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蔡定劍
來源：人民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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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發布時間：2009-11-2 13:3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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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賓簡介：
蔡定劍，現任職中國政法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憲政研究所所長。曾務農，有多年軍旅生涯，曾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干事，1986年至2003年年底先后供職于全國人大常委會研究室、秘書處秘書組，任職至副局長。先后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耶魯大學、哈佛大學、喬治城大學、瑞典隆德大學、香港大學、國立新加坡大學等進行訪問、研究和講學。他是國內著名和有影響力的學者。主要從事憲政制度和中國法治建設理論與實踐研究。在《中國社會科學》、《中國法學》、《法學研究》、《戰略與管理》等雜志發表論文100多篇，在《南方周末》、《法制日報》、《中國新聞周刊》、《南風窗》等媒體發表評論200多篇，評論集《黑白圓方一法治、民主、權利、正義論集》于2003年出版。是許多重要報刊雜志的特約撰稿人。 2002年評為“全國十大杰出中青年法學家”。
研究專業：法學理論、憲法學
研究領域：中國法制建設理論和實踐、憲法和憲政理論、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和議會比較
訪談全文：
[主持人]：各位網友大家晚上好！今天我們非常榮幸的邀請到強國論壇的老朋友中國政法大學蔡定劍老師做客強壇、為廣大網友解讀《選舉法》修改草案，歡迎各位與蔡老師打過交道和沒打過交道的朋友，今天能夠踴躍提問，參與到訪談中來。那么接下來先請蔡老師和大家打個招呼吧！
[嘉賓蔡定劍]：各位網友晚上好！很高興強國論壇再次邀請我來跟網上的老朋友、新朋友們進行交流。今天交流的話題是關于《選舉法》修改草案的一些問題，我想關注這個問題的網友們肯定是關心國家大事，希望中國能夠從政治法律上有一個美好未來的，因為只有這樣的一些人才會來關注這些問題，所以我很高興回答大家提出的各種問題。盡我的能力歡迎大家提問！
與時俱進，胡錦濤總書記推動《選舉法》修訂
[手機網友“庸人”提問]：這部新法是在怎樣的選舉環境或政治背景下產生的,它的推行將會改變哪些現狀,您認為它能夠產生足夠的政治作用嗎?
[嘉賓蔡定劍回復]：“庸人”游客你好！首先糾正一下，這個不是制定一部新法，是修改《選舉法》。而且這次修改是一個比較小的修改，而不是一個大的修改。這個法制定的環境和背景，直接的原因是中共十七大胡錦濤總書記的報告中提出了要實行城鄉同等選舉權的問題。為什么胡錦濤總書記提出這個問題？我想也是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一種要求。我們知道改革開放30年，中國城鄉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農村人口的比例也在大大的減少，城市的人口在增加，所以這個也為同權選舉的提供了條件。當年、1953年的時候為什么實行不同權的選舉？當時的解釋是我們是一個農業大國，如果都實行同權選舉的話，我們選出來的全部都是農民代表。但我們國家從理論上來講是一個工人階級領導的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國家，所以工人階級還是領導，這樣一選，因為工人階級的人數少，所以代表就會少，當時為了體現工人階級的領導，才實行了不同等的比例。
現在，隨著中國社會的變革，農村問題、農民問題一直受到高度的關注。 “三農”問題的根本是農民缺少政治權利，所以國家就首先要保證農民的政治權利是平等的，在這個國家有地位、有同等的話語權。而且這些年來中國社會發展，農民、農村他們的政治權利要求也比較迫切，他們參政的要求也越來越迫切，這種公民權利意識也是一種要求，我想這可以算是這個法修訂的一個大背景。
那么，這次修改會有什么樣的改變呢？我認為這個更多的是一種政治意義上的一種象征意義，它能夠改變農村地區、就是農業省的人大代表的數量（能夠大大提高）。因為我們代表總數是3000名，這個是不會變的，而修訂后農業省的代表人數一增加，今后城市里面像北京、上海這些地方的人大代表就會相應減少。但是我們也必須清醒的認識到，僅憑這些變化還是不能完全改變、真正的提高農民的話語權，還不能確定提高農民代表的數量，這一切還需要完善其他的制度，包括直接的選舉制度、還有選舉程序等等。
“議行分離”可有效減少“官代表”
[手機網友“農民”提問]：為什么人大代表多為官員？人大監督官員豈不是自欺欺人。要規定所有人大代表為非公務員，包括常委會，在法律上另安排財政維持運轉。獨立行使憲法賦予的權力。
[嘉賓蔡定劍回復]：“農民”網友你好！
你的提問是說為什么官員代表太多？對此，我想有幾方面原因，其中第一個理論方面的原因就是中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實行的是“議行合一”的理論，這個是從馬克思主義的代表理論來的。它原來的意思就是說，由人民選舉人民代表來行使議事的權利，同時這些人也來執行法律，“行”實際上是指行政官員的權利。當時馬克思提出這種議行合一的理論是根據巴黎公社的經驗，主要是反對資產階級議員來議事、然后由政府官員來執行法律的機制。為什么呢？因為他們的“議事”和“行事”是不同的兩個機構來做，馬克思當時認為這種制度是一種不民主的制度，認為這樣做其實議事機關沒有得到真正的權利，它是資本主義議會的一種欺騙，一種民主的假象。所以他主張我們就要實行“議行合一”，就是不但要討論決定問題、同時還要去執行他們決定的法律和政策，這樣的話才能保證人民選出來的代表有真正的權利，這個就是“議行合一”的理論。
根據這個理論，在我國50年《憲法》包括80年《憲法》都確立了人大代表同時也可以做政府官員的規則，其實當初這樣決定也是為了確保法律的確立和貫徹執行能夠順暢。
馬克思當初反思這個資產階級議會雖然是根據權利多元化的原則，議就是議，行就是行，司法就是獨立的，這樣雖然有利于國家權力相互的制衡和監督，但馬克思認為議會制卻有個最大的弊端：那就是“清談管”，歸根結底是因為議會沒有實際的權力。所以馬克思才要走“議行合一”的道路，這個有沒有一定的道理呢？這個有一定的道理，一定程度上它確實可以保證人民的權力不被流失掉。但是也存在一個問題，那就是有局限性。馬克思的理論說權力要集中，但他當時可能沒有更多的考慮國家機關是應該分工的，權力是不應該太集中，權力不能集中在某一個機關，不能集中在某一個人手里。因為這樣會形成一種專斷。總而言之吧，不論是“議會”還是“議行合一”其實這兩個制度都是各有利弊。
我們國家現在這個制度就是“議行合一”，官員和人大代表很多是重復的。其實從理論上來講我是不太贊成這種的，現在走“議行合一”我個人認為已經不太適應，因為國家管理的事務越來越復雜，這個不光是權力集中的問題，主要是你也做不來呀。 還有權力集中確實有一個腐敗的危險，就是應該有一個相互的監督和制約。值得欣慰的是，實際上我們國家也在一直在不斷反思自己的歷史，像1979年以后重新制定《選舉法》和《地方組織法》的時候，在加強人大權力的時候，也開始吸收國外權力相互分工制約的這種理論。還有我們國家過去考慮統一比較多、考慮監督制約比較少，所以80年《憲法》有一點點分開的跡像，當時雖然也沒有完全否定“議行合一”，但卻在全國人大常委會里面推行了“議行不合一”的政策——就是規定政府人員、司法人員不能同時兼任常委會組成人員，實際上這就有點向“議行分離”方向發展的意思了。
至于未來，人大代表要不要實行“議行分離”？我認為這是個很值得探討的問題，我個人感覺從中國現實出發是可以實行分離的。為什么？因為現在我們官員代表太多啦！還記得早些年的時候，人大作用不明顯時、大家（包括官員）對當人大代表并不感興趣，可隨著近些年來人大代表的身份在社會中提高了，很多人就都想當代表，官員也想當代表。這樣一來，你想官員想當代表的話，那在我們這個體制下當然就比別人“方便”許多，因此就出現了很多的官員代表。所以我說目前考慮到官員代表占的比例那么大，再考慮到權力分工的需要，我認為人大代表也可以考慮實行“議行分離”，即官員不可以兼任人大代表。這樣的話或許就可以從根本上解決官員代表太多的問題，如果不這樣的話說實在話、官員代表數量要減下來真是不容易的。
全民直接普選是中國選舉制度一個發展方向
[手機網友“人民力量黨”提問]：前輩，全民選舉能否在中國行得通？我怎么沒選舉權，那些人大又沒跟我商量我喜歡選誰，他們怎么能代表我去選舉？什么時候咱才能像美英法德日等國搞白由與民主？
[嘉賓蔡定劍回復]：人民力量黨(400175)你好!你的問題是指“全民選舉在中國能否行得通”嗎？我理解你可能講的是“全民直接普選”的問題。
“全民直接普選”其實原本就是中國選舉制度的一個原則，也是它的發展方向，這個毫無疑問的。 但是在什么時候才能全面實行全民的直接普選呢？可能在我們當今社會中，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不過，我在這里想先給你介紹兩件事：
一件是1953年，官方在制定《選舉法》的時候，就有一個解釋，并按照馬克思主義選舉原則，就是民主的選舉應該包括直接的普選。但鄧小平是起草1953年《選舉法》的人，他就提出為什么我們中國現在不能進行直接的普選呢？因為我們的國家人口太多、經濟文化落后、老百姓的覺悟程度不夠高。他這么說其實是非常有道理的，你想想、當時是50年代初，全國還有一些地方在肅反、平叛等等，可以說社會確實不穩定，在這種情況下搞普選、后果可想而知！這個就是中國在當時的國情不能進行普選的原因，但是即使是在當時、把實現普選確定為我們的目標也是從未曾改變的事實。
另一件是到1979年，文化大革命以后重新制定《選舉法》的時候，我們又進一步發展了民主選舉，提高了選舉直接化的程度，最顯著的一點就是把直接選舉從鄉鎮擴大到縣一級人大代表。
為什么要給你講上面的兩個事呢？就是希望你能夠確信兩點：1、全民直接普選是我國選舉制度的方向和目標；2、從《選舉法》的修訂，可以確定國家一直都在逐步的將我國選舉制度向“全民直接普選”推進。但是現在在中國到底能不能進行直接選舉？說實在話，很多人有不同的看法。這當中可能有一些政治上的考慮，認為是要直接選舉，中國可能會出現亂子的；也有人借國情為由，干脆拒絕直接選舉的。但我個人的觀點是認為中國可以進行直接選舉！因為現在中國已經建國60年了，改革開放也都30年了，我們國家的經濟實力，人民受教育的程度都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與此相適應的我們的制度、文明的程度也應該提高。
我絕對相信現在的人民是有這個能力進行選舉的，在農村村民委員會的選舉就證明了這一點，中國的農民能夠搞選舉。那么我們城里的居民還不能搞選舉嗎？說中國的老百姓素質太差這個觀點，我覺得已經過時了。中國作為一個世界大國，未來也要進入世界強國行列，那么在制度文明上也必然得做出表率。而推行直接選舉，我認為就是中國當下發展的一個重要方向，我也因此很關注這次修改《選舉法》，我也曾經呼吁過，說這次修改《選舉法》應該進一步提高直接選舉的程度，比如我們能不能在城市一級先試行直接選舉人大代表，就是那些較大的市或者直轄市，我認為這些城市的公民已經具備進行直接選舉人大代表的基本政治素質。當然肯定會有人持不同看法，但我仍然認為我們需要繼續從這方面進行呼吁，也要進行一些努力。
候選人與選民見面改變“盲投”現象 是一種進步
[手機網友“明月清風”提問]：《選舉法》能保證未來選舉的公平性嗎？我覺得中國不是缺少這樣那樣的法律條文，缺少的是執行和監督的機制。嘉賓怎么看？
[嘉賓蔡定劍回復]：明月清風(402354)你好!《選舉法》能不能保證未來的選舉公平性？我認為這次的修改就涉及到一些發展民主的、很細的規定，其中包括很“進步”的一條：候選人在選民的要求下，或者是代表的要求下應該見面回答問題。
當然，這個還不能稱為一個絕對的公平或者民主，但卻是很可喜的一種進步。以前我們人大代表選舉可能有的都是靠組織推薦，然后給大家一個簡歷就讓大家投票，所以大家基本上是在信息非常不充分的情況下“盲投”。通過和過去的比較，我們就不難發現上述的一些細節具有多大的進步意義了。
當然，《選舉法》中仍然還存在不少需要完善的地方，比如大家意見比較大的有這么一點：代表從“初步候選人”到確定“正式候選人”的這個程序就不是太公開、透明。舉例來說，按過去《選舉法》的規定，初步候選人在提名的程序上雖然比較民主，就是你組織可以提名，法律還規定要保證代表或者是選民也可以聯合提名，這個程序上應該還是比較公平的。但是在提出候選人以后，怎么把“初步候選人”確定為“正式候選人”？一個選區要選三個正式代表，但可能有三十個初步候選人，這三十個人中可能選出五個正式候選人，然后再從中選出三個正式的出來，這個過程都是怎么選的？這個里面就存在很多程序問題。其實這個把“初步候選人”確定為“正式候選人”的過程，我們過去用的通常是“反復協商”來確定，可最后發現往往被協商掉的都是選民提出的、代表提出的候選人，所以說大家對選舉沒有信心。最后總是組織提名的候選人都作為正式候選人并且都當選了，這也就難怪大家會覺得不公平。
但大家也不要因此就太過悲觀！上面我舉例的這些問題，其實在2004年修改《選舉法》的時候已經做了一點改進，提出了“初步候選人”可以是應選民的要求進行預選來最終確定“正式候選人”，這個就比較公平了。但只所以說只是有“一點改進”也是因為這條規定也是有條件的，并不都是這樣做的，所以說算是改得還不夠徹底吧。
我認為，今后如果要進行比較公平的選舉，在這個環節上就應該取消過去的“協商”，而應該進行公開的、通過預選的方式來確定正式候選人的制度，我們的《選舉法》中類似這樣的一些規定或者是制度都還有待于逐步改進，只有公開、自由、競爭的選舉才最有利于保證選舉的公平性。
“同票同權”——遵重農民的權利在起步
[手機網友“小農”提問]：除了城鄉居民“同票同權”以外，代表“官民比例”失衡的問題也值得重視。與農村人大代表偏少相對應的是，人大代表構成中官多民少的現象也比較普遍。普通市民也很難取得人大代表身份，尤其是一線工人代表人數偏少。如何才能增加基層和群眾的表達自己聲音的通道，這個問題應該如何解決呢？
[嘉賓蔡定劍回復]：“小農”游客你好！這個問題涉及到城鄉居民“同票同權”的問題，這個是《選舉法》大家關注的一個核心問題。你說這個代表了官民代表比例失衡的問題？這個也是我要跟大家解釋的。
這次《選舉法》“同票同權”首先應該肯定是一個進步！從觀念、理念上，農村跟城市里面能夠在政治權利上實行平等，怎么說都應該是很大的進步！我想這個問題也反映了地區之間的政治權利平等的這種要求。我們過去農村四個人相當于城市一個人的選舉權，現在按照1比1的比例來進行修改法律，這樣就能提高那些農業人口比較多的省的人大代表的數量，所以這個應該是為解決農民跟城市過去長期以來的差距、在政治上的一個措施安排。
但另一方面，這個問題的解決，也并不意味著我們可以借此解決人大代表中存在的官民比例失衡的問題。這是什么意思呢？我舉例來說，當我們實行了“同票同權”以后，首先增加了那些農業大省的人大代表數量，對吧？但這并不意味著增加的這些數量都是由農民選出的代表，這個是兩回事。為什么呢？因為人大代表數量的分配跟人大代表的選舉程序沒有直接掛鉤，因為我們國家還實行的是間接選舉，“間接選舉”就是誰來當代表，還是得組織部門通盤考慮。按分類干部、工人、農民、知識分子、華僑、少數民族等這么來考慮，這個是有一點安排性的，得盡量考慮到各個方面。但是這種考慮的結果是什么？我們知道官員代表在人大代表中的比例大大超出了農村和城市的4比1、8比1都不止。我有一個統計，就是各級官員代表占了有1200多名，我們全國人大代表的總數是2800名左右，你想這就占到了1/3，除了官員代表就是企業家的代表有600多，可以說這兩大群體就占了人大代表的一半以上，就是1800多、1900多。農民代表在第四屆全國人大的時候，大概60多名左右。因此說即使“同票同權”后農業大省的代表數量多了，也并不一定保證增加的那些名額都是真正由農民的代表選出來。這個問題還有待于要修改法律程序來解決，需要從代表名額分配制度來解決。比如說我們是不是中國今后有可能取消代表？改成官員不可以當人大代表，社會有的是各種精英和人，讓他們來議政，這個只是一個比喻、總之是需要一個制度上的考慮。
再一個要解決這個問題，還有待于推行直接選舉。現在我們說的官員代表、農民代表、工人代表，我們都分不清楚誰是農民、誰是工人，我們只能從他的身份上來鑒別。沒有身份的鑒別你怎么說呢？1000多名官員代表，你不能說他們都是代表官員的吧？所以說從代議制理論的角度，就是一個代表它不該根據他是否是代表，而應該根據他代表的哪個利益群體來確定他。所以，當制度上的安排是是直接選舉的時候，你那時就會明白誰是誰的代表，如果不是直接選舉就分不清楚。因為直接選舉很明確，它不是按照人的身份選舉的，直接選舉是按照地域來選舉的，就是按照你居住的地方來劃分選區的。為什么是這樣的呢？早期從封建社會到資本主義過渡議會的選舉就是按照身份、階層、等級來的，那個是落后的選舉制度，已經淘汰了。現在都按照地域選舉，我們選了這個地區的三個代表，那你就非常的清楚他們就是我們這一片兒的代表，這個沒有什么工人、農民的劃分，可能這個地方住的有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官員，但是這個是地域的要求，不是身份的要求，所以說這個從根本上來說需要完善，只有直接選舉才能明白“代表哪里”的問題，解決代表身份的問題。
農村選舉，村民委員會必須發揮作用
[手機網友“廣東農民”提問]：在農村選舉；候選人誰出得錢多買票就選誰是合理的，這是“民貪”再到“官貪”，為什么村官候選人全都是有錢的富商呢？
[嘉賓蔡定劍回復]：廣東農民(1000705)你好! 我看到有不少人提出農村村委會選舉的問題，這次修改《選舉法》與村委會選舉是沒有直接關系的，但是現在大家提了我也回答一下關于農村選舉的問題。
當前這個農村選舉應該是中國民主發展的一個亮點，就是在廣大農村農民能夠在真正自由競爭的基礎上來選舉他們的當家人。這是一個偉大的變革，但是我們也看到農村選舉出現了很多的混亂，包括賄選，家族宗族勢力的影響，甚至暴力選舉。之所以出現這些現象，與我們的社會環境有關，也與我們的村民委員會《組織法》不完善有關，比如以其中關于賄選的問題為例，這個法實施了有將近20年了，但是法律還沒有明確的界定什么是賄選。加上有一些地方政府特別是鄉鎮一級，不太支持這個法律的實施，有的人甚至還想操作這個選舉的結果，這也是造成村一級選舉混亂的因素。 還有一個原因是在實施中只重視選舉而不重視村級的治理，本來《村委會選舉法》規定的是村民大會是決定村里重大事務的機構，現在變成村民委員會甚至是村長個人來決定，結果村長就有很大的權力，而且大家也知道地方土地轉讓的收益是很大的，所以就會有人不惜花重金來進行賄選、爭奪這個村委會主任，因此這也是產生賄選的又一大原因。所以改變這個狀況就必須加強村一級的治理，村民大會和各種村民小組、村民委員會都必須發揮作用。只有分散村委會主任的權力，才能有效加強村委會的治理從而解決賄賂等問題。
“紅帽子”代表現象易造成負面影響
[手機網友“徐和平”提問]：蔡教授：您好！請問人民代表的組成部分在《選舉法》中當官與平民的比例、窮人與富人的比例各是多少？
[嘉賓蔡定劍回復]：“徐和平”游客你好：官員代表問題前面已經有提到，關于富人代表的比例，這里面“富人”好像還沒有一個明確的界定，我不知道你講的意思，但是我理解你的意思可能是指企業家代表。
眾所周知，中國市場經濟改革以后，特別是十五大以后確立和提高了私營經濟的地位，在政治地位上也相應提高了私人企業老板的地位，包括私人企業家能夠入黨、可以進入到政界當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所以我們才會發現自從十五大以后企業家代表在人大政協中猛增。據我的統計：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企業家大概占到600多名，是人大中第二大的團體，除了官員就是企業家。所以這個比例說實話是比較高的，我剛才說了，農民代表在十屆全國人大的時候，也不過就是60多名，到十一屆也不過80、90名。
我認為造成企業家代表過多的原因是這些人很愿意、也比較容易成為人大代表，也就是我們說的“紅帽子”，而這種“紅帽子”又會給企業家帶來無形的價值和利益。
對此，我個人認為要提高私營企業的經濟地位和政治地位其實不一定是只能通過增加他們人大代表數量來解決。況且我們也看到了這些年有不少企業家人大代表出問題的，不是嗎？而且從實際觀察來看，很多企業家也是借人大這個平臺來擴大他們企業和個人的影響，有的甚至用不同的方式在這里做廣告，或者是跟領導人拉關系，各種情況都有，這實際上給人大也帶來很多負面影響。所以，我認為政企還是應該分開，企業家就是企業家，如果他又成了政治家就有可能通過政治的途徑來牟利。所以在國外的做法就比較好，如果是企業老板你也可以做議員，但是你必須辭去你的老板身份，絕對不允許同時兩者兼任。
民主選舉不斷完善“賄選腐敗”會逐漸消失
[手機網友“蜀川水”提問]：蔡教授我提兩個問題：一當前選舉中由于腐敗等原因，很多百姓對選舉的公正及真實失去信心，請問新的選舉法可不可以給于消除或緩解？二：老百姓可以選官，新的選舉法可不可以給予百姓罷免官的權力？如定期開罷免會等等…謝謝！
[嘉賓蔡定劍回復]：蜀川水(394535)你好! 其實有很多代表都提到關于選舉中的腐敗問題怎么解決？現在這個選舉腐敗現象應該說是越來越嚴重了，這在人大代表政府官員的選舉和村一級的選舉中都存在。
客觀的說，選舉中的這種賄賂腐敗等現象其實是伴隨著選舉的一種正常的現象，有選舉就一定會出現有腐敗，但這個問題也是可以通過法律制度或者其他的手段解決的問題。
一般來講，在進行民主選舉初期，都會有選舉腐敗問題，但是這個問題通常都會隨著選舉的發展而逐步的減少。因為選舉本身就是一個公民教育的過程，比如說我們看到有一些農村和人大代表的選舉，包括臺灣賄選都是很嚴重的，但我們也要知道，當一個人說：“你投我票我給你一包煙”或者給你多少利益的時候，初期選舉時是我們雖然很容易把這個票就因此賣給了人家，可那都是因為我們還不知道這個選舉給自己帶來什么樣的影響，所以才會“你說你給我錢、那我就給你票”。 但是一旦選民了解到它選的這個人，在今后的政策決策中會給自己帶來影響的時候，或者能決定自己一些利益和命運的時候他就會考慮考慮選他是否能解決自己的問題，那個時候，想要給一點賄賂就騙到選票就行不通了。再當有人說我當選會給你們什么樣的好處，做很多很好的承諾，但是如果他當選以后做不到，那么下一次再承諾也都沒有用了。所以我強調選舉的過程其實就是一個教育公民的過程，一旦知道他知道這個選票有份量的時候他就會比較慎重。
再比如我們經常看到臺灣的選舉亂糟糟的，但是我們更應該看到臺灣的選舉在進步。陳水扁當年可以欺騙民眾說我反對國民黨腐敗，結果他上臺后腐敗的更嚴重，所以民進黨丟失了政權，而且他自己要進監獄。所以賄賂也好，許諾也好，他可以欺騙一時，或者欺騙一些人，他不可以長時間的欺騙所有的人。如果是他非要賄賂選舉，他如果有那么多錢來賄賂老百姓的話，他就賄賂去吧，但是這樣的做法是很容易被制度防止的，比如說真正的“秘密投票”，你雖然給了錢，但是并不能保證被給錢的人一定投你的票，像臺灣除非有黑社會的控制否則是很難保證賄賂就一定能成功的。所以一般通過真正的秘密投票，直接擴大選舉的范圍，還是可以通過制度防止的。老百姓的覺悟總是會越來越提高，你看臺灣的進步，上一次臺灣的選舉就規范很多了嘛！隨著臺灣選民的不斷成熟，同時我也相信無論是國民黨還是民進黨當選的官員他以后要腐敗的可能性也減少多了。
我們消極一點講，就算農村里面選舉有賄賂有腐敗，但是比起原來的由上面任命官員、現在還是進步很多。我的一個朋友就講過比較有趣的事，在這兒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回老家了，他奶奶告訴他：“孫子，現在農村干部可好了，今天這個干部給我一塊肉，明天那個干部給我一袋米，是因為干部都要賄賂老百姓，都給我送東西了。”我這個朋友就說了：由官員賄賂老百姓，總比過去沒有選舉、官員賄賂上面好，官員賄賂上面還不是要刮下面老百姓的。”所以我看相比兩個腐敗來講，現在選舉中遇到的這種腐敗至少還能給老百姓帶來實際的利益。
所以我們還是應該積極的看待這個問題。總之，要開放民主選舉，讓老百姓從民主中學習民主，如果這個學習的機會都沒有，這個選舉的程度和能力就不可能提高。
[主持人]：感謝蔡老師的精彩回答，每次您作客強國論壇都能讓我們獲益良多，今天有一個花絮可能大家不知道，蔡老師是剛剛從河北保定趕回北京就風塵仆仆的來做客我們強國論壇和網友交流，一直都沒有時間休息，所以今天的訪談我們就先做到這里，祝愿蔡老師保重身體，將來多來我們強國論壇做客。
[嘉賓蔡定劍]： 今天也是非常高興，網友們提出很多尖銳的問題，不管什么問題我想都是對國家政治的關心，我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能夠關注國家政治的發展，有機會再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