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載《人民檢察》2008年第24期。
問:當前，司法體制改革正朝著優化司法職權配置、實現司法制度的公正高效權威方向不斷深化。然而，學界對何為司法、司法改革應在何種語境下進行等問題仍有不同認識，直接關系到司法體制改革的定位，您如何評價和看待這一問題?
陳光中（以下簡稱陳）:從根本上講，司法是國家行使司法權的一種職能活動。在將司法視為國家職權活動的前提下，既可將司法狹義地理解為審判，也可將司法廣義地界定為訴訟，即國家解決糾紛、懲罰犯罪的訴訟活動。而后者更契合中國司法改革的實際。如果僅僅將司法狹義地理解為審判，那么刑事訴訟中的審前活動無疑只能定性為行政活動，這樣不但在理論上對審前活動中公安機關和檢察機關有關偵查、起訴的行為定位難以合理闡明，在實踐中也會嚴重影響到訴訟活動的進行。
在司法大體等同于訴訟的語境下，我國的司法不僅包括審判，還包括偵查、起訴等審前活動。有的學者在討論司法的特征時會提到司法的中立性、被動性，我認為，中立性、被動性并不是廣義司法的特征，而只是審判的典型特征。偵查機關、公訴機關的職責就是要追究犯罪，提起訴訟，而這些活動都具有主動性。因此，與廣義的司法相適應，我國的司法機關應包括法院和檢察院。公安機關是行政機關，但其偵查活動屬于行使刑事司法權之活動。律師是參加訴訟的重要主體，律師體制應屬于司法體制之列。
問:司法體制改革是一個觸及政治體制變革的宏大的系統工程，需要理論界與實務界達成共識舉國協力。刑事訴訟法的修改是司法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您對刑事訴訟法改革的方向有何種看法?
陳:改革開放30年，是我國刑事訴訟法治建設取得長足進步的30年。當前我國正在進行的司法體制改革和刑訴法修改的準備工作，無疑將推動法治建設的進一步發展。我個人認為，從宏觀的視野上看，刑事訴訟法的修改，應遵循三條原則:一是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刑事訴訟制度;二是堅持懲罰犯罪與保障人權相結合、實體公正與程序公正動態并重的基本理念;三是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既不盲目照搬外國的制度，又要結合中國國情吸收世界優秀的法律文化。既不能脫離現實，又要適當超前。
問:在司法改革上，您很強調司法民主，對此您有什么具體見解?
陳:民主是社會主義的生命線，司法民主是社會主義政治民主的重要體現。司法民主的內涵包括司法的權力來自人民，司法服務于人民，人民有權參與司法、監督司法。為此，司法應增大公開性、透明性，讓民眾獲得更多的司法信息。司法人員應該理性對待人民群眾的各種訴求。應當進一步完善人民陪審員制度、人民監督員制度。
加強民主與保障人權緊密聯系，保障人權在刑事司法中仍存在諸多缺陷，有待改進和彌補，例如，如何防止刑訊逼供、超期羈押。同時，我們應當加強被害人的權利保障，抓緊建立被害人救助制度。
問:對于即將進行的刑事訴訟法修改，訴訟模式如何構造問題顯然不能回避。您如何看待這一問題?
陳:放眼全球范圍內刑事訴訟的發展，英美法系的對抗式模式和大陸法系的審問式模式，各有長短，正朝著互相取長補短、互相吸收、互相交融的方向發展。我國的刑事訴訟法修改應該圍繞公正、高效、權威三大價值目標進行，不能完全照搬國外。在公正、高效、權威的關系上應當堅持以公正為靈魂，構建三者的有機統一。因為沒有公正，高效必然失去準星，權威亦失去存在的基礎。當然為了高效、權威，公正價值有時難免要做出一定的犧牲，但不能過度。我國在訴訟模式上最好在適應我國政治體制的前提下，既吸收兩大法系的優點，又繼承自己的優良傳統，包括繼承馬錫五審判方式的精神，自主創新，構建與我國經濟社會法制發展階段相適應的有中國特色的刑事訴訟模式。
問:刑事訴訟證明標準是刑事訴訟中的一個重大理論與實踐問題。時下，理論界與實務界對客觀真實還是法律真實、證明標準是“排除合理懷疑”還是“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都有不同看法，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司法的公正和人權保護，您對此有何看法?
陳:在刑事訴訟證明標準問題上，我認為，應該以認識論和價值論為理論基礎，堅持客觀真實與法律真實相結合的理念，建立層次性的證明標準。司法實踐證明，查明案件事實真相是實現實體公正的基礎，事實搞錯了必然會出現冤枉無辜或放縱犯罪的后果，這是不言而喻的真理。當然訴訟的某些特殊性使得辦案者不得不停步在法律真實的面前。我們首先應當堅持刑事訴訟法規定的“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標準，在主要犯罪事實即被告人已實施犯罪行為的證明上，必須達到唯一性，即排他性的程度。我不贊成以“排除合理懷疑”代替我國現行的證明標準，因為它不認同“確定性”、“唯一性”，容易造成錯案。同時，刑事證明亦應在一定案件一定情況下適用推定，例如，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毒品犯罪中的明知、故意等。此外，被告人認罪的簡易程序證明標準也可適當降低。
問:通常職務犯罪具有隱蔽性，犯罪主體的反偵查能力較強，偵查機關對職務犯罪案件的證據收集難度很大，如對一些無法證明的受賄貪污之事實，最后不得不以巨額財產來源不明論處，您認為刑訴法該如何修改才能有效解決這一問題?
陳:在我國的貪污賄賂等犯罪案件偵查中確實存在偵查手段不足、追究不力的問題。根據現行刑訴法，檢察機關在職務犯罪偵查中，可以訊問犯罪嫌疑人、詢問證人和被害人、勘驗檢查、搜查、扣押物證和書證、鑒定等，而無權進行監聽等特殊偵查手段。《聯合國反腐敗公約》中規定有特殊偵查和技術偵查手段的三種方式:(1)控制下交付;(2)特工行動，主要包括特情耳目、臥底偵查、誘惑偵查等;(3)電子或其他監視形式。電子監視指利用現代技術監控如秘密拍攝、錄像等秘密偵查方法，其他監視形式指衛星監控、紅外線探測等。這些規定都可以為我們所借鑒。因此，我建議，刑事訴訟法修改時應規定反貪污賄賂部門在職務犯罪偵查中可以采用一定的特殊偵查手段，同時對其適用的范圍、程序、救濟程序作出明確規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