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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大元教授訪談:百年憲法研究的歷史起點
發布日期:2009-09-14  來源:檢察日報  作者:佚名

專訪韓大元:百年憲法研究的歷史起點

1908年8月27日,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憲法性文件《欽定憲法大綱》誕生,韓大元教授談:“百年憲法研究的歷史起點”。

學術界基本達成共識:清政府1908年8月27日頒布的《欽定憲法大綱》,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由官方頒布的憲法性文件。目前,主持國家社科項目《中國憲法學說史研究》的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韓大元教授和他的團隊,正在重新研究這一歷史文件。他認為,《欽定憲法大綱》第一次以成文憲法的形式確定了國家的基本治理原則,使得憲法的概念從此深入人心,成為我國政治變遷中的一個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在晚清以后的政府更迭中,各屆政府無不以制憲、立憲為其首要任務,無不以憲法作為統治的合法性來源,這就確立了我國憲法統治的基本原則,為以后的法制現代化建設與憲政建設奠定了必要的歷史與政治基礎,從而揭開了我國政治制度改革之帷幕,同時也在一定意義上開創了我國百年憲政建設之先河。

兩天后,《欽定憲法大綱》將迎來百歲生日,報道對其最新研究成果,該是最有意義的祝賀。

A 為什么說憲法發展史的起點是《欽定憲法大綱》

記者:您正在主持國家社科項目《中國憲法學說史研究》,《欽定憲法大綱》是目前課題組研究的重要內容之一。為什么說百年憲法的起點是《欽定憲法大綱》?學術界普遍認同嗎?

  韓大元:1908年8月27日清政府頒布了《欽定憲法大綱》。對于這部憲法大綱的性質與歷史地位,學術界基本達成共識,認為其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由官方頒布的憲法性文件。過去學術界在評價上,片面地強調其“反民主性”和“反立憲主義”的方面,而對其歷史上起到的“限君權”和“保障權利”的功能缺乏客觀的評價。很多教科書中談及《欽定憲法大綱》時,大部分的評價是批判性的。我個人認為,對100年以前頒布的憲法性文件,應給予客觀的、歷史的、理性的評價,既要分析其歷史的局限性,同時也要肯定其中國憲法歷史上起到的進步作用。

  目前,學術界對《欽定憲法大綱》的本質及其在中國憲法發展歷史上產生的影響有不同的評價,但對其作為“中國憲法發展史的起點”的認識上還是普遍予以認同的。在《欽定憲法大綱》頒布以后,學術界對憲法學的研究就有了文本上的依據,以后歷次憲法文件的頒布也都在某種程度上受其啟發。

  因此,作為中國憲法研究的一個范本,《欽定憲法大綱》因為其歷史上的首創性而成為了中國百年憲法學研究中的不可回避的文件,成為了百年憲法研究的歷史起點。

記者:《欽定憲法大綱》是一部怎樣的憲法性文件?它的基本特點是什么?

  韓大元:《欽定憲法大綱》的出臺是清廷師從西方、仿行憲政的產物。晚清的多次出洋考察,得出的一個結論是中國宜實行君主立憲政體。而在當時比較成功的君主立憲政體中,英國是不成文憲法國家,不易模仿,德國憲法對君權限制較多,于是,參照日本明治的君憲政治、實行立憲政體就成為清政府的不二選擇。在官方和民間人士的共同推動之下,1908年8月27日,清政府終于頒布了《欽定憲法大綱》。需要注意的是,當時的名稱僅僅是《憲法大綱》,并沒有“欽定”二字,“欽定”二字是后來的習慣稱謂。

  之所以稱之為《憲法大綱》而不是稱其為《憲法》,是因為這里規定的僅僅是綱目性的要求,而不是具體的憲法條文,也就是說《大綱》是為以后制定“清朝憲法草案”的“準則”,是一種指導未來制憲的“綱要”。大綱共分為兩個部分:“君上大權”和“臣民權利義務”,共二十三條。其中“君上大權”十四條,是大綱的正文主體部分;“臣民權利義務”九條,為正文的附錄部分。對于《欽定憲法大綱》的宗旨,在憲政編查館、資政院聯合上奏的奏折中有詳細體現:“夫憲法者,國家之根本法也,為君民所共守,自天子以至于庶人,皆當率循,不容逾越……一言以蔽之,憲法者,所以鞏固君權、兼保護臣民者也……憲法大綱一章,首列大權事項,以明君為臣綱之義,次列臣民權利義務事項,以示民為邦本之義。雖君民上下同處于法律范圍之內,而大權仍統于朝廷,雖兼采列邦之良規,而仍不悖本國之成憲。”

  盡管《欽定憲法大綱》帶有濃重的封建專制色彩,但是在內容上,它既對以前至高無上的皇帝權力進行了一定程度的制約,又對公民的基本權利進行了一定程度的確認,還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立法權、行政權、司法權相互分工的理念,因而,從整體上來看,我們完全可以將其稱為一部體現君主立憲精神的憲法綱領。因此將其作為我國百年憲法發展的歷史起點,是毫不為過的。

B 它是在怎樣的歷史環境下出臺的?

  記者:請您談談它產生的歷史背景。

  韓大元:真正觸動清廷反思皇權政體的,是1904年的日俄戰爭。日俄戰爭伊始,戰爭局勢變化莫測。蕞爾小國日本能否戰勝橫跨歐亞兩國的老牌強國沙俄?許多人尤其是清政府是不抱樂觀態度的,當時國人大多認為,俄國必將贏得這場似乎實力過于懸殊的戰爭,所以清政府在戰爭開始不久就制定了傾向于俄國的外交政策,以求討好于未來的戰勝國。然而,當時的一些開明分子尤其是立憲派基于其對立憲、專制政體的深刻認識,得出的結論卻是實行君主立憲的日本必將戰勝君主專制的沙俄。歷時一年多的日俄戰爭,終以日本大獲全勝而告終。

  日俄戰爭的結果也使得立憲派的主張深入人心,一時之間,“立憲救國”的口號響徹云霄、聲不可遏。當時的輿論呼聲是:“此戰誠為創舉,不知日立憲國也,俄專制國也,專制國與立憲國戰,立憲國無不勝,專制國無不敗。”越來越多的民眾意識到,中國欲富國強兵、救亡圖存,除了需要堅船利炮之外,更需要立憲法、開國會、建議院,實行君主立憲。中國和俄國兩個君主專制大國相繼敗于立憲國日本的事實也具體而直觀地告訴國人,君主立憲政體對于國家興亡的重要性。這一點,即使連那些一貫保守、反對變革的守舊大臣也不得不承認立憲的重要性,進而有的人轉而支持立憲,成為立憲運動中一支不可忽視的推動力量。因而,在報紙輿論的宣傳鼓動之下,再加上立憲派人士的積極推動,原本和中國沒有太大關系的日俄戰爭卻產生了意想不到的結果,使得立憲成為了一種普遍關注、不可阻遏的全國性思潮,在某種意義上,成為了近代中國社會中的立憲思潮的導火索。

  在這種背景下,清政府于1905年7月16日一紙令下,正式宣布派遣五大臣出訪歐美和日本等立憲國家進行實地考察,重點是考察這些國家的政治制度尤其是憲政制度方面的情況。這些出洋考察大臣回國之后,一致的共識就是“非立憲無以救國”。因此,在這種思想主導之下,《欽定憲法大綱》的頒布也就水到渠成了。

記者:《欽定憲法大綱》中保障民權的措施是否充分?您如何評價?

  韓大元:剛才在對《欽定憲法大綱》進行評價的時候已經說過,大綱的附錄部分名字就為“臣民權利義務”,共有九條,其中前六條是關于基本權利方面的,后三條是關于基本義務方面的。從基本權利的范圍上看,《欽定憲法大綱》規定的范圍還是比較狹窄的,僅僅涉及了人身自由、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等少數幾項,其他的大部分基本權利都沒有涉及。因而,單從大綱的內容來看,很難說當時的民權保障是充分的。不過,需要注意的是,《欽定憲法大綱》僅僅是一個“大綱”,即是一個憲法性的綱領,而不是正式的憲法文本。在奕?痢?溥倫上奏的奏折中,也明確申明:“憲法大綱,其細目當于憲法起草時酌定。”評價憲法和評價憲法大綱的標準應該是不一樣的,所以不應該因為《欽定憲法大綱》中的保障民權措施缺乏有效性、廣泛性就否定其對民權保障方面具有的積極意義。

  記者:對于大綱中規定的“總攬司法權”相關條文該如何評價?

  韓大元:大綱第十條規定君上“總攬司法權。委任審判衙門,遵欽定法律行之,不以詔令隨時更改。司法之權,操諸君上,審判官本由君上委任,代行司法,不以詔令隨時更改者,案件關系至重,故必以已經欽定為準,免涉分歧”。對于這個條文,以前我們主要以批評為主,認為其是皇帝專權、封建專制的標志。當然,從本質上講,這種批評是有一定道理的。不過,如果我們從文本規定出發來加以評析的話,也會從中發現某些積極的因素。首先,這個條文確立了司法權的行使主體是“審判衙門”,而不是皇帝和行政機關,這就確立了司法權和行政權分離的原則,而這個原則是近代立憲主義傳統的基本特征之一。第二,這個條文確立司法的原則是“遵欽定法律行之,不以詔令隨時更改”,也就是審判的時候,要以已經頒布的法律為依據,即使是皇帝的詔令也不能隨時更改。這實際上是對皇帝權力的一種限制,在某種程度上帶有司法自治的精神,盡管這種意義是非常薄弱的。

  其實,這個條文所體現的司法自治精神,在溥倫上奏的關于《欽定憲法大綱》的奏折中也有體現:“謹按君主立憲政體,君上有統治國家之大權,凡立法、行政、司法,皆歸總攬。而以議院協贊立法,以政府輔弼行政,以法院遵律司法。上自朝廷,下至臣庶,均守欽定憲法,以期永遠率循,罔有逾越。”

  C 研究百年前憲法,有何現實意義

  記者:在普通民眾的印象里,我國憲法的起點是新中國的1954年憲法,而當下研究100年前頒布的《欽定憲法大綱》有什么意義?

  韓大元:1954年憲法是新中國憲法的起點,這是毫無疑問的。但是新中國憲法史只是中國憲法史的一部分,舊中國憲法史也屬于整個中國憲法史的組成部分,我們研究新中國的歷史離不開對舊中國憲法歷史的回顧和反思,因為,任何憲法都存在于歷史過程之中,都必須置于一定的歷史環境與憲法傳統中才具有鮮活的生命力。

  在1954年憲法制定過程中,毛澤東曾主持召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臨時會議,討論1954年憲法草案中的兩個問題。其中一個問題是,修改憲法序言中的一個表述。草案序言中把1954年憲法表述為“我國的第一部憲法”,毛澤東認為,過去中國憲法有八部,如清朝的《欽定憲法大綱》、《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等,說1954年憲法是“我國的第一部”不妥,說它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則名副其實。后來,把序言中的表述改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這就表明了制憲者對中國憲法歷史的客觀態度。

  在憲法學說史上,紀念《欽定憲法大綱》頒布100周年的意義也是多方面的,作為歷史文獻意義的《欽定憲法大綱》已成為100年中國憲法歷史發展過程中的遺產,反映了特定的歷史價值;作為憲法文本意義上的《欽定憲法大綱》已成為中國憲法發展的歷史起點,憲法文本所蘊涵的規范價值貫穿在100年憲法發展過程之中;作為憲法文化意義上的《欽定憲法大綱》以其豐富的文化傳統反映著中西憲法文化的沖突與融合的過程,成為中國憲法文化傳統的一部分,展現憲法性文件背后的憲政價值。

王麗麗 (秦強博士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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