法官的威儀，平易近人，談吐儒雅,但談笑間，那種舉重若輕的從容，那種寵辱不驚的達觀，給人留下異常深刻的印象。
他的處女作刊在當年的《宜昌報》
問:我在網上查閱您的資料時，發現您所有簡歷上都寫著“湖北枝江人”，可見家鄉在您的心目中是何等的重要，您能就此談一談您在家鄉的經歷和對家鄉的印象嗎？
答：我出生在枝江一個農民家庭，家中有兄弟姊妹四個，我排行老大。小時候，家境貧寒，我放學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放牛或打豬草，完成當天的任務后，才能回家安心地寫作業。也許正是這份來之不易的學習機會，讓我十分珍惜，所以讀書十分用功。
16歲那年，我高中畢業，雖然學業優異，但是逢上那個時代，沒有機會上大學，只好回鄉務農。當時村辦的小學需要一名教音樂的民辦老師，而我正好識點簡譜，會唱幾句樣板戲，還能吹吹笛子，拉拉二胡，所以在村里“脫穎而出”，幸運地被招到村辦小學當一名老師。
我這個人喜歡看書，特別愛琢磨問題，當民辦教師期間，我并沒有閑著，而是利用難得的空閑時間，自學完大學中文系的全部課程。我喜歡閱讀文學書籍，也做過“文學夢”，所以經常給村里、鄉里的廣播站寫個表揚稿、寄個新聞稿。那個時候，家家戶戶都有廣播喇叭，每每聽到自己的文章被播出后，總是感到一種難言的興奮和喜悅，而鄉親的贊譽和夸獎，更是讓小小的我感受到巨大的成就感，激勵我筆耕不輟。
我的第一篇被印成鉛字的作品還是在當時的《宜昌報》上刊發的，是一首學大寨的小詩，豪邁慷慨，有些意境。當時我的一位老師看到后，倍加推崇，居然還將這篇小詩用毛筆全文抄下來，貼在自己的臥室，經常吟讀。我無意到他家親眼所見后，深受感動。
家鄉是一個民風非常淳厚的地方，家鄉人對我的鼓勵和幫助，都是在這些點點滴滴的小事中，讓我無時不感受溫暖和關愛，無時不激勵我奮發向上。
當民辦教師和村官六年受益終身
問：您高中畢業回鄉后，在農村呆了6年，這6年，您都干過什么？如此大好的青春卻與泥巴相伴，這樣的經歷對您的人生意味著什么？
答：我高中畢業后，先是在村辦小學當了三年民辦教師，后來又被村里的干部相中，選拔到村里當民兵連長，那年我才18歲。兩年后，剛剛20歲的我居然被推選為生產大隊的大隊長，當年的大隊長在鄉親們眼中可是一個“大官”。
如此年輕的大隊長，當然不能服眾,不過,我自有一套方法來解決這一問題。我記得，村里一位莊稼老把式，曾當過生產隊長，對我這個乳臭未干的學生娃根本不放在眼里，笑話我是個分不清時節的“門外漢”。可讓他沒想到的是，我早就動腦筋自制一個二十四節氣表，將什么節氣種什么莊稼、什么時候防治病蟲害等等標注得一清二楚，背得滾瓜爛熟，不但那些農事我都了然于胸，而且因為我有文化，懂得一些科學種田的新招數，那些“老把式”們總算對我認可了。
說實在，如果沒有后來的恢復高考，我當時是安心扎根農村“干革命”的。作為一隊之長，我常常是起早貪黑，事事身先士卒。遇到農忙時節，我更是沒白天和黑夜，有時確實累極了，倒在田埂就睡過去了。
正是因為年輕時有過磨礪，之后，任何體力活對我來說都不在話下，工作中的加班加點我更沒當回事，也從不計較，這段經歷成為我人生中的一筆寶貴財富。
問：在人生的起點上,誰是對您影響最大的人？他們給您人生怎樣的影響？
答:應當說，對我影響最大的是我的祖母和父母。祖母是一個尊崇傳統禮教的人，因抗日戰爭而早年守寡，含辛茹苦將我父親撫養成人。她心里無時不裝著家人的冷暖，而從不考慮自己的得失；只要別人有求于她，她總是慷慨相助；她終身勞作而從不知道疲倦，直到九十高齡仍從事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務。
我出生在“大辦鋼鐵”和“興修水利”的年代，父母常常在外，我幾乎是在祖母懷抱里長大的，許多做人的道理以及我僅有的一點天文學知識，都是祖母傳授給我的。
我的父母親基本上是目不識丁的農民,但是他們給予我們的那份徹底無私的愛，那種本性中的善良，都深深影響了我。我記得有一年,父母親被派到離家數十里的地方修水庫,當天晚上他們工地上“打牙祭”，每人派送一份肉菜。為了讓幾月沒見葷腥的孩子解解饞，他們舍不得吃上一口，父親餓著肚子連夜將一碗肉送到家中。看著我們吃下后，他又急急忙忙地往工地趕，來回走了整整一通宵，第二天一早，還要強撐著到工地上干活……
父母的愛讓我感受到人間的真愛和大愛，他們不僅對兒女如此，對鄉鄰、親朋也非常友善、和氣。父母的言傳身教，讓我深刻體味到人世間的真情，懂得愛的真諦，并能夠推己及人，以悲天憫人的情懷來關注社會，來關愛需要幫助的群體。
另外，從小學到高中的老師的誨人不倦、為人師表及照亮別人、犧牲自己的蠟燭精神，在我的人生中打下了深刻烙印；家鄉從村到縣里的領導聯系群眾、艱苦樸素、與群眾打成一片的工作作風，動員群眾、組織群眾的工作能力，以及以身作則、公而忘私的精神，給我樹立了良好的榜樣；同學的相互幫助、相互砥礪的友誼也給了我許多前進的力量。總之，當民辦教師和村官六年，讓我受益終身。
當資料員時，敏銳地發現我國法律的“空白點”
問：作為一名行政法專家，您是如何選準這一研究方向的？又是怎樣推動和促成我國行政法的立法和實施的？
答：1985年，我從西南政法大學研究生畢業后，分配到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因為我學的專業是法制史，是一個冷僻的專業，不像學民法、刑法等熱門專業的，能夠直接從事本專業的工作。單位領導覺得我這專業不好派活兒，就安排我到研究室里，當一名資料員，幫著收集、整理報紙上關于法院的一些新聞、評論等，供領導參閱。
說實在，這其實是一個打雜的活兒，但是我并沒有在意，反而干得非常投入認真。在龐雜的信息中，我敏銳地發現一個新動向：湖南汨羅縣法院、武漢市和重慶市中院率先在全國成立了行政審判庭，開始受理行政訴訟案件，而當時,我國在行政法方面尚處于空白,這一發現無疑讓我心頭一亮。我馬上將這些信息反饋給領導，并在當時研究室領導的支持下，動手寫了一份報告，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和意見。我的這份報告得到領導的高度重視。不久，最高人民法院成立一個調研組，專門調查論證行政訴訟體制的構建，而我也因此被吸收到這個調研組，從此開始這方面的研究。
成長和進步融入了家鄉的元素
問：您能夠從一個農家子弟成長為一名副部級領導，您的成功靠的是什么？您認為，成功最重要的要素是什么？
答：我并不認為自己有多么成功，常常感到的是遺憾和內疚。如果說有一點成就的話，大半歸功于家鄉的賜予。我的出生背景使我的骨子里深藏著平民意識和蒼生情懷，為百姓去疾苦、為大眾謀福祉、為貧民討公平、為弱勢張正義成為一種自然感情；家鄉六年的工作經歷，不僅使我熟悉了人情世事和國情，而且培養了我求真務實、不尚空談的作風和堅持“問題導向”的學風；在家鄉的艱苦勞作，不僅給我強健的體魄，而且鍛煉了我鍥而不舍的精神。正是這些情感、作風和精神，支撐和推動著我不斷成長和進步。
做“三棲法律人”既累又“自在”
問：您既為法官，又當教授，還做學問，有人稱您為“三棲法律人”，您是如何處理這三者之間的關系的？
答：“三棲法律人”既使我活得很累，也使我活得很“充實自在”。三者無疑會有些時間沖突，但也相輔相成、相互促進。處理三者關系的原則是順從工作的需要。作為法院的法官，經常會遇到大量的新情況新問題，經常會面對一些疑難案件。在我看來，任何一個疑難問題的棘手案件，都隱含著深刻的理論問題，或者都需要新的理念或理論作指引。為了避免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弊端，就必須深入研究古今中外的案例和前人的經驗和智慧，研究學術界各種不同的觀點和學說。解決了這些疑難問題的棘手案件本身就是一種理論和理念創新，而拿這些最前沿、最新鮮的研究成果去教博士研究生，或者讓博士研究生參與到這些最尖端、最前沿的研究中去，不也是一件兩全其美的事情嗎？
“三棲法律人”使我遠離了很多不必要的應酬，減少了職場風險，增強了工作的理性，提升了工作的境界，也使我的文章著作少了許多空談，多了一些可操作性。
祈望父老鄉親多加理解和諒解
問：您常回家鄉嗎？您對家鄉有何建言？
答：游子在外，鄉情難舍。不敢有什么建言，倒是希望得到家鄉的父老鄉親的理解和諒解。家鄉給了我很多很多，飲水思源，應當為家鄉建設做點貢獻。但因職業和職務的關系，至今鄉恩難報，“獻”志未酬，甚至親情都難以報答。當法官以“中立”、“公平”為要，不能因鄉情而屈法，更不能以親情而枉法；既不能因家鄉之事而有所偏袒，更不能因親朋好友而傷害無辜。
祖母因恐懼死后火化的痛苦，曾托付：“我死后千萬不要火化，讓必新想辦法讓我土葬。”我在重慶市掛職政法委副書記期間，祖母病逝，時值我負責協調處理幾個黑社會性質犯罪案件。祖母去世后，家人來電提及祖母的托付。我與祖母感情深厚，死后不要火化是她一生中向我提出的唯一請求。但家鄉正在厲行殯葬制度改革，作為一名法院的法官，如果我帶頭不執行規定，必然會造成嚴重的負面影響，并對家鄉的社會管理帶來極大的困難。考慮再三，我決定還是應執行規定。
為了減輕內心的痛苦，我連夜輾轉從重慶飛到武漢，再到家里（因當天已無重慶至宜昌的往返航班），跪在祖母靈柩前失聲痛哭，祈求祖母在天之靈寬恕。一個小時后，我又到宜昌搭乘去成都的飛機，又從成都連夜趕到重慶，第二天早上七點半提前趕到了審理黑社會性質犯罪案件的現場。每念及此，我都會潸然淚下。我想，我這輩子因職業和職務的關系，很難報答家鄉父老鄉親的恩典，我唯一想做或能做的是以自己的品行和工作成績為家鄉爭點光，切不可因無能而辱沒家鄉的名聲，更不能因不公正和腐敗而使鄉親們蒙羞！
人物簡歷
江必新，現任最高人民法院黨組成員、副院長、審判委員會委員、二級大法官。1956年9月生，湖北枝江人；1975年8月入黨。1985年1月參加工作。法學博士學位。
1978年至1984年在西南政法大學學習，先后獲學士、碩士學位。
1999年9月-2004年6月在北京大學學習，獲憲法與行政法學博士學位。
1985年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書記員、助理審判員。
1988年9月行政審判庭助理審判員。
1991年11月-1992年8月在北京市宣武區人民法院掛職鍛煉。
1992年8月-1993年8月在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行政審判庭掛職鍛煉。
1993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審判庭審判員、副庭長。
1999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委員、行政審判庭庭長，最高人民法院國家賠償委員會委員兼辦公室主任。
2001年10月-2002年12月掛職重慶市委政法委副書記。
2002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
2004年5月，湖南省高級人民法院代院長、黨組書記。
2005年2月，湖南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黨組書記。
2007年12月，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審委會委員、審判員。
主要業績
先后被聘為司法部國家“九五”普法宣講團成員,中國政法大學、中南大學、湘潭大學和國家法官學院的特聘教授、兼職教授、研究員以及碩士生、博士生導師，并擔任中國法學會行政法學分會副會長。1999年被中國法學會評為全國十大杰出中青年法學家。個人專著有《行政法制的基本類型——行政與法的關系發展史》、《中國法文化的淵源與流變》等。還與人合著或參編40余部，參與編寫《行政法學教程》等教材20余種。在《中國法學》等刊物上發表論文百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