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杜悅
讀書和做學問本身就是一個需要“慢慢地”認真磨礪與涵養的過程，是一個與自己生命緊密相關的、逐漸展開的過程。
鄧正來，吉林大學法學教授。現為復旦大學特聘教授、復旦大學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院長、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政治學教授、博士生導師，教授法哲學碩士研究生
先有大學生后有大學
記：聽說您發起的小南湖讀書小組，與其說是一個開放性的讀書組織，更像一個國際學術研討會，這很與眾不同。請您介紹一下相關情況。
鄧：小南湖讀書小組成立于
這樣安排的用意在于：試圖通過讀書小組的討論，使學生們習慣一種學術交流和學術討論的方式。因為我想告訴大家一個道理，并不是先有大學，后有大學生，而是先有大學生對一般原理的學術討論，他們所在的地方才能被稱之為“大學”。我們的每次討論都是按照國際學術會議的通行模式運作的，由法理中心的一位老師專門來擔任主持人，這個主持人負責指定發言人和控制發言時間。主報告和主評論需要在15分鐘內盡量完成脫稿陳述，其他提交報告的同學按照事先排定的次序依次發言8分鐘。在每位發言人陳述完畢后，都由我來給出針對性的點評。因此，可以想見，在這個流程中接受訓練的學生，將會慢慢學會控制自己的表達方式和表述時間，以期使其他學友聽清楚并聽懂他想表達的意思，進而便于展開后續的討論；同時他們也會在這一過程中，懂得尊重和傾聽其他人的發言。
我設立讀書小組也有關于“因材施教”方面的考慮，在我看來，指導學生的理想方式是能針對每個學生的特點、思維傾向與他們的進步情況給予個性的指導。這種指導只有當學生們親自思考并做出文本之后才有可能進行，這在傳統的“一言堂”式課堂中幾乎不可能做到，而讀書討論會的形式卻可以實現這一點。當然，我針對每一位同學提出的具體問題，很有可能也是其他學生容易遇到的問題，因此，其他在場的學生也同樣可以獲益。
記：您剛才說到在讀書小組活動中，有一個固定的程序，就是您的點評。我想問一下，您是就書論書，還是針對讀書報告而言呢？您指導學生讀書的主要出發點何在？
鄧：我最主要強調的就是一定要有“問題意識”。不論在閱讀還是在寫作中都要不斷地提醒自己：這位作者要解決的是什么理論問題？或者我寫這篇文章到底是想解決一個什么理論問題？而這些理論問題的前提是什么？具體而言，在文本閱讀中，我告誡學生不要輕易忽略掉一些關鍵術語，或者任憑自己的想象去猜測這些術語的含義，而是要自覺地把它們變成一個個具體的問題，注意考證它們在學術脈絡中的演變軌跡。
我之所以強調要有“自己的理論問題”，是試圖提醒學生在閱讀與寫作中避免兩個取向，一是那種不在理論脈絡中認真把握作者對理論問題的論述而造成的“作者死了”的傾向；二是讀者因完全成了作者的“留聲機”與“復印機”而導致的“讀者死了”的傾向。因此，閱讀和寫作，在一般的意義上講，要既扎實梳理作者的基本思路，亦不能受制于作者的思維邏輯，而是最終使作者的思想成為我們的思想資源，為認識和解決與我們自己生活緊密相關的問題提供可能的視角。
帶著問題讀書
記：有人說您給學生提供的書單很“怪異”。如果按照傳統的學科劃分標準來看，這些重要論著分別屬于政治哲學、社會學、科學與知識社會學、文化人類學等不同學科領域，而真正嚴格意義上的你們本學科的法學論著卻極少見，這是為什么？
鄧：小南湖讀書小組，至今共讀了29本論著。我在早期的閱讀期間主要是想讓學生對我們每天所談論的“知識”之性質有一些基本的認識與反思，因此我專門安排了對英國“愛丁堡”學派的兩部科學與知識社會學著作以及對有些科普性質的《復雜：誕生于秩序與混沌邊緣的科學》一書的閱讀，而這些視角與我們對哈耶克、沃勒斯坦等學者論著的閱讀一道，基本上構成了對知識“客觀性”或“真理化”趨向的反思和批判。另外，我還專門安排學生閱讀沃勒斯坦的《開放社會科學》和《所知世界的終結》以及哈耶克《自由社會秩序的若干原則》等論著，而這些視角則是為了使學生認識到既有學科體系和學科劃分標準的人為性與局限性，尤其是既有學科體系和學科劃分標準對我們認識具體問題所設置的“反認知”的屏障，進而期望學生在閱讀與思考中不再簡單地把有的學科劃分視作我們知識生產和再生產的當然邊界或當然前提。
其次，我希望通過書目的安排傳達給學生這樣一個信息，即知識也是不受意識形態等樊籬之限制的，因此我們既仔細閱讀過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讀過上世紀40年代大陸學者蔡樞衡所著的《中國法理自覺的發展》，也閱讀過哈耶克及對哈耶克進行犀利批判的卡爾·博拉尼的論著。此外還包括諾斯的《西方世界的興起》、弗蘭克的《白銀資本》、貝克的《世界風險社會》和赫爾德的《全球化與反全球化》等論著。
我所主張的閱讀取向，大體而言，一是回到經典進行批判，二是要能針對中國當下的社會生活進行構建。因此，在我所提供的書目中見不到時新的論題或者新出版的論著，而是希望學生經由經典文獻的咀嚼而打好基礎理論的功底。與此同時，對經典知識資源的閱讀和批判，也是以思考和認識當下中國為基礎的，也就是說，我希望學生能夠帶著各自對當下中國的問題有意識地進入到對西方經典思想資源的研究過程中去。
讀書要慢慢來
記：您在英文“原典精讀”的課程中提出了“比慢與較真”的口號，這似乎有些不合時宜，您的出發點何在？
答：坦率地講，我開設這門“原典精讀”課程，確實是有訓練學生讀懂原文文獻并能夠精于學術翻譯這一方面的初衷的。因為，毋庸置疑，在中國社會科學（包括法學）目前的發展階段上，不了解和認識西方社會科學業已取得的成就及當下的發展趨勢，我們是極難知道社會科學應該如何發展、向哪個方向發展以及在什么基礎上繼續發展。
如果我們在這種“無知”的情況下談發展社會科學或法學，那么我們的努力完全有可能是在重復前人的知識勞動而不自知，而這實際上是根本無視了前輩先哲為人類作出的知識貢獻。因此，自“西學東漸”以來延續至今的這種局面，要求我們尤其是我們這一代人指導之下的未來中國學人，必須首先掌握好讀懂外文的原文文獻并能夠進行高質量學術翻譯這一項最起碼的基本功。如果我們和我們的學生在這一基本素質上極為不足，那么中國學術界其后的一切學術研究層次相對于世界學術的發展而言都將無法得到保障，甚至根本無法論及。這里需要指出的是，我不是認為中國社會科學的發展要以西方的學術研究水平為尺度，而是認為我們的知識努力不應該成為無視任何他人業已做出的學術成就的工作。因此，我為學生開設的這門課程之所以如此講究“慢功”和語法上一定不準出錯，確實首先有為學生打牢學術研究之基礎這一含意。就此而言，學生們首先看到了我在翻譯和英語水平上的用心與嚴格，進而產生了一些這樣的疑問，也是不難理解的。
說實話，按我這種原典精讀法去進行閱讀，是無法保證學生們能盡快或最有效地讀出成果來的，而且我所帶給他們的也并不是單純的更多的知識。因為無論從哪種“教學”的眼光來看，“原典精讀”課程的進度都無疑是太慢了，我們每天用三個小時的時間，完成的常常就只有十幾個句子，最多也就兩三頁文字。去年我們翻譯著名法學家霍姆斯的名篇《法的路徑》，便幾乎用去了一個學期。因此，不僅對于講授原著來說速度較慢，而且它傳授給學生的“知識”實際上也是相對較少的。但我希望也相信參與這門課程的學生會慢慢體味到這種閱讀方式背后的一些更為深層的東西，當然這其中也包括大家談到的，我花時間傳遞給學生們的那種為學心態的問題。
有時學生不免急躁，我也完全理解學生的心情，但面對這一情況，我反反復復告訴給他們的是三個字：“慢慢來”。“慢慢來”意味著，從不會討論到學會深入探討問題，是一個需要慢慢轉變的過程，從把知識視作外在之物到把知識視作自己的生命的一部分，也是一個需要慢慢轉變的過程。它也意味著，讀書和做學問本身就是一個需要“慢慢地”認真磨礪與涵養的過程，是一個與自己生命緊密相關的逐漸展開的過程。經過一段時間的規訓，他們開始能夠融入到這種課堂當中去了，也慢慢意識到知識實際上就是他們生命的一部分。
作者不能死 讀者也不能死
記：您最近在指導學生閱讀時經常提倡，對每個西方論著者的思想進行“個殊化”研究，還說，“作者不能死，讀者也不能死”，這種思路僅僅源于您個人的學術取向，還是您有特定的用意？
鄧：我想要在根本上講，它是以明確反對如下幾項流行的誤識為前提的：第一，明確反對那種要求在閱讀或研究西方論著的時候以西方自身所“固有”的問題脈絡為前提甚或為判準的觀點。因為這種觀點誤設了這樣一個前設，即西方有著一個本質主義的問題脈絡，由于它是客觀存在的，因而是可以被復制或還原的，而且是能夠被我們完全認識的。需要強調指出的是，這種試圖以西方“固有”的問題脈絡為依據的“還原式”閱讀設想或努力，乃是以閱讀主體可以完全不帶前見地進行研讀這一更深層的誤識為基本假定的。第二，明確反對大而化之的“印象式”言說西方思想。因為我們知道，這種整體的西方思想并不存在，所存在的只是以各自特定時空為背景而出發的每個個體西方論者的思想。第三，與之緊密相關的是，明確反對以籠而統之的方式談論所謂的一般“問題”，因為不同的西方論者在不同時代對于“相同”的理論問題可能持有極為不同的觀點，更是因為這些所謂“相同”的一般問題在不同時空的論者那里實際上已然變成了不同的問題。第四，明確反對那種所謂人有能力不帶前見，進而可以不以中國作為思想根據的閱讀西方的方式。由此可見，我在這里所主張的是一種明確承認以“中國”作為思想根據的“個殊化”研究方式，亦即一種以研究者對于“中國”當下情勢的“問題化”處理為根據，而對西方法律哲學家的思想進行逐個分析與批判的研究路徑---盡管這種思想根據在絕大多數情況下是以一種隱微的方式發揮作用的。
我倡導大家個性而深入地研究西方重要法哲學家的思想，最終的目的決不是讓他們成為某個細微領域里面的專家；而是想讓他們從開始就能跟隨某位大師的思考路徑進入問題，通過認真的研究逐漸領會一位大師思考問題的方式。首先，在我看來，這一過程對剛剛邁入學術之門的年輕學者而言，尤為有益。因為這不同于單純知識點的灌輸，這種思維方式上的學習，能夠作為我們認識并懂得以學術的方式分析問題，掌握學術性思維方式的有效訓練。經過這一研究過程，我們將不僅全面領會了這些理論資源---重要的西方法學家們思考了什么，而且更有可能深入體悟到他們為什么如此思考，其思維路徑是怎樣的？
這樣思考問題對我們今后自己做研究來說有哪些啟發？有哪些警醒，以及有哪些必須予以否認與批判？我經常說讀者不能“死掉”，強調的便是這個“為我所用”意義上的后者。
其次，就具體的研究過程而言，在我看來，每一個大師的思想都不是孤立的，只要你去研究他，實際上你就是走入了一片開闊的林地。
因為西方的學術傳統以及學者的社會背景保證了他們必定會不斷與其他學者產生觀點上的交集或者交鋒，甚至碰撞成綿延幾代人的激烈對抗。在這種情況下，除非我們過于僵化地人為割裂問題，否則的話，是不會有所謂獨立的“樹木”存在的。我還是堅持這一觀點，我們必須真正語境化地、自覺把中國作為根據地去研究西方，而不是把西方的知識封閉成真理或者將其固化成與我們自己的思考與現實生活無關的僵死教條。
鏈接 小南湖讀書小組學生感言
刻骨銘心的痛苦
陳昉 吉林大學法學理論專業05級碩士研究生
小南湖的參與者們都會體味到或多或少、這樣或那樣的“痛苦”。這種痛苦恐怕主要來于我們自身的缺點被揭示，如同被放置在手術臺上一般為無處遁逃的學術規訓嚴加剖析。
小南湖讀書小組的訓練，給我們帶來的另一大“痛苦”，就是使我們意識到了并且痛悔自己身上的那種“封閉性”。我們自身知識結構的狹窄和單一，我們對于其他人文學科關注與了解的貧乏，我們交往群體的固定和身份同一……
體會愉悅
晁育虎 吉林大學法學理論專業04級博士研究生
在小南湖讀書小組這種開放式的閱讀和討論氛圍中，我們逐步感受到，作為學術活動的讀書不僅僅是一種個體行為，而且還需要一個公共的、開放的平臺。這樣的平臺，使我們體會到來自同道的熱情與溫暖，體會到讀書的價值與樂趣，而且還驅使我們跨越學科、學校、身份乃至于地域的限制而展開閱讀和討論。小南湖讀書小組的成員，有老師也有學生，有博士生也有碩士生和本科生，有法理學專業的，也有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和哲學專業的。而閱讀的書目更是超乎我們的想象，從經典的《共產黨宣言》和《法律與革命》，到新潮的科學知識社會學論著和大陸學界少人問津的卡爾·博蘭尼。另外，開放的平臺同時還促使我們不斷養成學術規范的意識：它使我們懂得了尊重、守時與感謝，懂得了怎樣為文章命題與做注釋，懂得了努力貢獻、也懂得了無私分享。
一個自我覺醒的起點
王勇 吉林大學法學院教師，法學理論專業博士研究生
作為第二期成員，我竟然被
《中國教育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