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道暉，當代著名法學家，祖籍湖南湘陰，1928年出生于湖南長沙，清華大學畢業，曾先后任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研究室副主任，中國法學會研究部主任，《中國法學》雜志社總編輯、法理學研究會副會長等職。他還是中宣部、司法部特聘的法制宣傳高級講師團講師，國家社科規劃委員會國家基金課題評審組成員，北京大學憲法學行政法學博士生導師組成員，最高人民檢察院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但是這位新中國的法學泰斗，學習法律卻是從50歲開始的……
顛沛流離的少年時代
郭道暉于出生于湖南長沙，祖籍為湖南湘陰，據考證，根據湖南湘陰郭氏族譜記載，晚清第一位駐外外交家郭嵩燾 先生，是郭道暉的曾祖。郭家是書香世家，注重家族觀念，郭道暉的父親郭德垂是湖南著名的化學老師，被人尊稱“郭化學”。
郭道暉在家里排行第五。按照郭門“家先立本，道德與文章”的起名慣例，郭道暉正好是屬于“道”字輩的。其兄弟分別為道曦、道曉等。后來郭家幾兄弟上小學時圖寫起來方便，道曦變成了道西，道曉變成了道堯，只有道暉沒有改成道軍。道暉兄弟姐妹年少時，常得雙親教誨：“做人總得有志氣，有骨氣，自立自強，決不能低三下四，仰人鼻息。”郭道暉深受其影響。
少年時代，郭道暉就讀長沙市十一小學。抗日戰爭爆發后，隨家避難，先后在長沙東鄉、湘潭石潭、安化漣碧小學（即有名的一師附小）讀書。在輾轉讀小學期間，郭道暉曾將國文課本上所載故事，即13歲少女荀慧娘英勇墜城突圍，到長沙搬救兵解襄陽之圍的故事，改寫成長篇七言史詩，頗得老師贊賞。此時還與同班同學組成“三友社”，出版壁報獲獎，并以第一名畢業。時人以“學行優秀，頗長文思”贊之。
從1940年起，郭道暉就讀于其父任教的國立十一中。三年后畢業時，本可直接保送高中。但當時管訓育的教官盧某對他印象不好。
有一次，郭道暉在黑板上畫了一個大腹便便的奸商，一位同學硬說是在諷刺他當糧行老板的父親，告到教官那里，結果郭道暉被罰站一小時。 這印象不好直接影響了保送。初中畢業時，訓育處給了他這樣一個評語：“學行優異，惟體弱多言”。“多言”成了一條罪狀，于是郭道暉不被保送。
不過這并沒有影響郭道暉，他仍然以第一名考上高中。
郭道暉也從這時候開始了游走千余里的高中生活。1944年，豫湘桂戰起，郭道暉隨家游走于桂林，隨即與其弟弟考入國立漢民中學。上課不到一個月，日寇進逼，兄弟二人只好告別父母，隨校遷廣西百壽及貴州榕江，十五六歲的年紀正是今天的孩子們的花季雨季，可那時的郭道暉已經背負行李，在湘桂黔邊境行走近千余里，又加疾病纏身，備嘗艱苦。1944年冬，兄弟又步行去貴陽，與逃難至此的父母會合，后前往重慶，進入四川巴縣戰區學生高中進修班半年。后轉入江津國立九中。抗戰勝利的第二年，郭道暉隨家返湘，在湖南省立一中讀半年，于1947年畢業。
整個高中六學期，郭道暉顛沛流離，輾轉換讀了五所學校，在路上的時候，有時候就是靠賣掉身邊衣物換取一日兩餐稀飯度日。
在那艱辛的游走中，郭道暉目擊時艱，他的身體遭遇了磨難，思想亦逐步地成熟起來了。在重慶時，他已經能夠讀到《新華日報》等當時的進步報刊，194５年在昆明爆發的“一二一”運動，更是激起他對獨裁當局的憤恨和對民主的訴求。他主編年級刊物《新聲》，以筆名“斗非”發表一些批評時政、抨擊時局、揭露社會丑惡的雜文，頗受全校關注，獲得了壁報比賽冠軍，并得“筆掃千軍”錦旗一面。
1947年7月，郭道暉迎來了“高考”，——那時的“高考”不像現在的高考，要每個學校分別報名和考試。
“大熱天里，我一連考了四所大學，筋疲力盡，大病一場。幸好被三校同時錄取。”多年后郭道暉在《七十自述：風雨人生紀程》中寫道。
郭道暉最后選擇了清華大學電機系。郭道暉選擇清華大學電機系，一是因為它的理工科很好，當時電機專業又是最尖端的，想學一技之長，工業救國，也免得畢業即失業；二則主要是仰慕清華的民主自由風氣。
和朱镕基一起讀清華
那年湖南考取清華大學電機系的，有郭道暉，也有后來的共和國總理朱镕基。
郭道暉和朱镕基在中學就是同學，郭道暉比朱镕基高一班，他們成為莫逆之交是考入清華以后的事情，在一中時他們互相并不認識，但那時朱镕基是郭父的學生，朱镕基對郭道暉甚為敬重。
進清華后，二人同住在大禮堂附近的二院。加上朱镕基與郭道暉的父親有師生之誼，與他又有同窗之緣，更主要是兩人思想、性格比較相投，所以一見如故，成了朋友。
1948年春，有一天郭道暉偶然從北平一家報紙副刊上讀到以“容基”為筆名寫的一篇文章《談愛與憎》。這是一篇優美的散文，援引了高爾基的小說《母親》、曹禺的話劇《北京人》、李廣田的詩和托爾斯泰小說《復活》中論愛的格言，特別是他有感于自幼失去父母天倫之愛，對舊社會世態所扭曲了的愛表示了懷疑和鄙屑，提出愛與憎要分明，要以新的歷史觀、人生觀，去自我犧牲地熱愛廣大人民，并且恨那不準他愛的。這引起郭道暉的共鳴。郭道暉立即在同一報紙上發表了《與容基先生談愛》的文章，與之呼應，表示愿和他“攜緊心靈之手，學習著走上這條真理之路！”
后來一次清華同班同學畢業后聚會上，面對根根銀絲的昔日同窗，郭道暉信口拈打油詩一首，“五零五一級，虎年又同席；電機常運轉，微波傳信息。遙感舊時情，交流憑磁力；驥老心猶壯，自強永不息。”以此回憶他們的大學生活。
剛進大學時，郭道暉上課總喜歡搶坐前排，認真聽講。不久，隨著革命形勢迅速發展，即投身于接連不斷的反美蔣、爭民主的學生運動，游行、發傳單，在國民黨軍警的坦克車和機關槍威嚇面前，無所畏懼地爬上西四牌樓，用油墨寫反美蔣的標語。上課的位子，也一點點后移，開始偷看毛澤東的《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論》和《聯共黨史》、《反杜林論》等，認定了只有革命，才有出路！郭道暉積極參加了當時的進步社團和壁報《清華人》，發表了《論覺醒》等長篇政論及時評，頗有影響。
在九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舉行的中外記者招待會上，當時的總理朱镕基講到，他曾經對以人權衛士自居的美國前國務卿奧爾布賴特說：“我參加爭取和保障人權運動的歷史，比你早得多。”郭道暉正是這一段歷史的參與者之一。
1948年4月，北平各校掀起了“反饑餓、反迫害”的“四月學運”風暴。清華和北大等校師生員工舉行了連續半個月的罷課。為保護校園，清華同學組織了護校糾察隊，郭道暉和朱镕基都是糾察隊員之一，輪流值班。郭道暉拿著棍棒半夜值班歸來，就叫起朱镕基接替。
該年7月，郭道暉加入中共領導的地下組織“新青聯”，隨后加入中國共產黨，并擔任電機系“新青聯”分部書記。當時上級指示將工作重點轉移向班級，郭道暉與其他同志在一起，團結同學，組織讀書會，發展盟員，發動學生參加學生運動。到清華園解放前夕，電機系地下黨員、盟員發展到70多人，為全校各系中進步力量最強大的系。
1948年冬，郭道暉代表組織，介紹朱镕基加入“新青聯”， 朱镕基當即欣然同意。1949年10月郭道暉又介紹他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五十歲學法律：郭道暉的法學之路
1952年，共和國歷史上迎來第一次院系調整。郭道暉代表清華大學黨委，參加北京大學黨委會，任“新北大”籌委會委員，作為黨內負責人，配合行政負責人，將清華大學文、理、法三學院合并到新北京大學和其他學校。次年蔣南翔擔任清華大學校長，派郭道暉創辦《新清華》校刊。
1957年成為我國歷史開始下滑的一個轉折點， 郭道暉的人生也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沖擊。這年在全國范圍內開始了打擊右派的活動。郭道暉1958年2月補劃為“右派”，被開除黨籍。 消息傳出，得知者莫不驚詫。
而與此同時，郭道暉的父親在湖南師范大學也被劃為“右派”，時任湖南衡南縣長的弟弟郭道堯竟被逼得全家自殺。文化大革命中，這種磨難已經加劇到無以復加的地步。他其他的餓兄弟姐妹都受到株連，有的被取消預備黨員資格，有的不讓再擔任黨內領導職務，有的不讓入黨。
遭遇如此嚴重的人生挫折，對郭道暉不啻是一個考驗。在逆境中，郭道暉在兢兢業業干好工作的同時，還編讀了中譯本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寧選集》、《毛澤東選集》和一些研究共產主義運動的經驗教訓的外國馬克思主義者的著作，特別是批判斯大林主義的著作，以探究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究竟除了出了什么問題。這期間，郭道暉還讀了許多中外美學名著（包括中國古典藝術、哲學、朱光潛的美學論著和他翻譯黑格爾的三卷本《美學》），以及《魯迅全集》。
新中國成立半個多世紀以來，中國法治與法學發展的道路艱難曲折。前三十年的法律界和法學界是重災區：被錯劃的右派最多；監察部司法部、檢察院、律師等已被取消；文革前全國法律院校只剩四所，而且只講政治理論與政策，不講法學。
粉碎四人幫以后，郭道暉接到人大法工委的調令，調入人大法工委，開始了人生新的征程。對郭道暉來說，法學上的權利、權力范疇，同他大學時代所學電機上的電流、電壓，固然是風牛馬不相及，也同他喜愛并從事過的文、史、哲和美學研究大異其趣。
中國長期飽受執法混亂之苦，郭道暉的切身經歷中也有感受。所以，抱著親歷其景，觀察一下國家機器運轉的實況，為中國法制建設略盡綿薄之力，毅然決定后半生從頭學起。
在人大法工委的8年多，郭道暉以其深厚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功底和敏銳的思考，對歷來被曲解、被扭曲、假冒的馬克思主義政治與法學觀點，和違背人民意志、違反真理與時代潮流的做法，直言不諱地加以針砭，為我國法學與民主法治的發展，披荊斬棘，探詢新路。《中國立法制度》、《民主·法制·法律意識》的出版是這方面的明證。
郭道暉強烈的使命感和理論勇氣，其不為尊者諱，敢于堅持真理，挑戰權威的精神，受到法學界的普遍贊譽。
1989年郭道暉六十歲而離休，同時被返聘為《中國法學》主編，此時那場驚心動魄的政治風波剛過，一時理論界萬馬齊喑，《中國法學》甚至出現前所未有的稿荒。法學界此時也刮起一陣以左批右之風，有主流觀點提出“法學界自由化思想嚴重泛濫”，要求大加清理。有的理論刊物發表4萬字的長文，例舉法學界幾十個“反馬克思主義”和“自由化”的觀點，甚至把認為原始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都有法的觀點都列為“歪曲和否定馬克思主義法律觀”。
郭道暉秉持實事求是、堅持真理的態度，以敢于反潮流的勇氣，接連發表了一系列文章：在《正本清源 繁榮法學》中指出，不能把學術觀點當作資產階級自由化來批，正本清源不是要重新回到左的僵化路上去。在《學習馬克思著作，繁榮馬克思主義法學》中，強調要用歷史的觀點看待馬克思經典作家的法學思想；在一片反右高潮中，他還撰寫了《繼續貫徹“雙百”方針》的評論，強調學術無禁區，要區別對待政治是非與學術是非問題……這些砥柱中流的評論發表后，法學界感到有如一陣清風來，頂住了壓力，維護了學術殿堂的尊嚴，安定了浮動的人心，也為《中國法學》維護了尊嚴。
1999年在日本名古屋河合研究所演講時，有聽眾置疑中國為什么要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時，郭道暉指出，這個口號不應該是一般地反對自由，只是特指不許反對中國憲法中確認的四項基本立國原則。他引用和解釋了《共產黨宣言》中的一句名言：“每一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指出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不但不反對自由，而且應該是最講自由，把實現每個人的自由發展作為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前提條件，追求在人類社會建立自由人的聯合體。
在座的聽眾很驚異馬克思主義者居然有這樣的追求，日本學者今井甚至坦然地說：“如果真是像馬克思說的那樣，那馬克思主義還有什么可怕？我也可以贊成馬克思主義的。”
馬克思本來不是魔鬼，是最講人權和人道主義的。只是被某些號稱他的追隨者加以誤解或者歪曲了所以馬克思學說，如果馬克思竟是他們說得那樣，那么我就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在日本的演講，郭道暉獲得了舉座雷鳴般的掌聲。
在他的堅持下，"法治"最終進入憲法
在國內，郭道暉是最早強調“法制”與“法治”的原則區別的學者，“刀制”、“水治”提法也是由郭道暉發明的。他形象地認為，“刀制”是象征把法制作為統治人民的刀把子；“水治”則取中國古代“水可載舟，亦可覆舟”之意，意味著任何人包括執政黨，都應受法的統治與支配。
十五大前，在中央已經提出“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制國家”方略后，他仍然反復堅持應講法治，而不能只講法制。并強調，依法治國的客體主要是國，即國家權力，治國必先治吏，重點對象應該是依法治權、治官。對當時地方把“依法治國”演繹成依法治省、依法治市直到治人的片面性提出異議。郭道暉 教授的論文《論依法治官》被《新華文摘》和其他報刊廣為轉載。
當法學界提出“市場經濟應該是法制經濟”之后，他也認為應該改為“法治經濟”，應該以市場主體的權利為本位，政府權力市為權利服務的，以體現政治與經濟的民主和對政府的制約。
黨的十五大報告最后采納了郭道暉的意見，法治由此成為中國社會各界的共識，并最終進入憲法。憲法的每一次修訂都牽引了人們的視線，他們試圖從每一次修憲的文本中解讀出中國法治的進城和政治社會的脈動。
很多人都說，郭道暉親歷了中國現行憲法的第一次修訂。1982年憲法修訂的時候，郭道暉只是全國人大待了幾年的機關工作人員，他作為本次憲法修訂委員會的秘書，從事了很多事務性的工作。后兩次修憲的時候，郭道暉更多是作為一個獨立思考的學者，在法學、或者法學與社會嬗變的互動角度作出回應。
“我是五十歲學法律，七十歲學電腦，等我八十歲的時候就研習書法”，郭老七十六歲高齡仍然雄心勃勃，他說把目前手頭的學術專著用一年左右時間完成后，將開始鼓搗一些小問章，尤其是整理一下當年右派中的歷史真相。
郭老目前身子骨還硬朗。一輩子相濡以沫的老伴每天做好飯招呼他的時候，他就在電腦前“爬格子”，“老而益堅，不墜青云求索志；桑榆非晚，猶獻春蠶未盡絲”。