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訪時間：20004年
強世功：現任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采訪時任北京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烏克蘭未來的局勢取決于美俄兩國的角力。但是，在這里還有一個容易被人們所忽略
的要素，就是烏克蘭國家內部存在著東西部地區的文化和民族差異。
政治權威與民主悖論
《21世紀》：你怎么看待烏克蘭大選目前面臨的危機？
強世功：烏克蘭目前的政治危機盡管有自身的特殊性，但這個特殊政治事件背后卻包含了普遍性要素。在我看來，烏克
蘭政治危機的本質是國家在民主化轉型中面臨的憲政危機，而這種危機在不同的民主化國
家中則以不同的面目表現出來。
在民主化轉型中，存在這樣一個容易被人們忽略的悖論，我稱之為“政治權威的民主
悖論”。一方面，之所以進行民主選舉是因為傳統的政治統治喪失了權威，也就是說喪失
了正當性，這時候人們借助選舉重新樹立政治權威。換句話說，民主選舉的目的在于重建
政治權威，因為沒有政治權威就不可能形成政治秩序，這就是社會契約論的真正涵義，即
通過社會契約（也就是所謂的選舉）來締造新的政治權威。從“朕即國家”到“主權在民
”的轉變就是政治權威正當性的轉變。
但另一方面，民主選舉在技術上是通過單個的選民投票完成的，甚至是通過黨派有組
織的投票完成的，在這個意義上，“主權在民”的政治思想在選舉中就表現為“主權在選
民”或者“主權在黨派”。如果選舉的結果不符合某些選民個人或者黨派的意志，那么，
他們就不會服從選舉結果，由選舉產生的政治領導人也就不能確立其政治權威。由此“黨
爭”最終撕裂了政治權威。這也是為什么美國當年的聯邦黨人對民主選舉和政黨政治持懷
疑和警惕的態度。他們為美國選擇了共和政體，而不是民主政體。
烏克蘭的例子就是這種選舉悖論的典型例子。因為選舉結果出來之后，選舉中失敗的
反對派不承認選舉結果，認為選舉存在著舞弊。這樣盡管民主化的烏克蘭希望通過民主選
舉總統作為國家的政治權威，但目前選出來的總統恰恰是最沒有權威的。
《21世紀》：你所說的“選舉悖論”是不是因為選舉中存在著弊端，如果選舉中不存
在弊端，那么選民難道能不承認選舉結果嗎？
強世功：你的問題很能迷惑人，因為你把政治問題理解為真理問題，以為不存在選舉
舞弊的話，那么人們就會承認選舉結果。但事實上，這種想法恰恰忽略了政治的特殊性。
政治問題的關鍵不是對與錯的問題，而是服從與不服從的問題。只要不服從政治權威，“
說你錯，你就錯，做對也錯”。因此，所謂的選舉舞弊不過是不服從選舉結果的理由或者
借口。因此，在這里，問題的關鍵不在于選舉是不是舞弊，而是是否承認選舉的結果。
讓我再舉兩個例子來說明。2000年美國大選也存在計票上的問題，但是最后最高法院
一錘定音，重新計票也就中止了。民主黨也就接受了選舉結果，因為最高法院的判決在美
國比計票數字的科學真理更具有政治權威。
民主化轉型的三條定律
《21世紀》：不過烏克蘭的情況有些特殊，主要是有美國和俄羅斯勢力的插手，才導
致事情的復雜化。
強世功：的確如此。不過，越是在復雜的情況下，我們才越能認識到民主政治的實質
。政治的本質說到底是強者對弱者的支配。烏克蘭作為一個處于戰略位置上的弱小國家，
與處于巴爾干和波斯灣的國家會面臨同樣的命運，那就是被大國所支配。
在歷史上，大國對小國的支配一般是通過戰爭、殖民和帝國的方式實現的，現在則是
通過經濟貿易和政治民主化實現的。在全球化背景下，民主化恰恰為不同政治勢力的支配
甚至分裂這個國家提供了合法渠道。國際勢力正是通過民主化國家中的不同政治派別，把
自己的政治觸角伸到這個國家內部。在傳統上，烏克蘭屬于俄羅斯的勢力范圍或者盟國，
但是，美國正是通過這些國家的民主化在其內部培植自己的勢力或者代理人，從而把這個
國家拉到自己的懷抱。
在這種情況下，民主化更有利于大國擺布小國。美國在阿富汗和伊拉克不惜使用戰爭
來推行民主化，就是因為塔利班政權和薩達姆政權不聽從美國的擺布。對于美國來說，首
先關心的不是民主與獨裁，而是聽話還是不聽話，如果不聽話，那么建立民主政權是擴大
自己勢力范圍的最有效的方法。
因此，小國在民主化過程中，如果沒有外國勢力干預或者處于某個大國的庇護下，相
對來說能實現和平轉型。如果被兩個或幾個勢均力敵的大國所支配，那么，這個國家就面
臨著分裂的危險。我們可以把這看作是民主化轉型中的第一條定律。二戰后德國和朝鮮的
分裂就是例子。冷戰中東亞國家和地區的民主化、冷戰后東歐的民主化和南斯拉夫的分裂
也都屬于這些例子。
《21世紀》：如此說來，烏克蘭目前東部出現的分裂傾向證明了民主化轉型的第一條
定律？
強世功：的確如此。烏克蘭未來的局勢取決于美俄兩國的角力。但是，在這里還有一
個容易被人們所忽略的要素，就是烏克蘭國家內部存在著東西部地區的文化和民族差異。
民主化很容易誘發地方化的力量，尤其是采取地區性的“全民公投”，更是用民主化
的方式公開搞分裂。目前烏克蘭東部的分離運動與所謂“全民公投”或“自治運動”聯系
在一起。
在民主化推動的地方化的過程中，那些在民族、宗教、文化和地域方面存在巨大差異
的國家最容易因為民主化而發生分裂。相比較而言，那些歷史文化傳統高度整合的國家不
容易分裂，或者即使分裂也易于統一。我們可以把這看作是民主化轉型的第二條定律。
前蘇聯在民主化過程中的解體，與戰后德國的統一充分說明了這個問題。同樣，“臺
獨”也是在民主化運動中，挑起了本土化運動，最終企圖在文化上和種族上從中國分離出
去。
《21世紀》：那么民主化轉型中的第三條定律是什么？
強世功：第三條定律就是我們熟知的和平演變。大國既然希望借助民主化的力量來控
制他國，那么，它必然要打扮成民主化的積極支持者，通過和平的方式瓦解這個國家。概
括說來，有三種手段。
首先是長期的文化戰略。在學術和文化交流中，確立文化思想上的等級制，把西方文
明塑造成優等的文明，把其他國家的文明貶低為劣等的野蠻文明。在這方面，歷史、哲學
、社會科學是文化戰略的中心戰場，這就是我們目前所說的“軟權力”。通過這種手段，
不斷宣揚民主、自治、人道、人權之類的概念，把其他民族變成了溫順的沒有政治意志的
民族。
其次是中期的民主化戰略。通過這種渠道資助和支持這個國家的市民社會，包括文化
機構、學術研究機構、民間研究機構、形形色色的人權組織，借助文化界和媒體界組成的
公共領域，把這種“軟權力”變成硬的權力。其中，尤其關鍵的是控制了電視臺和報紙。
最后，就是一套經過專門訓練的戰術，即在東歐和格魯吉亞政變中反復上演的“玫瑰
戰術”。首先采取和平的游行集會，并通過媒體把整個游行抗議娛樂化，變成普通人的節
日，這既可以吸引更多的人群參加，又也可以麻痹對手；接著進行談判、對話甚至司法訴
訟，在這個過程中通過國際輿論配合游行示威施加政治壓力，甚至派出各種政治人物進行
調停；最后，如果對手不服從調停，準備采取暴力手段來維持秩序，那么就會訓練有素地
把手持紅玫瑰的老年人、小孩和婦女推到游行隊伍的最前線，用人道的手法瓦解暴力，實
現“不戰而屈人之兵”。
今天，烏克蘭的局面就是這個局面，談判、交涉、調停在進行，廣場上有搖滾歌手在
助興，警察守衛的國會門前，都系上了彩色的氣球。在這種情況下，獲勝的亞努科維奇和
現任總統如果沒有捍衛政治秩序的鋼鐵意志，那么就只能繳械投降了。
烏克蘭的局面，要點在于政權掌握在自己的手中，還是掌握在反對派手中。在美俄的
爭奪中，包含著你死我活的爭奪。看不到這種爭奪的殘酷性，就看不到政治的本質，也就
是看不到政治家的政治意志和責任倫理的重要性。
烏克蘭憲政民主的危機與政治決斷
《21世紀》：如果我們不考慮民主化進程中的外部力量，僅僅從國內來講，是不是意
味著民主化的前提是，要建立一套所有人都承認的選舉制度，而且各方政治力量都要無條
件地承認選舉的結果？
強世功：你所說的就是憲政問題。換句話說，服從憲法、服從憲法規定的政治（包括
選舉）程序是民主選舉的前提條件。這其實就是我們所說的憲政民主，憲政是民主的前提
。沒有憲政，民主選舉只能導致黨爭、戰爭和分裂。
《21世紀》：如此說來，憲法對于一個民主化國家來說至關重要。
強世功：這話不錯。但是，我們決不能僅僅把憲法看作是一個法律文件。因為憲法不
能自己捍衛自己。憲法必須用法律之外的政治力量來捍衛。這個問題其實就是施密特和凱
爾森爭論的焦點所在。在凱爾森看來，整個政治都納入到憲法之下的法律規范的等級體系
之中，也就是說，民主政治必須服從憲法，一切違背憲法的政治行動都無效的。
但是，在施密特看來，這種憲法至上的政治觀念隱藏著深刻的政治危機。因為當一種
政治力量準備摧毀整個憲政民主體制的時候，也就是說當政治陷入到施密特所說的“非常
狀態”時，沒有任何合法的力量可以挽救憲政民主體制，在這個時候，任何符合憲法的民
主對話與協商最終摧毀了憲政民主體制。這恰恰就是以民主而著稱的魏瑪憲政滅亡的教訓
。民主化本身摧毀了憲政民主。
正是面對這種政治上最危急狀態，主權概念才凸顯出來了。換句話說，主權不服從憲
政狀態，而是在關鍵時刻拯救憲政狀態。主權依賴的不是憲法，而是高于憲法的決斷。危
機時刻的政治決斷之服從上帝的意志，而不是憲法。
施密特的理論實際上克服了自由主義的內在缺陷。哈耶克認為，“自由就是強制的不
存在。”這句話僅僅在理想狀態中存在，就像牛頓定律一樣，這是一種同義反復。但是，
自由面對的最大問題就是如何面對強制。換句話說，要捍衛自由，必須用更大的強制來抑
制破壞自由的強制。正如施密特所說的，政治的首要問題是分清敵人與朋友。在敵人與朋
友之間，不存在自由的問題，只有暴力和征服。這就是政治的實質，自由主義者往往不敢
面對的實質。
今天，烏克蘭面對的就是這個問題。當整個憲政秩序在反對派的沖擊下搖搖欲墜的時
候，政治統治者缺乏決斷的能力，總統和選舉中獲勝的總理完全喪失了政治決斷能力，喪
失了用暴力來捍衛憲政體制的能力，而陷入到民主協商的對話、談判和訴訟中。而其結果
，只能將政權拱手讓給反對派，將主權交給反對派。其根本就在于在所說的民主、程序、
法制的話語中，喪失了韋伯所說的“政治本能”，即捍衛權力的本能。正是在政權爭奪你
死我活的關鍵時刻，我們才可以理解為什么施密特對政治浪漫派無休止的“永恒的對話”
深惡痛絕。
目前，對于執政階層而言，烏克蘭的局面，要點在于政權掌握在自己的手中，還是掌
握在反對派手中。在美俄的爭奪中，包含著你死我活的爭奪。看不到這種爭奪的殘酷性，
就看不到政治的本質，也就是看不到政治家的政治意志和責任倫理的重要性。
作為政治機構的最高法院
《21世紀》：不過，目前烏克蘭的政治危機正在通過最高法院來解決，也就是說，解
決憲政民主的危機可以通過最高法院。
答：不錯。最高法院或者說憲法法院是目前用來解決憲政民主危機的，這樣機制是憲
政民主自身的機制，就像修憲機制一樣。這樣的努力并沒有解決施密特所說的問題，誰來
執行最高法院的判決？法院的判決和憲法一樣，需要政治強力的保衛。
當年，美國面對奴隸制的政治分歧，國會和總統把這個燙手的山芋交給了聯邦最高法
院，首席大法官還真的做了一個政治判決，判定奴隸制符合美國憲法的要求，這就是臭名
昭著的Scott案件。但是，這個案件的結果導致了南北內戰，因為北方的廢奴運動者根本
就不承認“與魔鬼簽約”的美國憲法，而南方也不愿意接受聯邦憲法的約束，主張南方獨
立。最后當然要用戰爭來保衛憲法了。
此外，即使政治力量遵守最高法院的判決，那么最高法院也必須要作為政治機構而不
是作為司法機構來思考問題。因為在這個時候，最高法院解決的不是普通的糾紛，而是要
做出一個政治決定。
在2000年戈爾訴布什的案件中，最后投下關鍵一票的是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肯尼迪。
后來在闡述支持布什的理由時，他指出：“在這個時候，你必須為歷史承擔責任。”他認
為，之所以投票支持布什，是因為一旦戈爾勝訴，佛羅里德州議會要對計票做出決定，選
舉有可能拖延下去，可能在克林頓任期屆滿的時候，美國的總統還沒有產生，這樣的憲政
危機是美國難以承受的。肯尼迪大法官的決定無疑是一個有遠見的政治家的決定。“9·
11事件”的發生，也證明這個判決是恰當的。
因此，如果作為政治的考慮，烏克蘭最高法院應當判決選舉有效，這樣可以維持國家
的統一和政治秩序的穩定。如果判決選舉結果無效，只能加劇政治分裂，甚至導致國家分
裂。即使沒有出現國家分裂，假如第二次選舉也因為舞弊問題引發訴訟，難道能否決選舉
結果嗎？但是，我懷疑烏克蘭的最高法院已經被親美派控制了。
政治教育與責任倫理
《21世紀》：烏克蘭的民主化，乃至整個東歐、中亞的民主化對中國有什么經驗教訓
呢？
強世功：我認為，蘇聯、東歐和中亞的民主化進程不能給我們提供任何經驗，只能給
我們提供教訓。一個根本的教訓就是民主化轉型中的西方世界的和平演變導致國家的分裂
，這意味著我們對政治問題要有深刻的認識，尤其是要對政治的殘酷性有什么的認識。中
國作為一個大國，無疑會成為其他國家遏制和肢解的對象，對此我們要有清醒的認識。
當然，為了防止民主化轉型中的憲政危機，我們有很多工作要做，比如通過政治、經
濟和文化手段，努力解決地區差異和發展不平衡，強化各民族之間的紐帶；通過黨內民主
來增強執政能力等等。
但我認為最迫切的就是教育，小平同志當年曾經指出，改革開放以來，最大的失誤就
是教育。我認為他指出了問題的關鍵。當然這里的教育不是知識教育，而是文化教育和思
想教育，也就是我們所謂的政治教育或者通識教育，其中的核心就是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
價值教育。沒有這樣的教育，整個國家缺乏文化上的自尊心和自信心，面對西方世界早已
喪失了國格和人格，怎么能抵御和平演變呢？
《21世紀》：那么，在民主化過程中，我們究竟能總結出怎樣的可供學習的經驗呢？
強世功：我認為，中國的經驗就是中國自身的歷史和美國的歷史。因為這是兩個政治
大國，有深厚的政治經驗。在大國處理政治事務中，政治意志和政治決斷是最重要的。
布什就“反恐”問題公開宣布，全世界要么作為朋友站在以自由主義為代表的一邊，
要么作為敵人站在其對立面。這就是政治，布什這樣說是需要政治氣魄的，這也是美國保
守派非常可貴的地方。其實，我們今天也應當說：全世界要么作為我們的朋友站在擁護中
國和平崛起的一邊，要么作為敵人站在遏制和肢解中國的另一邊。沒有這樣政治意志，就
無法成為大國，只能作為其他國家的附庸國。
正如韋伯所言，成熟的政治家必須具有鋼鐵般的政治意志和追求權力的政治本能，這
其實就是我們所說的“政權”或者“江山”在誰的手中的問題。政治家聽從的不是什么美
麗的道德說教，而是要為整個民族和歷史擔負責任和使命，這就是韋伯所說的責任倫理。
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 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